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逝世后，誰來致悼詞引爭執，葉劍英：論資歷只有一個人合適

1976年1月6日深夜，中南海懷仁堂里還亮著燈，幾位政治局成員圍坐在一張不大的圓桌旁，桌面上散放著幾頁文件和一張剛擬好的追悼大會草案。空氣里彌漫著消毒水和茶葉混雜的味道，顯得既沉悶又倉促。有人試探著說了一句：“悼詞到底由誰來念，總得快定下來。”聲音不高，卻清晰刺耳。

椅子輕輕一響，汪東興翻開草案，念到“致悼詞”一欄時停住，抬頭望向眾人。這幾個字看似簡單，卻牽動復雜的權力脈絡。誰都明白，悼詞不僅是對周總理的告別，也是對未來政治格局的隱含宣示。江青一派率先拋出了王洪文、張春橋的名字，卻遭到多數人含蓄的沉默。張春橋自己也心知履歷單薄，小聲補了一句：“還是請葉帥吧。”短短一句，既是推托，也是試水。

葉劍英兩只手交疊放在膝蓋，聽完后抬眼掃視全場。他沒有立刻開口，而是將視線落在墻角的石英鐘上——指針指向一點二十。片刻后，他用平穩卻不容置疑的聲調說道：“論職務、論威望、論與總理共事的時間，只有小平同志最合適。”這一句話打破僵局，也讓江青的算盤就此作罷。

回到兩年前，1974年春天，周總理已經在腫瘤病房里與病痛纏斗。醫生給出的囑咐簡單卻殘酷：膀胱癌惡性程度極高，手術只能拖延時間。周總理卻仍堅持批閱文件、接見外賓，常常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醫療組無奈，只能在輸液架旁邊搭起一張臨時寫字臺。護士偶爾勸一句“總理該休息”，他總是笑著回一聲“先把文件批完”。這種近乎倔強的工作節奏，為后來鄧小平接管國務院埋下伏筆。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周總理在小禮堂宣布：“國務院的日常事務由小平同志主持。”這句話不長，卻像一枚定海針。接下來數月，工業條塊重新梳理、鐵路電網集中整頓、外事接待恢復秩序，效率顯而易見。有意思的是，同期中央警衛局的值班記錄顯示，鄧小平進出305醫院的次數比之前任何時期都頻繁，幾乎隔三兩天就到病房報到。

從私人情感說，兩人情同兄長。遠在20世紀20年代法國蒙達爾紀工棚里，他們同住一間閣樓，常以半只法棍配一杯廉價咖啡對付午飯。周總理愛吃奶酪，鄧小平記了幾十年。1974年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轉機巴黎時特意買了一百個羊角面包和成箱奶酪，回國分贈老友，其中最大的一包送到總理病房。護士長后來回憶，“總理那天破例多吃了半個面包。”

然而病情不以情義為轉移。1975年9月，主治醫生吳階平向中央作了最沉重的一份病理報告：癌細胞已彌漫擴散，只能保守維持。手術車推出病房時，周總理清楚自己成敗難料，他吃力地拉住鄧小平的手：“你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短短十三字，被醫療組記錄在護理日志的備注欄，至今仍能看見褪色的藍墨水。

12月下旬，北京迎來罕見的干冷天氣。夜里兩點，值班電話忽然響起，護士請求指示是否允許羅青長探視。幾道請示層層撥出，電話最終落到鄧小平桌上。他只說了一句：“總理想見誰，就讓誰進來。”這句看似簡單的授權，實則突破了先前的探視限制，也反映他對周總理最后意愿的尊重。

1976年1月8日早晨，病房里儀器報警聲驟然拉長，心電圖最終定格成一條直線。十幾個小時后，中央即將發布訃告，悼辭人選卻仍懸而未決。葉劍英的那句“只有小平同志合適”最終被寫進會議紀要，也平息了所有雜音。

1月15日，八寶山禮堂外寒風凜冽。上午十點零七分，鄧小平走到麥克風前，黑呢大衣下擺微微顫動。他讀到“全黨全軍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時，嗓音突然哽住，足足停頓兩秒。大廳內不少干練的干部亦紅了眼眶。悼詞不到三千字，卻將半個世紀的風雨歲月濃縮其中。讀畢，鄧小平轉身，面對覆蓋黨旗的棺槨，沉默立正。有人看到，他的右手微微抬起又放下，似是要拭淚又強行克制。

當天晚些時候，周總理骨灰遵照遺愿火速送往空軍機場。鄧穎超捧著骨灰盒坐在軍機尾排，她的語氣平靜而堅決：“讓我來，這是我和恩來最后的旅程。”飛機劃過夜空，機艙燈光映在骨灰盒上，反射出微弱的銀白色光點。

周總理走了，政策、路線和奮斗目標卻留了下來。三年后，鄧小平率團訪問日本，在京都嵐山談到1919年周總理寫下的《雨中嵐山》時，他輕聲補了一句：“老朋友已去，但中日兩國需要繼續把合作的路走寬。”旁邊的日方官員沉默點頭。歷史往往如此：個人謝幕，時代仍在向前。

葉劍英當年一錘定音，讓悼詞歸于最合適的人選，也讓外界明白，革命隊伍里真正講的是責任與資歷，而非一時的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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