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高中畢業后進了軍校，參加過“四清”，后被授空軍大校

1997年12月的一天還沒亮，北京西郊的操場上，積雪被腳掌反復踩出清脆聲響，大校軍銜在探照燈下閃著冷光。這枚金星從何而來？思緒被拉回到34年前那個悶熱的夏天。

1963年8月8日，火車汽笛劃破清晨，北京站月臺上扎堆的綠軍裝像一片還沒舒展的樹葉。就在兩周前，北大西語系的錄取通知書讓人喜形于色，如今卻已被收進背包。軍校的調令來得干脆——“服從國家需要”。當時的反應只能用兩個字概括：懵了。返家通報時，父親只說了一句：“部隊也是熔爐，先上車再補票。”那句平平常常的囑托，把猶豫掐滅。

新兵連第一課是踢正步。動作不整齊，步幅時大時小，排面像撲克牌里的“同花順”，看似齊刷刷卻全錯了點數。夜間拉練更狼狽，幾個人把褲子穿反，硬是跑了十公里才發現。笑聲之后，一切照舊：聽號起床、三分鐘內疊被、集結列隊，不容討價還價。

1965年6月，65式軍裝發下，肩燈籠袖口硬挺，帽徽紅得扎眼。一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向雷鋒學習》日記本隨身裝進口袋，父親母親的叮囑全在里頭。那年夏天，指導員突然敲門，“支部考慮發展你入黨。”一句“我怕擔不起”下意識脫口而出。指導員瞇眼：“不是怕不怕，而是信不信。”幾個字像錘子落在心口。一個星期后，入黨申請書遞交，紙張薄，分量卻重。

“四清”運動的命令在1965年9月下達，地點：河北赤城縣后樓村。離開課堂，第一次真正踩進黃土。后樓貧瘠到什么程度？一家三口只有一條褲子，麻袋片當裙子，小女孩整年不敢出門。派飯時端來的只有米湯，有時連米粒都撈不到。饑餓感頂在胃里，干井、挖渠、修梯田一樣不能拉隊。晚上擠在炕上，虱子像白點在衣縫里亂爬，開始時惡心，幾天后麻木，只剩“嘎巴”聲伴入睡。

那段經歷改掉了自以為是的稚氣。一次縣里開會發饅頭，七兩面團下肚，一口水都沒敢喝，怕脹。同行老鄉遞來一個皺巴巴的紅薯，說得樸實：“頂頂饑。”語言簡單，卻把人繃得眼眶發熱。

1966年6月，工作隊撤回。三年后，分配至空軍435醫院，護士編制。擦身、洗漱、運藥水、夜班巡診，流程密密麻麻。臟活累活搶著上，倒也不全因熱情——年輕胳膊腿快，省得同事覺得外語生矯情。護理小組的考核結果，幾次排在前列，后來評“先進”時，病房里笑聲連成一片。

1970年10月，命令突然下來：單獨復員。車票、行李、命令三件套裝袋，當晚翻來覆去，窗外槐樹影子晃動，像要把人卷走。接下來的日子，大量閱讀《資本論》《實踐論》，連標點都不肯放過，自言自語：“腦子不用會生銹。”

1972年5月，形勢逆轉。空軍急缺外語干部，政策落實，紅帽徽重新戴上。機關翻譯大隊本可留京，卻主動申請去沂蒙山區。千米高山，洞庫雷達，白天值班，夜里巡線。娛樂只有幾個月一次的露天電影，膠片咔嚓幾下就斷。戰備卻不打折：文電時效、口令核對、空情譯稿，全憑秒表掐秒。孩子出生十一個月，才調離大山。

1986年調南京。那一年，“敵情通”業務比武，翻譯、分析、匯總、推演，要在12小時內交報告。數據炸開花，鍵盤敲得噼啪作響，最終版本誤差不到兩行。此后幾年，幾十篇外軍動態譯文陸續刊發，上百萬字專業資料歸檔，成為訓練教材。有人玩笑：“老底子北大沒去成，可這水平夠給老師上課。”笑聲里，翻譯機又啟動。

1993年夏，一紙命令把大校軍銜提上日程。授銜前夕，黨委書記輕聲問：“緊張嗎？”答復很短：“忙完手頭稿子再說。”典禮當晚，軍號響起，金屬星徽扣在肩頭，不光是一段履歷的標記，更是一條直線鋪出的路徑：從17歲女孩到部隊技術骨干。

雪聲漸停，操場上幾片薄冰反射燈光。夜色里，值勤號角已經吹響。即便脫下軍裝，那規律仍像鬧鐘一樣嵌在身體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