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大咖解碼失眠診療新實踐，萊博雷生為何成為一線優選？

*僅供醫學專業人士閱讀參考

以國際視野重新解構失眠管理。

隨著新型失眠治療藥物雙食欲素受體拮抗劑（DORA）萊博雷生在多國獲批，并在全球范圍內積累了豐富臨床經驗。為促進國際前沿交流與經驗共享，由北京健康促進會主辦的“失眠診療中加國際對話”專場線上會議，已于2025年12月8日順利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科學院院士陸林院士擔任主席，匯集了中加兩國睡眠醫學領域的多位知名專家，包括加拿大埃德蒙頓市北阿爾伯塔睡眠診所醫學主任Atul Khullar教授，以及中國蘇州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劉春風教授、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薛蓉教授、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張繼輝教授。兩國專家圍繞失眠癥的新型治療策略展開專題分享與深入探討，為共同推動失眠診療的進步與藥物規范應用提供了寶貴參考。

會議伊始，陸林院士作為此次線上會議的主席在致辭中指出，睡眠健康是關乎億萬民眾健康與生活質量的突出公共衛生問題，對臨床診療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強調，本次會議旨在搭建一個高水平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通過促進中外深度對話與合作，共同應對失眠診療挑戰，進一步提升中國睡眠醫學的臨床水平。

圖1 陸林院士作主席致辭

Atul Khullar教授專題匯報視頻

失眠的危害與治療現狀：從單純“睡眠問題”到整體健康管理的觀念革新

Atul Khullar教授在此次會議上，就“理解雙重食欲素受體拮抗劑在失眠治療中的一線地位”這一主題進行了精彩的分享。他首先明確指出失眠會損害夜間大腦的關鍵修復過程[1]，并會直接引發日間的情緒崩潰或功能紊亂[2-3]，而且失眠絕非孤立的睡眠障礙，而是與心血管疾病、代謝綜合征、情緒障礙乃至自殺風險[4]獨立相關的重要健康風險因素。

他強調，慢性失眠的核心定義必須包含“日間功能受損”，因此臨床治療的目標須從傳統的延長睡眠時間轉向改善覺醒狀態下的日間功能與生活質量[5]。這要求醫生具備整體視野，系統評估并管理常與失眠共存的睡眠呼吸暫停、不安腿綜合征、抑郁焦慮等共病問題，同時審視藥物影響[6]。盡管認知行為治療是基石，但其現實可及性等挑戰為安全有效的藥物治療留下了關鍵空間[7-11]。

DORA類藥物：從“廣泛鎮靜”到“精準調節”的機制轉變

當提及失眠診療的藥物管理方面，Atul Khullar教授提到，雙食欲素受體拮抗劑（DORA）的代表藥物，萊博雷生因其創新的非鎮靜機制，有效改善失眠和安全性，已逐漸成為國際失眠治療的一線藥物[12] [13]。當前，中國臨床實踐也在積極推進此類藥物的臨床應用。

在解釋治療機制時，他以清晰的邏輯和形象的比喻，深入淺出地剖析了DORA類藥物與傳統苯二氮?受體激動劑的根本區別。傳統藥物通過增強大腦的普遍抑制來非特異性地“壓低”覺醒水平，本質上是一種廣泛性鎮靜[14]；而DORA類藥物則精準靶向大腦內維持覺醒的關鍵系統——食欲素系統。它如同一個精準的“開關調節器”，在夜間可逆性地拮抗覺醒信號，讓睡眠自然啟動，并在清晨允許覺醒系統隨生理節律自然重啟[15]。

教授強調，這一獨特機制帶來了多重臨床優勢：它保護了自然的睡眠結構，包括對記憶鞏固至關重要的快速眼動睡眠期（REM）[16]，因此患者醒來后感覺更為清爽、恢復感更好，故而能改善日間疲勞與功能狀態[17]；其作用具有自限性，因此幾乎不產生次日宿醉效應，且依賴、濫用風險極低，僅占比0.02%[18]；同時，它不影響呼吸功能[19]，亦不顯著增加跌倒風險[20]。正因如此，DORA類藥物不僅能改善夜間睡眠指標，更能直接提升患者日間的功能與情緒狀態，直擊治療核心訴求。

