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平凡的一年”，一次有所不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用“很不平凡”四個字，為即將過去的2025年作出注解。

同樣，于“很不平凡”的一年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呈現了諸多不同以往的特點。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后，本報曾刊發文章《理解經濟政策新平衡》。文中提出，“著力實現增長穩、就業穩和物價合理回升的優化組合”這一表述，首次將增長、就業和物價納入同一政策目標框架，并將其列為“目標引領”之一。這一變化，折射出自“924”新政實施以來，中國經濟政策思路經歷的一次調整。

而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可能意味著經濟政策思路的進一步深化。

對經濟的認識發生了哪些變化？

2024年“924”新政出臺后，中國經濟運行和政策思路均出現變化。

同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六個統籌”的認識，即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總供給和總需求”“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六組關系。

進入2025年，在一年的經濟實踐中，認識得到進一步深化。

202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對做好新形勢下經濟工作又有了新的認識和體會”，即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必須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說，“五個必須”特別重要，也是未來經濟工作的主旨。

“五個必須”中“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指向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924”新政后，通過宏觀政策升溫，經濟潛能進一步釋放。這一認識實際上改變了此前部分經濟觀點中，對增量類政策的謹慎態度。其他“四個必須”，也都是在2025年能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

基于上述規律性認識的深化，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下經濟的判斷也進一步明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中老問題、新挑戰仍然不少，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

其中，“供強需弱”進一步明確了“需求不足”問題的核心。如一些研究者提到，中國經濟不僅僅在于需求不足，而是相對于巨大供給能力的需求不足，這意味著在提升需求的同時，供給側也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

管清友認為，上述表述對問題的判斷非常準確，說明政府部門看得清，也承認現實困難。

這些問題如本次會議所說：“大多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

經濟增長目標定調有什么變化？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6年對經濟目標導向的基本定調是“積極務實”。會議提出：“要全面貫徹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政策取向，堅持積極務實的目標導向。”

在政策取向上，會議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與2025年“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表述相比，2026年更注重增長的質量和政策的效能。此外，會議也延續了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來的“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的政策目標框架。

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穩定經濟增長都放在了更為突出的位置，但一些研究者認為，基于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對單一增長目標的強調在弱化。這進一步延續了2024年以來更加多元的宏觀目標框架。

遠東資信研究院副院長張林說，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經濟工作目標的表述較為簡短，其中除“穩中求進”能夠透露出“數量型”目標的要求之外，其他表述都是關于政策的效率和效果。

在其看來，重提“跨周期”的表述，或表明宏觀經濟政策仍要預留政策空間，不會盲目走在市場曲線之前采取刺激性政策。總體來看，2026年GDP增速目標有可能重啟2022年的區間值表述，設定在4.5%至5%。

另一方面，理解2026年的經濟目標，要將2026年置于五年規劃的整體框架之中。

“十五五”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

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按照五年規劃“前高后低”的增速特征，2026年需要保持一定經濟增速，為之后的增長預留空間，同時也要平衡好“十五五”時期的整體目標。

“十五五”時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二十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目標需要在2029年完成。因此，作為開局之年的2026年，也肩負了“改革攻堅”的任務。

會議反復提及改革和政策的協同關系，提出“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增強改革與政策的協同效應”。

一方面，推進改革需要經濟政策提供一個相對溫和的宏觀環境；另一方面，改革的順利推進也會進一步釋放經濟的增長潛能，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活力，為經濟政策帶來更大的空間。

按照會議內容，2026年重點推進的改革事項將包括：統一大市場建設和“反內卷”，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平臺企業和平臺內經營者、勞動者共贏發展相關的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財稅體系改革，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等。

宏觀經濟政策會有什么變化？

基于上述認識和目標，會議提出，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整體延續了2024年的表述。這可以理解為：在增量政策端，財政和貨幣政策將會保持一定力度，但力度可能不會顯著高于2025年。

多位專家預計，2026年財政赤字率不會低于2024年的4%，且財政工作將會著力解決部分地方政府面臨的問題。會議也多處出現地方債務化解的新提法，比如“多措并舉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經營性債務風險”。貨幣政策則進一步清晰了以物價為目標的政策導向，預計會“加量降價”，政策性降息幅度有可能達到0.2至0.3個百分點，降準幅度有望達到1個百分點，于上、下半年分別實施一次。

在增量政策外，2026年的宏觀政策可以有兩個方面的新期待：一是宏觀政策將更緊密地與改革政策結合；二是存量政策將會逐漸發揮重要的作用。

如上所述，宏觀政策和改革的協同在本次會議中被多次提及，在具體政策取向上也有體現。

以財政政策為例，會議提出“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顯示了對增量政策力度的保持；此外，會議也提出“加強財政科學管理”“健全地方稅體系”等改革措施。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楊志勇說，這是“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的具體體現，融財政政策、財政改革，財政管理于一體，從總量政策、保持支出力度，到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相結合，這些事項又與財政改革連接在一起，比如“深化零基預算”，可以大大提升財政政策效能，這也是破解地方財政問題的一項改革系統性工作。

另一方面，近年來政策反復強調要“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本次會議又提出“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增量政策很好理解，存量政策是什么？

一些研究者認為，存量政策的優化包括對既有的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信貸結構的調整。過去，中國大量財政、金融資源沉淀在低效領域，對這部分政策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將會帶來大量增量空間。此外，存量政策中與整體目標不協調的內容，也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

此前，相關政策研究者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曾表示，從現實情況看，政策工具箱中房地產“抑制工具”較多，“支持工具”較少，即使有部分政策工具，也多以“減少限制”為主。這與中央“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判斷不符，因此要盡快完成方向性的調整。

我們的生活可能會迎來哪些變化？

隨著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協調性的加強，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社會的關注更加廣泛，也會深刻影響每個人的生產、生意和生活。

2026年這一點表現得格外明顯，會議提出：“要全面貫徹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政策取向，堅持積極務實的目標導向，著力解決存在的困難問題，在質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增強居民和企業的獲得感”。“增強居民和企業的獲得感”正在成為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這種“獲得感”甚至可以外延至“地方政府”這一重要的經濟角色，會議首次提及“重視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兜牢基層‘三保’底線”。

在居民側，會議強調“民生為大”，提及了多項與收入、就業、醫療、教育相關的增量和改革政策。

比如“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個人所得稅的調整、民生與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以及穩就業相關結構性政策的推出等。再比如“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增加普通高中學位供給和優質本科招生”，研究者認為這有助于緩解家長的“高中焦慮”，也將讓教育資源分配和人口分布更好地匹配。

在企業側，會議要求“制定和實施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方案，完善民營經濟促進法配套法規政策”“加緊清理拖欠企業賬款”。

過去的數年間，宏觀經濟和微觀感受的“溫差”是經濟運行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釋放了這樣的信號：增長依然是重要的，但在增長之外，具體的問題和市場主體的感受也很重要，需要政策著力解決、改善。

管清友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非常清晰地指出了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提出的系列戰略性和策略性舉措也非常務實。以中國現在的經濟條件，只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沿著相應的方向發展，就可以克服挑戰和困難，使中國經濟實現新一輪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增長。

（作者 宋笛、李靜、杜濤、田進）

免責聲明：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供參考、交流，不構成任何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