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貶值、學術內卷，現在還適合進入學術圈嗎？

被卷和主動卷的區別

文 | 錢岳

來源 | 《進入學術圈》

我以前跟心理咨詢師提到過，我對于自己是否能夠拿到終身教職感到擔憂。我是一個很容易焦慮的人，而且凡事喜歡往最壞的方面想，同時我又非常追求安全和穩定的感覺。因此，如果系主任跟我說一般每年發表兩篇一作的論文就差不多達到評副教授的標準，我會在心里默默給自己定下每年發表四篇論文的目標。因為只有我的表現大大超過了普遍的標準，我才對自己成功評上終身教職有萬無一失的信心。心理咨詢師問我：

你有沒有想過，你這樣做，其實是在加劇學術界的毒性和內卷呢？因為你發表多了，別人也被迫覺得壓力很大，不得不多發幾篇文章，以免自己掉隊太多。

我當時一下子愣住了，我從來沒想過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可能會加劇學術界的毒性。我的這一經歷讓我想到了網上關于主動卷和被卷的區別的討論。

一篇微信公眾號文章里提到一位北京大學的同學說：

現在我們好像都非常反對這種內卷的文化，甚至說到誰特別努力上進，主動完成很多任務，就會被冠上“卷王”的稱號，非常招人恨。但是明明有些人就是自己想要上進而已，也沒想逼著別人和自己一起卷，只想認認真真把事情做好，怎么就成了一種罪過呢？（夏白鹿、張昕，2023）

我非常理解這位同學的困惑，在現在競爭極大的環境下，努力工作的人仿佛僅僅只是做自己，就可以讓評選和晉升的標準水漲船高，加大同輩們感到的競爭壓力。但是，我自己不同意“主動卷”的這種說法，因為這個詞有點污名化被內在回報驅動而努力工作的人。

很多學者是真心對研究非常感興趣，所以長時間的工作對他們來說并不是負擔。我以前跟一位大牛合作一個項目時，他已經是頂級學校的杰出教授了。照理說，發論文對他來說已經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了，他的事業、名氣、影響力和學術貢獻也不需要通過多發一篇論文或多拿一個項目基金來證明。但是他工作非常努力，常常跨時區開會，有時候他的當地時間已經是晚上11點了，他還跟學生或合作者開組會。學生在展示自己數據分析的初步結果時，他總是可以非常敏銳地問出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學生展示之后，他可以給出一針見血的修改建議。每次開會的時候，我都特別佩服那位知名學者，因為他真的精力極其旺盛。其他人晚上11點都昏昏欲睡或頭腦混沌，但他還可以高效地開會或工作。不光是晚上，在周末和節假日開會對他來說也很常見。他曾經跟我們說過：

如果按我的工作時間來說，我的薪酬遠遠低估了我真正的工作量。但是我不在乎，因為我工作不是為了錢，我喜歡工作，工作讓我快樂。

這位知名學者算不算“主動卷”？他確實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但是我很少看到他對學生施壓，也很少把自己的工作習慣和時長強加到學生或合作者身上。如果學生需要他的支持，他會抽出時間認真地給予指導，他也鼓勵學生有自己的生活、愛好和人生計劃。類似這種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其實已經不在乎卷不卷了，對他們而言，他們只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當一個人專注當下，往往可以獲得心流體驗。比如我發現，當我覺得焦慮、煩躁的時候，試著靜下心來分析數據、寫論文、改論文，反而能讓我暫時忘卻煩惱并沉浸于最純粹的快樂中。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與其一直擔心數年之后是否可以拿到終身教職或評上正教授，不如享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過程。能走上學術這條路，主要是因為我真的還挺喜歡做科研的。在讀論文和寫論文的時候，我可以忘記吃飯、忘記時間，很投入地做這些事情。比如說改論文的時候，可能等我發現時，已經改了五個小時了。改完之后，我是覺得特別高興的。因為在改論文時，我沒有想別的事情，我不去想這個論文到底會不會被錄用，我只是想當我花了五個小時改論文，我的論文是不是更好了一點。這個匠心創造（crafting）的過程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對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來說，生活還是大于學術的，追求學術不應該以犧牲身心健康、疏遠家人朋友為代價。對看上去“主動卷”的人來說，如果他們覺得這種工作強度沒有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或親密關系，可以維持一個自己比較滿意的平衡，那成為努力高產的人沒什么錯。當然了，對于那種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工作的人，我們也需要問問，他們是不是把生活的其他一些責任轉嫁到了自己身邊的人的身上？如果你屬于高產努力的人，也可以反思一下你的生活方式，與你在乎的人溝通一下，看看你的時間安排得以實現，是不是因為你身邊的人做出了某種犧牲。相反，如果一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同伴的壓力或職場的競爭，感到自己不得不努力工作拼業績，那么可以想象，這個人會承受非常大的壓力，非常容易感到焦慮和負面情緒。如果一個人每天都覺得做科研很煎熬，完全是因為外在的壓力而工作，頻繁地因為“被卷”而感到窒息，或許那個人也應該反思一下學術道路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我還想補充的是，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主動卷和被卷，很多時候關鍵不在于人，而在于體制。比如，國外大部分的學校，其“非升即走”的崗位招了學者之后，主要的目的還是支持他們，希望最大程度地幫助他們獲得成功。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同事曾經說過：“如果我們在幾百個候選人里面選擇并招聘了一個人，但是最后那個人沒有拿到終身教職，那么這不是那個人的過失，而是我們整個系的過失，因為我們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來讓一個優秀的人展現才華和獲得成功?！边@些學校大多把招聘“非升即走”崗位的青年教師作為一種長期的投資，希望能給他們提供職業發展的土壤，助力他們做出創新性研究。所以，學校普遍明白有些好的研究、風險高的研究花的時間比較長，也明白研究的質量并不完全由期刊的排名決定。同時，在職稱評定的時候，國外的學校不會將同事之間互相比較。一個人要拿到終身教職，只需要在某個領域做得足夠好，而不需要玩荒野生存的游戲，去打敗系里面或學校里面的其他同輩同事才能晉升。而且，很多學校明白，對于“優秀的學者”的定義是很多元的：有的人可能發表數量比較少，但是每一篇都非常有影響力，開創了新的領域；有的人甚至可能沒發表幾篇學術期刊的論文，而是著書，其學術作品通過有影響力的大學出版社發行；而對項目基金來說，那更像中彩票一樣，中了當然更好，沒中的話也不會成為對一個人的學術水平或貢獻的徹底否定。所有的這些體制設計，都可以讓還在“非升即走”崗位上的學者有更多的安全感，也感覺自己的才華和能力被珍惜和重視，因此他們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出有影響力的研究上，而非一味地加入內卷大軍去努力滿足職稱評定過程中時刻在變的標準。希望我們的學術體制能夠將支持青年學者看作對實現科研創新的長遠投資，能夠倡導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定義學術成功，能夠鼓勵學者之間的良性合作而非惡性競爭。也希望學者不需要迫于競爭和生存的壓力加入內卷大軍，希望更多的人能找到學術的樂趣，無愧于心地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