因其獨特的作用機制，與傳統“Z藥”及苯二氮?類藥物相比，萊博雷生的核心優勢十分突出：具有極低的依賴和耐藥性風險，僅占比0.02%[16]；靶向作用，保持自然睡眠結構，尤其保護對記憶鞏固重要的REM，故而能改善日間疲勞與功能狀態[17]；同時對老年人群安全性更佳，它不影響呼吸功能[18]，亦不增加跌倒風險[19]；同步改善入睡困難與睡眠維持，適用于長期治療。

而萊博雷生與同類的其他DORA藥物相比，亦具有差異化特點：

• 對OX2受體親和力更強，可能在睡眠-覺醒調節方面更具潛力。

• 起效時間更快，能更迅速改善患者睡眠問題。

• 可提高REM睡眠比例[20]，這一特性使其在睡眠結構調節上更具針對性優勢。

臨床實踐指南：將前沿證據轉化為個體化治療的策略

最后，Atul Khullar教授結合其豐富經驗，分享了將DORA類藥物納入一線臨床實踐的具體策略。他建議，基于其卓越的安全性和療效證據，萊博雷生應作為慢性失眠的起始治療，而非其他藥物失敗后的備選。在具體應用上，教授分享了幾點關鍵見解：

治療預期與療程：需向患者說明，藥物雖可快速起效（約20~30分鐘），但完全顯效通常需要4周左右，部分患者后續可實現按需服用。

患者教育與溝通策略：心理教育對于患者，尤其是從其他鎮靜藥物轉換而來的患者至關重要。他主張將DORA類藥物稱為“睡眠-覺醒穩定劑”，以區別于傳統安眠藥，并引導患者將評估重點放在日間功能改善上。實踐中應主動詢問如“第二天感覺如何？”、“夜間醒來次數是否減少？”等問題，全面評估療效并幫助患者建立正確的睡眠認知。還需提前告知可能出現的夢境或多夢，其通常具有自限性，多在1~2周內自行減輕。

換藥方案：對于已使用苯二氮?（BZD）類等傳統藥物的患者，他介紹了在實踐中采用“疊加然后漸減”的安全換藥策略，即先重疊使用新藥，再用4~8周時間逐步減少并停用舊藥，以避免反跳性失眠。

特殊人群價值與真實世界數據：他特別指出DORA類藥物在55~60歲以上人群、或（和）伴有神經退行性疾病、譫妄風險患者中反應良好，具有獨特的安全性優勢。如不增加跌倒風險，并分享了實踐案例：在醫院處方集中引入萊博雷生后，BZD類及“Z藥”的月用量在1個月內下降了40%~50%，同時相關跌倒事件也明顯減少。

綜上所述，理想的失眠管理是行為干預與精準藥物治療的結合。而以萊博雷生為代表的DORA類藥物處于一線治療核心地位。這一主張基于其堅實的循證依據：萊博雷生具有目前最優的長期安全性數據，符合一線治療原則；不僅對慢性失眠療效顯著，也支持靈活地按需使用；且現有證據表明，其在耐受性、轉移使用、濫用、跌倒及呼吸抑制等方面風險極低。作為一種安全且符合生理機制的核心工具，萊博雷生能夠有效幫助患者重建健康的睡眠節律，最終為實現身心整體健康的長期改善提供核心支持。

討論環節：萊博雷生臨床應用要點解析

圍繞新型失眠治療藥物萊博雷生的臨床應用，劉春風教授、薛蓉教授、張繼輝教授等多位專家展開深入交流，Atul Khullar教授針對關鍵問題給出了重要見解：

劉春風教授：關注DORA類藥物的半衰期對療效和安全性的影響，Atul Khullar教授認為DORA類藥物引發日間嗜睡的個體差異，主要不在于半衰期長短，而源于：一是對REM的調節，二是可能暴露患者原有的睡眠不足及夢境增多問題。這些核心因素所導致的日間嗜睡，在不同DORA藥物中并無顯著區別。而療效方面，亦與半衰期無關，同樣以萊博雷生為例，其與OX2受體更強的親和力決定了其更好的睡眠調節作用，而其快速結合、快速解離的特性決定了第二天濃度快速下降到起效濃度，因此對臨床實際并無特殊影響。

