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沈醉的愛人，后嫁給開國上將的外甥，建國后官至正廳級

1965年，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有個叫沈醉的前軍統大特務，對著一份從甘肅寄來的外調函，心里頭翻江倒海，末了，提起筆，斬釘截鐵地寫下了幾個字，大意是：不認識，沒見過，查無此人。

他撒了這個謊，救了一個女人的命。

這個女人，就是當時正在接受審查的《延安頌》詞作者，莫耶。

他騙了組織，也騙了歷史，只為護住心里頭那個五十年前，在上海霞飛路小公寓里，為他洗手作羹湯的姑娘。

那得從頭說起，從1933年的大上海說起。

那時候的上海灘，十里洋場，霓虹燈能把黑夜照得跟白天一樣。

一邊是百樂門的舞女和洋行的大班，另一邊是碼頭上扛大包的苦力和弄堂里掙扎求生的老百姓。

這里是天堂，也是地獄，更是各路人馬龍蛇混雜的斗獸場。

就在這一年，一個叫陳淑媛的姑娘，從老家福建鼓浪嶼跑了出來。

她家可不是一般人家，祖上是緬甸的華僑巨商，父親陳錚也是個人物，跟陳嘉庚那樣的名人都稱兄道弟。

可這位大小姐偏不愛錦衣玉食，她煩透了家里的包辦婚姻，一門心思要當作家，要自己說了算。

她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白冰”，一頭扎進了上海這片花花世界。

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靠著給《女子月刊》當校對，掙點勉強糊口的錢。

她哪里曉得，她寫的那些帶點進步思想的文章，早就被一雙眼睛盯上了。

這雙眼睛，來自一個叫“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神秘衙門，也就是后來讓人聞風喪膽的軍統。

沒過多久，一個叫“陳滄”的青年記者就“恰好”出現在了她的生活里。

這人穿西裝，打領帶，說話文質彬彬，對她的文章那是變著花樣地夸。

一來二去，兩個都愛舞文弄墨的年輕人，就這么看對眼了。

那段日子，大概是陳淑媛這輩子最無憂無慮的時光。

他們一塊兒逛舊書攤，看左翼話劇，聊屠格涅夫和高爾基，從詩詞歌賦談到人生哲學。

對于一個剛從封建家庭牢籠里逃出來的姑娘來說，這份感情，是她在冰冷大都市里唯一的暖氣。

她以為找到了靈魂伴侶，卻不知道自己枕邊躺著的是個“披著羊皮的狼”。

“陳滄”是假的，記者身份也是假的。

他的真名，叫沈醉，是軍統上海站法租界情報組的頭兒。

這人十八歲就跟著姐夫余樂醒進了特務處，腦子活，下手狠，是戴笠跟前的大紅人。

他接近陳淑媛，壓根就不是為了談情說愛，而是一項死任務——監視左翼文化人士，伺機打入他們內部。

可人畢竟不是石頭，戲演久了，連演員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

沈醉在晚年的回憶錄里寫得明明白白，他被陳淑媛那股子不食人間煙火的純真勁兒，還有那藏不住的才氣給迷住了。

一場處心積慮的騙局，慢慢長出了真感情的嫩芽，連他自己都控制不住。

1935年，沈醉在帶人抓捕共產黨的時候，從樓上摔了下來，摔得不輕，一只眼睛差點廢了。

他躺在病床上，跟陳淑媛瞎掰，說是“幫鄰居裝天線，腳滑了”。

看著陳淑媛端屎端尿，熬湯喂藥，哭得梨花帶雨，沈醉心里五味雜陳。

這個用謊言堆起來的安樂窩，讓他既享受又備受折磨。

傷好之后，他頂著家里老娘的激烈反對，也顧不上戴笠的警告，干脆跟陳淑歪在一塊兒過了日子，沒多久，還有了個大胖小子。

好日子總是短的，外頭的風雨說來就來。

沈醉骨子里還是個傳統男人，他希望陳淑媛能洗盡鉛華，在家當個賢妻良母，別再出去拋頭露面寫那些“危險”的文章。

這對把獨立和自由看得比命還重的陳淑媛來說，根本不可能。

更大的麻煩來自沈醉的單位。

頂頭上司戴笠親自找他談話，話說得很難聽，直指陳淑媛“思想左傾，背景復雜，政治上不可靠”，嚴令他們倆一刀兩斷。

一邊是上司的鐵令，一邊是家里的壓力，再加上兩個人骨子里的追求南轅北轍，這段從一開始就沒打牢地基的愛情樓閣，已經搖搖欲墜。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徹底把這棟樓給震塌了。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成了“孤島”，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像烏云一樣壓在每個中國人頭上。

