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被塵封60年的絕筆信上交中央，中央部長看后：他是革命英雄

原標題：2010年被塵封60年的絕筆信上交中央，中央部長看后：他是革命英雄

1975年12月20日，病中的周恩來把機要秘書召到病房，再三叮囑：“臺島上的老朋友，不能漏掉。”那天在場的羅青長記下了姓名，其中就有王正均。 短短一句話，讓中央情報系統此后數十年反復檢索，卻始終找不到這位烈士的親屬線索。進入八十年代，福建、江西、廣東三地檔案館與民政部門聯動，調查表依舊空著“聯系人”一欄。缺席的名字，像一道未解密的暗號。 時間撥到2010年12月，一位年逾花甲的婦女手握牛皮紙包走進北京某機關值班室。“這是我哥的遺書。”她話音顫抖，卻極力克制。工作人員拆開發黃信箋，落款“1950年8月10日”。自此，塵封六十年的謎底有了鑰匙。 信被送到羅青長辦公室，老人攤開紙頁，盯了幾秒，脫口而出：“我知道他，他是革命英雄。”陪同的秘書低聲附和：“名單里一直有他。”紙上字跡鋒利，似乎寫信人直到生命盡頭仍保持鎮靜。 追溯這位“缺席者”的軌跡，得從1924年說起。那年冬天，福州宮巷一個沒落文人家庭迎來男嬰——王正均。家境艱難，他擠在祠堂破瓦下讀私塾，字寫得端正，老師常把他的卷子貼在墻上。 抗戰爆發，米價瘋漲，王家幾乎斷炊。祖母、父親相繼病故，十六歲的王正均靠代寫家信換來半斗糙米。有人評價他“天生穩重”，可在亂世，穩重只是奢侈品。 1945年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招募文書，他憑一張母校開具的“臨時畢業證”混入新聞檢查處。也正是那一年，他的隔壁搬來聶能輝——皖南事變的生還者、新四軍偵察員。兩人同用一口水井，來往漸密。聶能輝判斷王正均有膽識，便把他介紹給福州地下黨。 次年，組織讓他去南京充當“國防部二廳中尉”。表面是參謀，實則打入情報中樞。他辦事謹慎，從不在宿舍留下一張廢紙。友人回憶：“他逢人總笑，卻沒留半句閑話。” 1949年夏，吳石奉蔣介石手諭赴臺。臨行前，他對身邊密友說：“臺島缺得不是武器，而是可靠的耳朵。”不久，王正均隨遷臺灣，身份升級為吳石侍從副官。自此，臺北中山北路的燈光下多了一道敏捷身影。 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并叛變，臺灣地下網絡瞬間暴露。蔣介石震怒，連批“密殺令”。同年2月4日，為掩護朱楓脫離險境，王正均頂著最大風險弄到《特別通行證》。朱楓安全起飛，而他與吳石、聶曦相繼被捕。 審訊室里，特務揮動皮鞭：“你只要點點頭，就能活。”他回答簡短，“不知道。”用的還是南京口音。酷刑持續數日，他的供詞僅八字：“我無罪，不需辯護。” 8月10日凌晨，臺北馬場町。槍聲前，他鋪開信紙，寫下對弟妹的交代：“你見此書時，吾已陰間一鬼矣……四嬸只我一子，未奉終養，均哥不孝。”落款后面，他把鋼筆輕輕合上。守衛說，那動作出奇從容。 年底，一名中年男子抵達福州，將信交給王正鎬，“你弟弟已殉難。”王家從此深鎖院門。彼時正值運動風浪，家人既想申訴，又怕說不清“國防部軍官”的身份。 六十年代，堂弟王興在《永安電訊》上瞥見簡訊：吳石集團中有一名王姓烈士。那短訊給了王家堅持的理由，可檔案分類為絕密，他們碰得頭破血流。 轉機終于出現在臺灣檔案開放。2010年11月，福州大學講師吳劍萍赴臺交流，憑親屬委托在“檔管局”調出王正均判決書并刻盤帶回。刑事卷宗的編號、押解照片、指紋卡，一應俱全。 國家有關部門隨后核查，情報系統的老臺賬與新材料對上號，確認王正均犧牲地點、時間均無誤。專員登門告知家屬：“黨和國家一直在找你們。”老人們泣不成聲。 2011年7月1日，民政部簽發烈士證明，注明“因執行解放臺灣情報任務犧牲”。文件送到福州，王家長輩戴上老花鏡，一筆一畫讀名字，久久未語。 同年12月11日，王正均遺骨回歸故土。文林山烈士陵園，細雨微涼，禮兵將骨罐放入瓷棺，軍號低沉。旁觀者不多，但每個人都站得極直。 2013年10月，北京郊外那片無名英雄紀念墻上，新鐫刻的名字排在第七列。參觀者若貼近石面，可以觸到他生平最后的八個字：我無言可訴。 隱蔽戰線最怕的不是犧牲，而是被遺忘。一個沉默副官的歸隊，讓那份名單終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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