薛蓉教授：聚焦老年失眠患者的用藥安全與策略提問，Atul Khullar教授指出，該藥對老年失眠患者近乎理想，起始劑量5mg且無需因腎功能調整，無呼吸抑制、跌倒風險，或有抗譫妄作用，可用于不安腿綜合征等神經疾病相關失眠的對因治療，且不惡化病情。

張繼輝教授：探討了萊博雷生作為一線用藥的證據充分性及特定人群推薦等級，Atul Khullar教授表示基于高安全性，專家共識推薦其為優先或一線選擇，治療重性精神疾病共病失眠時可作為基礎藥聯用，助力減少其他鎮靜藥用量，但需關注日間功能。

圖2 陸林院士主持討論環節

圖 3 劉春風教授 （ 左上 ） 、薛蓉教授 （ 右上 ） 、張繼輝教授 （ 左下 ） 、 Atul Khullar教授 （ 右下 ） 參與討論環節

結語

本次“失眠診療中加國際對話”會議，在陸林院士的主持引領與Atul Khullar教授的深度分享下，清晰描繪了失眠診療從觀念到實踐的全新圖景。同時，專家討論進一步明確了DORA類藥物作為一線治療選擇的重要地位。其中，以萊博雷生為代表的DORA類藥物，憑借其精準調節睡眠-覺醒“開關”的生理機制，展現出其卓越的安全性和獨特的臨床價值，尤其在老年及共病患者中存在顯著優勢。此次對話不僅是前沿知識的傳遞，更是中外高水平溝通橋梁搭建的體現。它提示著中國睡眠醫學正積極融入國際潮流，將循證證據、個體化策略與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緊密結合，為提升失眠診療水平、造福廣大患者奠定了堅實基礎。未來，期待此類高水平的國際交流能持續開展，共同邁向睡眠健康管理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

[1]Ibrahim A, et al. Semin Neurol. 2025; doi: 10.1055/a-2566-4073.

[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 2024. Accessed 2024-04-04.

[3]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2013. Accessed 2024-04-04.

[4]Javaheri S, et al. Chest. 2017;152(2):435-444.

[5] Heidenreich S, et al. Sleep. 2022;45:zsac204.

[6]Schutte-Rodin. J Clin Sleep Med 2008;4(5):487-504.

[7]Thomas A, et al. Behav Sleep Med. 2016;14:687–98.

[8]Driot D, et al. Therapie. 2019;74:537–46.

[9]Everitt H, et al. Br J Gen Pract. 2014;64:e112–9.

[10]Conroy DA and Ebben MR. Behav Neurol. 2015;2015:819402.

[11]Koffel E, et al. J Gen Intern Med. 2018;33:955–62.

[12]Morin C M, et al. (2024). Sleep Medicine, 124, 598-605.

[13]Takaesu Y et al. Front. Psychiatry. 2023; 14:1168100.

[14]Ziemichod w. et al., Molecules 2023, 28(8), 3575.

[15]Schwartz JRL, Roth T. Curr Neuropharmacol 2008;6:367–78.

[16]Moline ML, et al. (June 17-21, 2023) In: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of the College on Problems of Drug Dependence (CPDD). Denver, CO, USA.

[17]Chepke C, et al. Prim Care Companion CNS Disord . 2025;27(1):24m03810.

[18]Cheng JY, et al. J Sleep Res. 2020;29:e13021.

[19]Riemann D, et al. Molecules,2022;27(18),6041.

[20]Hauser SL, Josephson S, eds. Harrison's Neurology in Clinical Medicine, 4th edition.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7.

*“醫學界”力求所發表內容專業、可靠，但不對內容的準確性做出承諾；請相關各方在采用或以此作為決策依據時另行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