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歲,還在跟泥巴過不去的年紀,有人卻已經拿命在跟子彈賽跑了。
這人叫向軒,他舅舅是賀龍。
但這個身份在那個年月里,帶來的不是庇護,而是無窮無盡的追殺。
1928年的湖南桑植,夜不叫夜,叫催命符。
對于一個兩歲的小屁孩向軒來說,他的人生還沒來得及開始,就先嘗到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他的親媽向大貞,賀龍的親妹妹,因為是共產黨員,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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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想從她嘴里撬出黨的秘密,什么狠招都用上了,但向大貞硬是扛到最后,一個字沒吐,壯烈犧牲。
那年頭,這種事不叫新聞,叫日常。
向軒沒了媽,就被送到了他大姨賀英那里。
賀英也不是一般人,她是湘西游擊隊的頭兒,一個女人家,拉起一支隊伍跟反動派對著干,在當地是響當當的人物。
向軒管她叫“大媽媽”,在這個“大媽媽”身邊,他雖然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但好歹有口飯吃,有人疼。
可這樣的安穩日子,也就撐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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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槍聲跟炒豆子一樣在院子外頭炸開。
是國民黨的“清鄉”部隊摸過來了。
年幼的向軒被槍聲嚇得鉆進床底,大氣都不敢喘。
他只聽見外頭打得天昏地暗,子彈嗖嗖地從窗戶邊上飛過去。
過了一陣,槍聲稀了,他以為躲過去了,剛要松口氣,門“咣當”一聲被撞開。
沖進來的是大姨賀英,她平時那么利索的一個人,這會兒渾身是血,走路都打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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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管自己身上的傷,跌跌撞撞地撲到向軒跟前,一把將他從床底下拉出來。
她把兩支還帶著滾燙體溫的駁殼槍和四塊死沉的銀元,硬塞進向軒懷里。
那槍,比他的小胳膊還粗。
“軒軒,快跑!
去找你舅舅賀龍!”
賀英的聲音又急又弱,喘著粗氣,“告訴他,大媽媽和媽媽的仇,他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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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剛說完,外頭的腳步聲就跟催命的鼓點一樣越來越近。
向軒的眼淚刷地就下來了,他甚至沒時間去抱一抱這個給了他五年母愛的大姨。
死亡的恐懼就在后腦勺,他抓緊懷里沉甸甸的槍和錢,扭頭就往屋后的黑地里跑。
剛跑出沒多遠,腳脖子就是一陣鉆心的疼,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腳踝。
他不敢叫,也不敢停,就那么一瘸一拐地,消失在無邊的夜色里。
身后,是把他養大的親人倒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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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媽媽”的血,把他的童年澆灌得一片血紅。
這筆血債,成了一顆種子,在他七歲的心里扎下了根。
等向軒再睜開眼,已經是在紅軍的衛生所里。
也不知道是哪個好心的老鄉救了他,幾經輾arro轉,這個腳上纏著厚厚紗布的孩子,終于被送到了舅舅賀龍的軍中。
見到賀龍的那一刻,這個逃亡路上都沒掉一滴淚的硬骨頭,再也繃不住了,“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他把大姨犧牲的經過,顛三倒四地講了一遍,然后哆哆嗦嗦地從懷里掏出那兩支駁殼槍和四塊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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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用一條腿的代價換來的信物,也是他大姨的命。
賀龍,這個在戰場上殺伐決斷的軍長,看著眼前這個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的外甥,心里像被刀子剜一樣。
姐姐和妹妹都死在了敵人手里,現在她們唯一的血脈也差點沒了。
他摸著向軒腳上的傷,又掂了掂那兩支冰冷的手槍,心里做了個決定。
他打算等向軒傷好了,就找個可靠的人,把他送到上海或者武漢這樣的大城市,找個地方好好念書,離這打打殺殺的日子遠一點。
可當賀龍把這個想法告訴向軒時,這個七歲的孩子把頭搖得像撥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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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我不走,”向軒抬起那張沾滿淚痕和灰土的臉,眼睛里卻燒著一團火,“我要當紅軍,我要報仇!”
