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居民增收計劃落地：和日本倍增計劃不一樣，核心抓這幾點

中國居民增收計劃落地：和日本倍增計劃不一樣，核心抓這幾點

中國版居民增收計劃要來了！近日重要年度會議落地，一個關鍵變化格外顯眼——內需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擴內需”我們聽了很多年，后來升級為“以內需為主導”，近兩年相關表述多次鋪墊，而這次會議直接將“堅持內需主導”放在首要任務開頭，“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也作為核心抓手寫進任務，意味著后續大概率會出臺系統的一攬子政策，明確增收群體、路徑及配套財政與制度安排。

一、別混淆！中國增收計劃≠日本倍增計劃

有人疑問，這會不會復刻日本當年的居民倍增計劃？在我看來，兩者差異明顯。常被類比的日本倍增計劃分兩套，核心邏輯與國內現狀完全不同：

1. 1960年代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泡沫破裂前）

這是日本戰后最知名的國家發展戰略之一，目標是十年內實質國民總生產、國民所得翻一番。實際執行中，日本1960年代前半段進入高速經濟成長期，年均增速近10%，僅用7年就完成倍增。

實現路徑：擴大出口，集中資源投向鋼鐵、機械等重化工業，盈利后大規模投入公共基礎設施與社保福利。

效果與問題：居民所得不到10年翻倍，奠定“日本奇跡”基礎，但快速城市化、工業化也帶來階層分化、城鄉差距等新矛盾。

2. 2022年岸田內閣資產所得倍增計劃

核心是改善日本家庭金融資產過半為低收益現金、存款的現狀，試圖建立類似歐美的“家庭綁定國家利益”金融資產模式。

部分觀點認為，這套計劃偏向2000年后房地產基建模式，而國內2008年4萬億刺激，與日本80年代為美債買單、日元升值引發的泡沫狂歡，從經濟機制上看有相似之處。

本質上，國內尤其是北上廣深，其實已經歷一輪收入增長，只是未形成日本那樣全民級高收入福利體系——比如不少80后小鎮做題家，早年考進大城市、買房生子，乘著高杠桿模式成為中產，實現階層跨越；但如果財富集中在單一房產，加杠桿后未及時變現，近幾年也會面臨不小壓力，這也是部分中產收入增長但安全感不足的核心原因。

二、居民增收四大路徑：重點可能在這兩類

收入通常分為工資性、經營性、財產性、轉移性四大類，目前國內增收計劃未明確具體方式，但結合過往經驗與政策導向，重點或聚焦兩類：

1. 工資性收入：穩步提升，規避極端調整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代表性措施，但爭議較大。韓國2017年文在寅上臺后，連續大幅上調法定最低工資，2018-2019年累計漲幅近30%，雖改善低收入勞動者生活，卻對小微企業、餐飲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沖擊顯著，出現企業減員、轉向非正式用工等副作用。借鑒這類經驗，國內最低工資標準大概率穩步上調，不會過快過猛。

2. 轉移性收入：靠稅收、社保、民生政策發力

這類增收方式更易落地，也是發達國家常用手段：

? 稅收減免型：如美國等發達國家，按收入、子女數量給予退稅，甚至實行負所得稅（抵完個稅后還能補貼現金）；

? 民生綁定型：類似巴西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政策，領取補貼需配合孕檢、兒童疫苗等民生要求。

此次會議也有信號：民生相關任務從以往9項減為8項，不僅排在風險防控前面，還新增“積極婚育觀、護理康復”等“一老一小”相關內容，民生與增收的綁定度明顯提升。

3. 經營性、財產性收入：以“止跌回穩”為主

此次會議未直接提及這類收入提升，但從財政、貨幣、地產相關表述來看，核心是維持市場穩定。比如房地產領域，部分媒體炒作“大放水”，但結合文件精神，寬松政策存在，但絕非大規模放水，更多是穩市場、防風險。

三、財政+貨幣：今年不搞“大放水”，重提質增效

1. 財政政策：從“加量”到“提質量”

相比去年“提高赤字率、加大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等加杠桿表述，今年更強調“在約束條件下做文章，用好存量空間做細活”。通俗說，去年已釋放足夠政策量，今年重點聚焦資金使用效率，讓財政投入更精準、更有質量。

2. 貨幣政策：寬松延續，側重防通縮

延續去年“適度降準降息”的寬松導向，新增“把促經濟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重要考量”，暗含通過貨幣政策應對通縮壓力，但整體偏向權衡穩增長與防風險，并非市場炒作的“大放水”。

四、核心方向：練內功，穩就業是長期重點

此次會議整體傳遞出清晰信號：外部經貿斗爭長期化、內部結構性問題交織背景下，政策更偏向高質量發展，核心是“提質增效”，練好轉型內功——核心仍圍繞科技、內需，只是今年將內需地位提至科技、改革之前，適配當下經濟環境。

此外，就業問題被重點提及，尤其是青年就業、靈活就業與新就業形態。當前國內不僅面臨產業轉型壓力，還疊加AI帶來的失業沖擊，壓力比日本當年更大（日本泡沫破裂后，企業靠壓縮招聘、調整獎金控制顯性失業，卻導致非正式用工占比上升、青年就業惡化），穩就業大概率會是長期重點工作，需持續發力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