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之爭

山東威海榮成市西初家村的村支書馮玉寬，最近或許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一個看似簡單的詞語背后，竟能牽扯出如此巨大的波瀾。為了幫村民賣掉滯銷的優質小米，他學著年輕人拍短視頻、開直播。鏡頭里沒有華麗的包裝，只有金黃的谷穗、晾曬的谷物和樸實的講解。然而，就在訂單漸有起色時，他卻收到了來自科技巨頭小米公司法務的投訴，視頻因“關聯雷氏營銷”和“丑化小米高管形象”被平臺強制下架。鏡頭前，這位村支書鞠躬致歉，無奈又心酸地懇求：“我賣的是地里長的小米，和手機、汽車毫不相干，懇請給鄉村振興留條路。” 這句樸素的懇求，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下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困境：企業嚴格的商標權邊界，與最基層民眾賴以生存的公共利益，在數字時代狹路相逢時，孰輕孰重？
從法律形式上看，小米公司的維權行為似乎有其邏輯自洽的一面。作為一家市值千億的科技企業，其品牌“小米”在電子產品領域是核心無形資產，對任何可能“搭便車”、造成品牌混淆或損害的行為保持警惕并進行投訴，是標準的企業合規動作，目的在于維護品牌價值的純粹性和市場秩序。類似的商標與知識產權保護行動，在商業社會中并不鮮見。例如，北京市場監管部門就曾查處多家企業非法使用“平谷大桃”地理標志證明商標進行銷售的行為，保護了地方特色產品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系，本是激勵創新、維護公平競爭的基石。
然而，將此邏輯機械地套用在山東村支書的案例上，卻引發了情理上的巨大沖突，暴露了“合法”行為之下可能存在的“合理性”缺失。核心的爭議點在于，“小米”首先是一個在中華農耕文明中沿用了數千年的谷物通用名稱。根據《商標法》的基本原則，含有通用名稱的商標，其權利人無權禁止他人對該名稱的正當使用。馮玉寬銷售的“榮成黃小米”，明確標注為農產品，視頻內容純粹是田間地頭的真實場景展示。消費者在此情境下，幾乎不可能將一袋谷物與智能手機或汽車產生混淆。所謂的“關聯雷氏營銷”和“丑化形象”等投訴理由，在缺乏明確、具體的模仿證據（如刻意模仿高管形象、盜用設計風格或廣告語）的情況下，顯得格外牽強和泛化。這不禁讓人質疑，維權行動是否從保護特定權益，滑向了利用規則優勢對公共詞匯進行“圈地”的邊界。

這場“降維打擊”式的投訴，更深層次地折射出部分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的認知割裂與短視。近年來，許多大型科技企業，包括小米自身，常常將“科技普惠”、“和用戶交朋友”作為重要的品牌敘事。但當其強大的法務機制，指向一位為零散農戶謀出路、自身不賺差價的基層村支書時，這種敘事便產生了刺眼的裂痕。一邊是高舉高打的價值觀宣傳，另一邊卻是對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鄉村振興中的農民）生計渠道的輕易掐斷，這種反差極大地損傷了企業的公眾形象與情感認同。網友的批評“太沒格局”，正是對這種割裂感的直接反應。真正的品牌力量和市場領導力，從來不僅僅源自法律壁壘的森嚴，更源于在復雜社會情境中展現的共情、智慧與擔當。華為未曾因水果名稱起訴農民，格力也不會去為難叫賣“格力豆角”的菜販，因為它們擁有無需通過“欺凌”弱小來彰顯強大的自信。
因此，村支書賣“小米”被下架事件，不應被簡化為一個非黑即白的法律糾紛，而應成為推動相關方共同構建更包容、更具溫度的數字商業生態的一個契機。對大型平臺和企業而言，有必要建立更為精細和差異化的知識產權審核與投訴處理機制。對于明顯涉及公益助農、且使用通用名稱進行正當描述的情況，應設置快速溝通通道或“善意例外”原則，避免“一鍵投訴”造成不可逆的傷害。企業法務部門在揮舞維權大棒前，或許可以多一份“田野調查”的精神，區分惡意侵權與善意生存。
對于廣大試圖借助電商突圍的鄉村地區，此事件也是一次深刻的普法與實踐教育。它提醒我們，在“新農活”直播帶貨時，除了熱情，還需具備基本的商業和法律常識。例如，可以更突出地方特色品種和地理標志（如“榮成黃小米”），規范產品描述，避免任何可能引發誤會的表述或視覺元素。同時，地方相關部門和行業協會也應主動作為，為農民提供相關培訓和支持，幫助他們既能把產品賣出去，也能合法合規地賣得安心。
鄉村振興是國家戰略，共同富裕是全社會的期盼。它需要的不僅是口號，更是無數像馮玉寬這樣的基層行動者，以及能為他們讓出一點空間、留出一條生路的社會大環境。法律是維護秩序的準繩，但法律之上，還有公理與人情。當一家企業的商標權，與一個村莊的一碗飯相遇時，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許不該僅僅是冷冰冰的“下架”通知。一個偉大的企業，不僅懂得如何保護自己，更應懂得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展現其格局與溫度。畢竟，科技的光芒，應當溫暖更多的人，而不是讓某些角落變得更加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