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強勢威逼下,澤連斯基似乎真的被迫妥協了,宣稱“放棄加入北約”的訴求以換取美國在安全問題上給予實質性的答復——期待美國能通過法律性的文件,保護烏克蘭,結束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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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生認為:澤連斯基沒有看清楚問題的本質
俄烏之間的關系像一棵盤根錯節的巨樹,地表之上是當前的地緣政治博弈與安全協議談判,而深埋于地下、支撐一切的根脈,則是俄羅斯民族數百年來構建并深信不疑的歷史敘事與文明認同。
不解決上述問題,澤連斯基幻想的“單純的不加入北約”條件,恐怕無法讓烏克蘭獲得真正的安全承諾與保障,并且也難以從根本上消除眾多俄羅斯人持有的“歷史文明根源喪失的痛感”。
基輔是俄羅斯諸城之母,這是流傳在俄羅斯人群中的一句深入人心的格言。對眾多俄羅斯人而,這句話遠非是一句普普通通的歷史事實描述,而是一個民族的起源神話與精神憲章。
這句話實際上是在莊嚴地宣告:東斯拉夫文明的曙光在這里點亮——公元988年“羅斯受洗”將東正教信仰注入民族的靈魂,俄羅斯國家這部厚重史詩的序章,正是在第聶伯河畔的基輔寫就。
需知道,在蘇聯解體之前漫長的歲月里,在沙俄帝國至蘇聯的宏大敘事中,在整個國際社會的認知中,“烏克蘭”從來都沒有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概念,僅僅是一個區域的地理嗎名詞。
歷史上,烏克蘭地區更多是被表述為“小俄羅斯”,是俄羅斯歷史與文化不可分割的“西南部分”——在眾多俄羅斯人的心目中,這種認知根深蒂固,那就是: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文明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古代國家——基輔羅斯(或稱古羅斯),心臟就在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
因此,從歷史與國家文明起源角度來看,烏克蘭(特別是基輔)被視作俄羅斯文明的“搖籃”與精神故都;歷史上的烏克蘭的土地,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領土延伸——脫離俄羅斯歷史的烏克蘭,不存在。
對很多俄羅斯人而言,尤其是深受官方歷史觀教育影響的人來說,一個將基輔劃在國界之外的俄羅斯,仿佛一個失去誕生地的巨人,有一種無法釋懷的“根源缺失”和歷史不完整的感覺。
這種感覺經由國家主導的教育體系、主流文藝作品、歷史學術研究和官方宣傳的長期、系統性灌輸,已經從一種歷史認知,內化為一種廣泛而深刻的情感結構,一種集體無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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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得“恢復”與基輔的文化、歷史、政治聯系,已變得不僅僅是一種戰略選項——在許多俄羅斯人看來,更是一種文化上的“認祖歸宗”和歷史正義的實現。
不妨設想:沒有英格蘭的英國,還算英國嗎?
這個類比有助于我們理解這種情感的強度!因為,很多俄羅斯人就是有這樣的感受——沒有了基輔,俄羅斯仿佛就失去了“歷史的根源”。他們難以忍受這樣的場景:
當老師在課堂上給孩子們講述國家輝煌歷史的開端時,只能無奈地指向國境線外,說:我們文明的“諸城之母”,如今在烏克蘭境內”——這種情感,中國人深有體會,我們決不會容忍臺獨。
這種心理地圖與當代政治地圖的嚴重錯位,對大多數俄羅斯人而言造成了持久而強烈的情感張力。它意味著,在俄羅斯的民族敘事中,烏克蘭的完全獨立與西向發展,并非簡單的鄰國選擇新道路,而被體驗為文明母體一次痛苦且非法的“撕裂”或“剝離”。
任何強化烏克蘭獨特民族身份、特別是尋求融入歐洲-大西洋體系、加入打壓俄羅斯的北約組織行為,都很容易被莫斯科解讀為對俄羅斯文明本體完整性的直接攻擊,是對東斯拉夫人歷史遺產的“竊取”。
南生由此認為,俄烏沖突從一開始就超越了純粹的地緣政治利益算計,帶上了深刻的歷史與文明斗爭色彩。
是的,歷史早已過去,不能被之所絆——這是理性的呼吁!