賀龍沉默了。
他看著外甥那雙不像孩子的眼睛,那里頭沒有童真,只有刻骨的仇恨和不容商量的決絕。
他知道,這孩子的心,已經被仇恨的烈火燒硬了。
讓他去讀書,他的心也安不下來。
革命這條路,本就是一條不歸路,既然這孩子自己選了,那就讓他走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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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點了點頭,算是同意了。
部隊里給向軒發了一套小號的紅軍軍裝,一位老兵親手給他戴上了那頂綴著紅五星的八角帽。
帽子很大,幾乎遮住了他的眼睛。
老兵看著這個全軍最小的兵,莊重地給他敬了個軍禮。
向軒挺直小小的腰板,學著大人的樣子,笨拙地回了一個軍禮。
從這一刻起,他不再只是賀龍的外甥,他是一名真正的紅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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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的生活很苦,但向?軒覺得這里就是他的家。
他跟著部隊行軍,幫著炊事班燒火,給首長們當通信員。
兩年的時間,他個子沒長多少,但人機靈了不少,眼神也一天比一天銳利。
九歲那年,部隊在一次戰斗后抓了一批俘虜。
一個叫張恒如的名字傳到了向軒的耳朵里。
向軒的身體猛地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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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字,他這兩年默念了不下幾千遍。
當年,就是這個家伙,親手殺害了他的親生母親向大貞。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當五花大綁的張恒如被押到向軒面前時,這個昔日的劊子手,看著眼前這個滿眼怒火的孩子,嚇得魂飛魄散。
他大概沒想到,自己造的孽,會以這樣一種方式找上門來。
向軒沒有多說一句話,親手結果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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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個孩子的沖動,這是一個背負著兩條人命血債的幸存者,對自己、對死去的親人最直接的交代。
報了母仇,壓在向軒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了地。
個人的恩怨了結了,但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頭。
1934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也就是長征。
這時候的向軒,才九歲。
翻雪山,過草地,成年人都九死一生,更別說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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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能背著他走,也沒人有額外的口糧分給他。
餓了,就嚼草根,啃樹皮;困了,就靠在戰友背上瞇一會兒;腳底板磨出的血泡破了,混著泥水,疼得鉆心,可他一聲不吭,咬著牙跟著隊伍往前走。
他小小的身影,成了長征隊伍里一個特殊的符號。
他用一雙孩子的腳,硬是走完了二萬五千里的路。
長征的苦,把他身上最后一點孩子氣也磨沒了。
他成了一個真正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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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正式分配到紅二方面軍司令部當通信員,后來又當了賀龍的警衛員。
在戰火里,通信就是生命線,一根電話線,一道命令,關系到千軍萬馬的生死。
向軒人小鬼大,為了保證線路暢通,他經常一個人背著幾十斤重的電線和設備,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來回穿梭。
白天趴著不動,晚上借著月光急行軍,好幾次都跟敵人的搜查隊擦肩而過。
他不但膽子大,還特別好學。
只要一有空,他就往炮兵陣地跑,跟人家學怎么測距、怎么裝填;看到工兵架橋,他也湊上去問東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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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把自己練成一個多面手,在戰場上,多會一樣本事,就多一條命,也能多殺幾個敵人。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他跟著部隊南征北戰,從一個“紅小鬼”成長為一名出色的基層指揮員。
他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26處傷疤,每一道疤,都是一枚軍功章。
1955年,全軍實行軍銜制。
在北京的授銜儀式上,29歲的向軒站得筆直。
當“中校”軍銜的命令被念到時,這個從7歲就開始扛槍的漢子,眼眶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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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他又晉升為上校。
向軒的軍旅生涯,從七歲那年開始,到1982年正式畫上句號。
2019年,這位從戰火里走出來的上校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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