去延安，去抗日，成了當時所有熱血青年心里的一團火。

陳淑媛坐不住了，她激動地跟沈醉商量，咱們也別在上海待著了，一起去延安，到真正抗日的地方去！

這句話，成了他們感情的最后一道考題。

沈醉看著她眼睛里閃著的光，聽著她一遍遍的催問，知道自己再也演不下去了。

他痛苦地攤了牌：我不是什么記者陳滄，我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沈醉。

我去延安，是去抓人，不是去抗日。

我干的活，正好跟你想去的地方是死對頭。

真相像一把冰刀，插進了陳淑媛的心窩子。

她愛得死去活來的男人，不光騙了她的感情，還是她信仰的敵人。

那一夜，兩個人在出租屋里吵得天翻地覆。

這已經不是小兩口拌嘴，這是兩種主義，兩條道路的正面硬剛。

天亮的時候，兩個人都沉默了，心里都清楚，完了，回不去了。

陳淑媛擦干眼淚，做了個讓所有人都震驚的決定。

她把還在襁褓里的兒子托付給一個朋友，自己頭也不回地跟著上海救亡演劇隊，踏上了西去的路。

她的目的地，是黃土高坡上那座亮著燈塔的城市——延安。

1937年10月，陳淑媛到了延安。

這片黃土地雖然窮，但空氣里都是新鮮熱辣的勁頭。

她在這里徹底跟過去告別，從陜北民歌里找了兩個字，給自己改名叫“莫耶”，意思就是：從今往后，世上再無陳淑媛，過去的我，死了。

在魯迅藝術學院，莫耶的才華像被點燃的干柴，熊熊燃燒。

1938年一個傍晚，她站在延河邊，看著寶塔山、晚霞和唱著歌走向田野的戰士們，一股熱流涌上心頭。

她跑回窯洞，就著昏暗的油燈，一晚上沒睡，寫出了一首長詩。

這首詩，就是后來由鄭律成譜曲，唱遍了全中國的《延安頌》。

這首歌，是她獻給新生的贊美詩，也是她親手埋葬舊我的墓志銘。

后來的故事，就簡單了。

莫耶在延安和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方唯若結了婚，他是李克農的堂外甥。

倆人的結合，還是賀龍元帥特批的。

新中國成立后，莫耶跟著丈夫到了大西北，當過《甘肅日報》的副總編輯，甘肅省文聯的副主席，官至正廳級。

她用那支曾在上海寫下風花雪月的筆，為新中國寫了一輩子新聞稿。

而另一頭，沈醉走上了一條完全相反的路。

莫耶走后，他好像把心里最后一點柔軟也丟掉了，在軍統里憑著心狠手辣青云直上，二十八歲就當上了少將，成了戴笠手下最兇狠的“三劍客”之一，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血。

權勢熏天，可他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會想起上海的那個雨夜，和那個抱著孩子哭著問他“為什么”的女人。

1949年，沈醉在云南被俘，成了功德林的戰犯。

命運的齒輪轉到1965年，又把這兩個人的名字攪到了一起。

莫耶在運動中被翻出舊賬，有人舉報她曾和軍統大特務同居生子。

調查組一封信，就寄到了沈醉手里。

面對這份能決定莫耶生死的調查函，沈醉沒有一絲猶豫。

他用一個謊言，回報了當年的那段真情。

他否定了一切，為她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火墻，把那段往事徹底爛在了肚子里。

1996年，沈醉在北京去世，他在回憶錄的最后一章寫道：“一想到上海分手時的情景，禁不住老淚縱橫…

十年前，莫耶在蘭州的病榻上安詳離世，臨終前，她反反復復哼唱的，還是那首《延安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