蘇聯解體后,烏克蘭依據國際法,成為了一個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法理國家,這是冷戰后國際秩序的基本事實。理論上,這種情況下,烏克蘭與俄羅斯完全有可能基于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
建立起來的一種新型的國家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國家關系。這種背景下,若彼此友好相處,甚至發展出類似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那樣的特殊伙伴關系,共享一些共同利益,在經濟和安保領域互為倚仗,那戰爭將不會出現。
但問題的殘酷性在于,澤連斯基及其前任的政策轉向——明確將加入北約作為國家根本目標,無疑是徹底擊碎了兩國友好相處,共同推動東斯拉夫文明發展的可能性。
在莫斯科看來,基輔不僅僅是選擇了一個不同的外交方向,而是主動請求加入被俄羅斯人視為主要戰略對手和安全威脅的西方軍事政治聯盟,并甘愿成為后者抵近俄羅斯邊界、壓縮戰略空間的“前沿陣地”和“墻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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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從“歷史淵源的兄弟”到“助紂為虐的敵人”的身份劇變,不僅觸動了俄羅斯人現實的地緣安全神經,更深深刺痛了那份基于歷史敘事的民族情感。
巨大的心理落差讓俄羅斯社會(不僅是精英,也包括大量民眾)感到了憤怒、背叛與深刻的戰略焦慮。這種情緒混合體催生了一種強烈的沖動:必須采取行動,阻止歷史與文化根源之地淪為對手的武器,必要時甚至要“拿回”俄羅斯民族的龍興之地,確保文明發源地的“回歸”與安全。
這就是俄烏戰爭的背后深因——澤連斯基觸及了俄羅斯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立身的根本
在俄羅斯的戰略邏輯深處,烏克蘭問題從來就不只是一個關于未來是否能“加入”某個聯盟的外交承諾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歷史本源是否“回歸”、文明空間是否統一的原則問題。
換言之,莫斯科所追求的終極安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歷史疆域觀和文明認同的“絕對安全”與“歷史正義”。
如果烏克蘭當局僅僅是口頭或書面承諾不加入北約,但在政治制度、經濟體系、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上持續“向西看”,加速“去俄羅斯化”進程,徹底脫離俄羅斯的傳統影響范圍。
那么,在莫斯科的決策者眼中,這不過是換了一種更為隱蔽和危險的“戰略剝離”形式——是對“俄烏同源一體”歷史敘事的根本性否定和挑戰,是對俄羅斯文明向心力與未來發展模式的持續解構與削弱。
澤連斯基或者是未來的烏克蘭領導人需要看清楚這一點,需要在“盡量不脫離這一點的基礎上構建更加平衡的國家戰略”,南生建議:基輔不要再否定歷史了,而是在承認與俄羅斯同根同源的背景下。
堅守中立原則,在國際社會斡旋下與俄羅斯達成具有堅實保障的、可持續的安全安排。這一安排必須超越一紙簡單的“不加入北約”聲明,轉而尋求建立一個由多方擔保、包含清晰權利義務且得到聯合國背書的中立地位條約。
烏克蘭需要在不否認與俄羅斯復雜歷史紐帶的前提下,清晰界定并捍衛自身作為現代主權國家的法理邊界與政治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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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當莫斯科能在心理和戰略上,真正接受一個保持中立,同時與自己和西方保持緊密社會經濟聯系的烏克蘭作為永久鄰邦時,脆弱的和平才有可能轉化為持久的安全。否則,任何缺乏互信的臨時協議,都只是下一次危機的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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