緊急求赦免！內塔尼亞胡的最后一搏？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近日正式向該國總統赫爾佐格提出了赦免請求，希望總統能夠免除他正在面臨的腐敗指控。

這一舉動迅速在以色列國內引發激烈反應，許多人批評稱，此舉將損害以色列的民主根基，并傳遞出一個危險的信號，即總理個人似乎試圖將自己置于國家法律之上。

據官方消息，赫爾佐格于12月1日回應了內塔尼亞胡的赦免申請。

他表示，自己將“完全基于國家與社會的整體利益”來審慎處理這一請求。

赫爾佐格在當天發表講話時指出，赦免請求已經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爭議，他承諾將以“最恰當、最嚴謹的態度”對待此事。

這件事發生在戰爭持續、社會嚴重分裂、國際盟友壓力增大以及國內反對派勢力崛起的多重背景之下。我完全有理由認為，表面上，這個總理是試圖以“專心處理國家大事”為由擺脫司法指控；實際上，是自謀求生的政治行動。

其核心目的是在以色列政治可能發生重大震蕩之前，為自己鋪設一條相對安全的退路，同時打亂政治對手的進攻步驟。

看下法律層面的赦免請求，內塔尼亞胡巧妙地將個人面臨的腐敗指控與國家的緊急狀態——即持續的戰爭和安全危機——捆綁在一起。這是以色列政治史上一次高風險卻可能帶來高回報的敘事策略。

他試圖塑造一個“犧牲自我、服務國家”的悲情形象，向支持者傳遞這樣的信息：自己是為了領導國家度過危難，才不得不尋求司法解脫。在以色列當前高度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中，這種敘事能夠有效鞏固基本盤，將針對他個人的腐敗官司轉化為“左翼建制派和司法系統在國家危難時不顧大局的政治迫害”。

但這僅僅是表層。

更深層次上，這一舉動是在試探以色列政治體制的邊界，有意制造憲法上的模糊與僵局。

以色列總統雖然是象征性職位，但赦免權確有先例；然而將其用于現任總理、針對正在進行的審判，則是前所未有的灰色地帶。

內塔尼亞胡實際上是把一個政治難題拋給了總統和整個司法體系。無論總統赫爾佐格批準與否，都會引發巨大爭議。

如果批準，就開創了一個危險先例，可能削弱司法獨立；如果不批準，則可能被渲染成“體制不顧國家安危”。

這樣，公眾的注意力就從政府戰時決策的失誤、經濟困境等問題上被轉移，轉而聚焦于這場新的政治法律爭議。而最為深刻的算計在于，這是內塔尼亞胡在為政治生涯的可能終結準備“軟著陸”方案。

他顯然意識到，在戰爭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國內抗議不斷、執政聯盟內部分歧加大的背景下，自己的執政地位已進入倒計時。

一旦被迫下臺，失去司法豁免權后他將面臨漫長的審判。提前請求總統赦免，相當于在政治權力尚未完全耗盡前，動用最后的行政資源為自己爭取“免罪金牌”。

這不過是希望在掌權的時候，為自己安排最優的“退休方案”。

2025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致信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施加壓力，是理解此事的關鍵外部因素。它揭示了美國對以色列政策的內在矛盾和風險管控邏輯。

對美國方面——尤其是當時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內塔尼亞胡已經成了一個“麻煩的資產”。他強硬的地區政策，尤其是在處理加沙、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朗問題上的立場，屢次有將美國拖入非意愿沖突的風險。

但直接拋棄這位長期盟友又可能引發以色列國內政治地震，進而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

特朗普的信函正是這種矛盾心態的產物。

一方面希望內塔尼亞胡能穩住國內局面，繼續配合美國的地區議程；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解除其司法“枷鎖”，防止他在國內壓力下采取更極端的對外行動來鞏固自身權力。在這種邏輯下，赦免被美方視為一種“維穩”和“風險控制”的工具。

這一事件也公開化了美國對以色列內政的深度干預，標志著一種“新常態”。

它向以色列各派政治力量發出了明確信號，華盛頓不僅關注外交與安全事務，也深度介入國內政治博弈。

這反而促使以亞伊爾·拉皮德為首的反對派更積極地與美國及其他國際伙伴溝通，提前布局“后內塔尼亞胡時代”的關系，使得以色列內政的“國際化”程度空前提高。

談到反對派，領袖拉皮德的應對策略展現了現代地緣政治中“在野黨”的一種全新打法。

即通過構建國際合法性與支持網絡，來增強國內政治競爭力。

拉皮德在海外，例如訪問倫敦期間，討論貿易協議、武器出口和加沙戰后新方案，其想要傳遞的信息是：“我能提供內塔尼亞胡政府所無法提供的東西——政策的可預測性、外交上的可靠性，以及與美國倡議的順暢合作。”

