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黃永勝受審時，彭真派人傳去一番話，黃永勝聽后泄氣了

1979年秋，北京西山的松葉剛泛黃，中央政法委一間燈火通明的小屋里，彭真把手中的材料合上，沒有寒暄，直接問道：“秦城那幾個人，情緒怎樣？”一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詢問，預示著“兩案”公開審理已進入沖刺階段。

距林彪“九一三”事件已過去八年，黃永勝始終關押在秦城，日子按秒計算。他最反感的，是一遍又一遍的訊問表格，姓名、籍貫、職務，機械重復令他煩躁。預審記錄顯示，他常用沉默做回應，偶爾抬頭，“冰刀似的目光”讓年輕預審員直冒冷汗。

其實，從1971年9月中央下令“離職反省”那一刻起，軍事生涯輝煌的總參謀長已走到命運另一端。可他本人不這么想。被隔離后，他仍自認“前線將領”，面對審訊，他像在戰壕里打防御戰，一句“不知道”頂回去，再補一句“你們自己查”。

預審僵住，辦案組把情況送到政法委。當晚，彭真與楊得志、伍修權等人碰頭，結論只有一句：必須從被告本人打開缺口。第二天，一條口信被帶進秦城：“證據鐵實，組織看的是態度。”就是這句話，讓黃永勝的防線出現裂縫。

1980年11月的特別法庭，一切細節都公開：法警列隊，錄音機長時間運轉，旁聽席坐著各單位代表。黃永勝被帶上法庭時步伐慢，嘴抿得很緊。檢察員張中如宣讀起訴書，72件書證、物證接連擺出，甚至包括他的親筆批示。

面對證據，他先用慣用手勢遮住麥克風，低聲嘀咕：“記不清了。”緊接著改口：“也許是跟其他同志一起討論時順口一說。”推脫、稀釋、切割——一整套手法跟在座的大多數干部都打過交道，沒什么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法庭早已請他選律師，他卻擺手：“我自己來。”旁邊書記員記錄時聽見他低聲補了一句：“這點事還用別人替我？”籌備兩天，他寫出28頁自辯稿。字體仍帶軍人味，橫平豎直。

開庭那天，他戴上老花鏡，把稿紙攤在桌上，聲音不高不低：“我承認犯有嚴重錯誤，在若干問題上犯有罪行。”全場以為他要徹底低頭，可下一段馬上改調：“若干問題不等于全面犯罪，我只是成員，不是主犯。”聽上去理直氣壯，實則繼續卸責。

三小時自辯結束，法庭休庭。第二天辯論繼續，檢察員朱宗正抓住“成員”一詞，逐條勾連電報、批示、座談紀要，邏輯鏈條密不透風。黃永勝的面部肌肉幾乎僵住，卻很少插話，他清楚再辯也只是重復。

20日下午，法庭最后一次給他機會：“還有補充嗎？”他緩慢搖頭，“放棄”。按程序，他仍可作最后陳述，他想了想，說自己十年來只琢磨出兩句話，浪費大半生，難報人民。“唯有赭衣供痰肉，不曾涓埃答人民。”語氣淡，卻透出無力感。

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判處黃永勝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刑期從1971年算起，他還剩八年。此時他七十一歲，外界揣測，以當時醫療條件，堅持到出獄并非奢望。

然而，頑固與郁積侵蝕了他。秦城的單間里，書桌擺著《毛澤東選集》和幾本《戰爭回憶錄》，除此之外，他對外界毫無興趣。守衛說，空地上鳥叫得再歡，他也不看一眼。醫生一次次讓他散步，他只是點頭，轉身關門。

生活標準不算差：一日三餐管飽，節日能吃餃子，每季度體檢。但營養并沒換來好身體。1983年初，他已有嚴重心臟病、高血壓，醫護值班幾乎貼身。4月26日清晨，他突然出現大面積心梗，搶救無效，終年七十三歲。

資料顯示，病危通知發出后，中央批準家屬探視。家屬帶來的日用物品多數沒拆封，連新棉衣都整疊擱著。護理員問他要換衣服嗎？他搖頭：“穿舊的。”這種固執，讓旁人無從勸解。

彭真后來談到“兩案”時說，審理目的不是宣泄情緒，而是讓歷史對當事人作出清楚交代。黃永勝的結局，正是交代的一部分：功勞擺在那里，問題也擺在那里，誰也繞不過。

從西線大漠到法庭席位，他經歷的戰火與風浪，外人難以企及。但當鐵證一件件摞在桌面，個人的強硬變得蒼白。那封“看的是態度”的口信，提醒他也提醒后來者：在法律面前，所有履歷都只是背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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