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太原綏靖公署,那動靜大得,隔著兩條街估計都能聽見。
會議室里頭,兩個加起來快一百歲的山西老漢,正臉紅脖子粗地互噴口水。
一個是被稱為“山西土皇帝”的閻錫山,另一個則是他的鐵桿搭檔、時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
門外的衛兵一個個嚇得大氣都不敢出,只能干瞪眼。
畢竟在整個晉綏軍的地盤上,敢指著老閻鼻子罵,老閻還只能憋著氣聽的,也就徐永昌這一號人物了。
誰能想到呢?
這對曾經好得穿一條褲子的“黃金搭檔”,居然會在這一天徹底鬧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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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諷刺的是,就在幾年前,當閻錫山輸得底褲都沒了、躲在大連當寓公的時候,正是眼前這個跟他拍桌子的徐永昌,像個忠誠的老管家一樣看家護院,最后把這份家業完完整整地交回到了他手里。
可這會兒,徐永昌是真不想伺候了。
這次爭吵不僅終結了兩人十年的交情,更成了徐永昌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豪賭——他決定跳出山西這個小池塘,去南京那個大染缸里搏一把。
有些人做加法是為了活著,徐永昌做減法是為了活得更好。
把時間往回倒九年,1927年那會兒,徐永昌可不是空著手回山西的。
人家帶著國民第三軍的兩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還拖著一個寶貝疙瘩一樣的炮兵團,浩浩蕩蕩跨過黃河。
在那個亂世,手里有幾萬條槍,那就是妥妥的“草頭王”,走到哪兒不是橫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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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閻錫山日子不好過,北邊張作霖施壓,南邊北伐軍逼宮,正夾在中間受氣。
徐永昌這一回來,簡直就是救命稻草。
但讓閻錫山驚掉下巴的,不是那些槍炮,而是徐永昌干了一件特別“反人性”的事——他把兵權交出來了。
按照那時候軍閥混戰的潛規則,帶兵投靠那叫“聽調不聽宣”,實際上還是搞獨立王國。
可徐永昌倒好,為了表誠意,主動請求整編,甚至把手下的師旅長全換成了閻錫山的嫡系。
這操作,放在現在就是帶著幾千萬資金入股,然后主動放棄投票權,只要個打工人的崗位。
這要是沒點大格局,一般人真干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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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是陸軍大學第四期的高材生,眼光毒著呢,他知道閻錫山需要一個能打仗又不貪權的影子,而他,愿意做這個影子。
這一招“以退為進”玩得是真漂亮。
閻錫山感動得一塌糊涂,恨不得跟徐永昌拜把子。
從此,徐永昌成了晉系的核心,那是真給力。
北伐的時候,他指揮晉軍右翼切斷京漢鐵路,那一仗打得漂亮,直接讓奉軍破防,也坐實了他名將的位置。
但真正考驗人性的,往往不是順風局,而是逆風局。
1930年,中原大戰前夕,各路反蔣勢力跟打了雞血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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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也被馮玉祥忽悠瘸了,覺得自己真能問鼎中原。
這時候,整個晉系高層全是喊打喊殺的聲音,唯獨徐永昌潑了一盆冷水。
他在密室里給閻錫山算了一筆賬:剛打完仗,老百姓還活不活了?
更狠的是,他直接戳穿了反蔣聯盟的“塑料友情”。
徐永昌太了解馮玉祥了,那是個典型的“偽君子”,嘴上全是主義,心里全是生意,順風時是兄弟,逆風時就是討債鬼。
他警告閻錫山,一旦開戰,這些人立馬就會伸手要錢要糧,給不出?
那你這個盟主瞬間就得裝孫子。
可惜啊,好言難勸該死的鬼。
閻錫山已經被權力的欲望沖昏了頭,根本聽不進這些大實話。
結果呢?
不出徐永昌所料,仗一打起來,張學良帶著東北軍入關支持蔣介石,反蔣聯軍瞬間崩盤。
馮玉祥拍拍屁股溜了,留下閻錫山獨自面對爛攤子,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宣布下野,躲進大連租界里去避風頭。
這時候,最見人心的一幕來了。
樹倒猢猻散嘛,這是常態。
當南京那邊任命徐永昌為山西省主席時,所有人都覺得,徐永昌肯定會順勢自立為王,徹底取代閻錫山。
畢竟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
但徐永昌偏偏是個異類。
他不僅沒有趁機搞自己的小圈子,反而利用這個省主席的身份,沒日沒夜地在南京和太原之間周旋,目的就一個:幫老領導鋪路回家。
他動用了自己在南京的一切人脈,找人托關系,甚至直接面對蔣介石替閻錫山辯護。
他對蔣介石說的那番話,簡直就是教科書級別的話術:“閻先生愛國、勤儉,雖然是您的政敵,但絕不是賣國賊。
政敵是可以合作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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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既保全了閻錫山的面子,又給了蔣介石臺階下,還隱晦地指出了留下閻錫山牽制其他勢力的值的。
連蔣介石聽完都不得不感嘆,這徐永昌,是真君子。
在徐永昌的運作下,閻錫山終于回到了山西。
但這并不是什么大團圓結局,反而是裂痕的開始。
回到山西的閻錫山變了。
失敗的陰影讓他變得敏感多疑,控制欲極強,甚至可以說是有點神經質。
他在軍政事務上事必躬親,生怕大權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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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徐永昌看來,現在的山西就像一潭死水,閻錫山那套封建家長式的管理,也就是在家里橫,根本應付不了外面的狂風暴雨。
矛盾的爆發點,是在應對紅軍東征的策略上。
徐永昌主張靈活點,甚至不排斥跟中央軍合作;而閻錫山死守著“山西是我的山西”這一畝三分地,防蔣甚于防日。
理念上的巨大鴻溝,最終演變成了那一天的激烈爭吵。
徐永昌看透了。
再待下去,不僅抱負施展不了,連之前的君子交情也得消耗光。
與其等到翻臉成仇,不如體面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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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暗中聯系了蔣介石。
老蔣對此求之不的——把徐永昌從閻錫山身邊挖走,既削弱了晉系,又得到了一位頂級戰略家。
1936年,徐永昌正式辭去山西省主席,去南京當了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
這一走,不僅帶走了晉軍最后一絲稱霸中原的元氣,也讓他自己從一個地方軍閥的二把手,一步步走到了九年后密蘇里號戰艦的甲板上。
當他代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那一刻,不知道遠在山西窯洞里的閻錫山,看著報紙會是個什么心情。
當地方的池塘再也養不下大魚時,游向大海,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回望這段歷史,徐永昌的選擇充滿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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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大多數人要么死于野心,要么死于愚忠。
徐永昌之所以能善始善終,不僅是因為他有帶兵打仗的硬本事,更因為他懂得在關鍵時刻做減法——1927年減去兵權換信任,1936年減去虛名換舞臺。
1959年7月12日,徐永昌在臺北病逝,終年72歲,那本日記,他一直寫到了生命的最后。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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