他主動表示支持當時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加沙計劃，是在巧妙地將自己塑造成美國戰略的“執行伙伴”，與現任政府的猶豫不決形成鮮明對比。

同時，他善于將國際壓力轉化為國內政治資本。例如，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等機構因應局勢從以色列撤資，拉皮德有效地將其用作批評現政府“導致以色列被國際孤立”的論據。

他把經濟壓力、外交孤立與現政府的執政能力直接掛鉤，迎合了中間選民渴望恢復正常秩序、改善國際形象的普遍心理。

他與英國新外交團隊建立聯系，與保守黨領袖會面，都是在為可能提前到來的大選和政權更迭積累外交資產。

這種“影子外交”極大地提升了其作為未來總理候選人的可信度和準備度。

另外，地區沖突的持續，特別是北部邊境與黎巴嫩真主黨的對峙以及同伊朗的緊張關系，構成了以色列政治危機的潛在放大器，也可能成為內塔尼亞胡轉移國內視線的工具。

2025年6月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短暫而直接的沖突，打破了過去雙方長期維持的“影子戰爭”規則，將沖突的觸發門檻永久性降低了。

目前雙方處于“積極備戰而非對話”的惡性循環中。

在黎巴嫩前線，對真主黨保持一定程度的低烈度沖突或采取邊緣政策，對內塔尼亞胡政府而言具有雙重性：一面，可以維持其“戰時總理”的形象，凝聚國內支持，壓制反對聲音；另一面，沖突一旦失控升級為全面戰爭，帶來的巨大傷亡和戰略不確定性，也可能徹底摧毀其執政基礎。因此，當前邊境的緊張更像是一種“政治示強”，但其危險性極高，存在反噬操作者的巨大風險。

對于反對派領袖拉皮德而言，在安全議題上必須格外小心謹慎。

過度批評政府的安全政策容易被對手貼上“軟弱”或“不愛國”的標簽；而無條件支持政府，又會喪失反對派的批判立場。他的策略是更多地聚焦于“戰后治理”——比如具體的加沙方案——和“戰略可預測性”，試圖將公共辯論從單純的軍事強硬立場，轉向更具綜合性的長遠安全觀念。

不管從哪點來看，內塔尼亞胡的赦免請求，都無法將其孤立地看待，個中緣由，是以色列政治體系在內部極端極化、外部壓力加劇、戰爭疲勞蔓延和領導力信任危機的多重作用下，即將發生根本性轉變的一個強烈征兆。

我們至少會看見幾個深刻變化的趨勢。

首先，以色列政治的核心議程正在從絕對的“安全至上”向更為綜合的“治理能力”遷移。長期以來，安全議題主導著以色列的政治話語和選舉。

然而，持續的戰爭并未帶來更安全的環境，反而暴露了社會治理、經濟韌性、司法獨立和外交聯盟維護等方面的深層危機。普通選民的焦慮正逐漸從單純的生存安全，轉向對“生活品質與國家未來可預期性”的擔憂。

以拉皮德為代表的反對派，敏銳地試圖抓住并引導這一議程的遷移。

其次，以色列與最重要盟友美國的關系，開始從基于共享價值觀和歷史情感的“特殊同盟”，向更加工具化、注重實際利益的“伙伴關系”演變。

美國方面越來越關注以色列行為是否具有可預測性，以及其行動是否能有效配合美國的整體戰略，而不是無條件地支持某一位特定的以色列領導人。

相應地，以色列國內各政治派別也更加主動地將外交關系作為國內政治斗爭的工具，尋求國際背書來增強自身在國內博弈中的分量。

再者，以色列國內政治勢力的成敗，越來越取決于其在國際舞臺上——尤其是華盛頓和歐洲主要國家首都——構建的支持網絡和所獲得的信任度。

無論是內塔尼亞胡求助于特朗普，還是拉皮德積極奔走于倫敦，都是這一趨勢的具體體現。

政治風險的“國際化對沖”已成為以色列高層政治博弈的新現實。

無論內塔尼亞胡最終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都已經將以色列政治推到了一個臨界點。

它標志著以他個人為核心、以永續的安全危機為主要議程、以社會極化作為政治手段的時代，正在艱難地走向終結。

而新時代的輪廓，將由一場可能由內部選舉、外部危機或兩者共同觸發的大規模政治重組來定義。這個過程必將充滿動蕩與不確定性，但其方向已逐漸清晰。

未來的以色列將更需要一個能夠平衡安全與治理、修復嚴重社會撕裂、并重新在國際舞臺上定位自己角色的領導層和政治體系。

眼前的這場赦免風波，不過是這場宏大歷史敘事中，舊時代的主角試圖改寫自己命運結局的、充滿算計的一筆。

接下來的每一步發展，都值得密切關注，因為它不僅關乎以色列一國的走向，也深刻影響著整個中東地區的穩定與格局。

本文作者 | 七七愛吹牛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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