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合漲到400元，農民斷繳背后的扎心真相

解決新農合斷繳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村干部的催繳手段有多硬，而在于制度設計上，是否足夠人性化，是否真正回應了弱勢群體的生存焦慮。

撰文丨熊志

400元的新農合，為何要一催再催？農民為何不愿繳？

每到年底，千千萬萬個農村的基層干部，就開始忙起來了，一年一度的城鄉居民醫保征繳工作，進入了艱難的收尾期。

據報道，在部分地區，為了完成硬性指標，村干部不得不自掏腰包搞起了“墊付”。一項本該兜底民生的普惠政策，演變成催繳的拉鋸戰。問題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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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城鄉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標準為400元，財政補助640元。2026年的財政補助標準提升到700元，個人繳費標準維持400元——這是近年來首次停止上漲。

相對富裕的城市中產也許會不太理解，一年只需要400元兜底，可能只是幾杯咖啡，或者一頓燒烤、火鍋的開銷，為什么很多農民都不愿意繳納呢？

如果以城市的消費標準，去對照廣大農村家庭的生存現實，無疑會陷入“何不食肉糜”的認知誤區。

將時針撥回2003年。為了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正式啟動試點。當時為了給農民減負，推動新農合迅速覆蓋，參保門檻很低——個人繳費標準，只需要10元。

20多年來，個人繳費標準一路攀升，從10元到400元，整整40倍的漲幅。這一數字的絕對值，或許在很多人的支付能力之內，但增長曲線卻極其陡峭。

可以算一個簡單的經濟賬——過去這些年，農民種植稻谷、小麥的畝產收益，翻了40倍嗎？外出務工的日薪翻了40倍嗎？顯然沒有。

對一個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四五口人的保費，加起來要2000元左右了，這可能意味著，幾畝地的全年利潤幾乎要悉數上交，甚至可能還得倒貼。

當醫保支出與收入增長嚴重脫節，這種“剪刀差”帶來的痛感，自然會削弱參保意愿。

國家醫保局發布的《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城鄉居民醫保的參保人數，從2019年開始逐漸下降，2019年到2023年分別同比減少0.3%、0.8%、0.8%、2.5%和2.1%。

有官方人士此前表示，參保費人數下降背后，是部分人員流向了職工醫保，但同時也坦承，“最近幾年，確實有一些農村居民不再繳納城鄉居民醫保”。“斷繳潮”并不是空穴來風，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了不要醫保兜底的“裸奔”。

02

農民不愿意參保，遠不止于費用本身，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投入和產出之間的失衡。

在新農合早期，設有個人賬戶，農民感冒發燒買藥，能直接抵扣，“錢還是自己的”，獲得感強。

隨著門診統籌改革的推進，個人賬戶取消。雖然改革初衷是提高統籌層次，增強共濟能力，但對于一年到頭不去醫院的人群，尤其是常年勞作、習慣“小病扛一扛”的農民來說，每年400元的投入，仿佛打了水漂。

他們容易形成一種樸素認知：自己交的錢，都用來給別人兜底了。

而且在現實中，一些藥品在醫保內外，存在兩套價格——不刷卡是一個價，刷了卡反而更貴。

少部分醫療機構為了套取醫保資金，對參保患者進行過度醫療，小病大治、過度檢查、開高價藥，甚至會出現，醫保報銷后的自費部分，比完全自費還要貴的怪誕現象。

當醫保基金變成“唐僧肉”，當患者發現自己交了保費，反而要掏更多的錢，信任危機便會悄然蔓延。

此前有學者調查發現，城鄉居民醫保基金結余，呈現出一種悖論，“越富越虧、越窮越省”。

通俗點來說，在欠發達地區，由于財政底子薄、抗風險能力弱，地方醫保管理部門往往采取防御性的控費策略，通過提高起付線、嚴控報銷范圍等手段，來人為壓低支出，從而產生醫保基金大量結余。

而恰恰是這些低收入地區，老百姓對醫療減負的渴望最迫切。

一邊是醫保資金躺在賬上“睡覺”，另一邊是百姓的看病負擔依舊較重，這種“有錢不敢花”的資金閑置，無疑是對參保人權益的隱性虧欠。

當然，這背后也有流動人口的制度性原因。

欠發達地區大量人口外流，他們在大城市工作，但醫療繳費仍然在戶籍地，由于全國統一結算尚未實現，受制于異地就醫報銷的繁瑣，許多外出務工人員在外地生病了，也未必能用上醫保。

繳納的保費，未能轉化為有效保障，客觀上減少了基金支出，造成老家醫保基金的“被動性結余”。這筆錢省下來了，卻沒能真正用在為流動人口健康護航的刀刃上。

在個人繳費標準不斷上漲的背景下，凡此種種，都在不斷侵蝕居民的參保意愿。

03

為了提升參保意愿，各地紛紛設定了“待遇等待期”，簡單來說，在規定窗口期內繳納保費，可以正常享受待遇，但如果延遲補繳，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夠正常享受醫保待遇。

這本質上是一種懲罰機制，雖有一定震懾作用，卻無法根本解決參保意愿低迷的問題。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醫保制度的性價比和獲得感。

首先，國家層面應承擔更大的兜底責任，加大補貼力度。

我們不能忘記，今天的農民群體，尤其是老一代農民，曾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做出過巨大的歷史犧牲。然而，在社會保障領域，他們長期處于被忽視的邊緣地位。

以養老保險為例，長期以來，城鄉居民養老金與城鎮職工養老金，存在巨大的雙軌制鴻溝，許多農村老人每月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與城市退休人員動輒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待遇，有著天壤之別。

在養老保障尚顯薄弱的背景下，醫療保險，是他們防止因病返貧的最后一道防線。因此，在醫保籌資上，理應給予農民群體更多的傾斜，提高財政補貼標準，切實減輕個人繳費負擔。

當然更不容忽視的是，要擠干醫療體系的水分。

如果看病貴的根源不除，再高的報銷比例，也會被虛高的藥價吞噬。對此，要嚴厲打擊醫藥機構的價格欺詐、過度診療行為，確保改革紅利真正惠及普通農民。

針對農村地區“小病拖、大病扛”的特點，還應進一步降低門診報銷門檻，簡化異地報銷流程，讓農民在村衛生室、鎮衛生院，就能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報銷便利，而不是因為手續復雜而主動放棄權益。

400元，對于龐大的醫保基金而言，或許只是滄海一粟，但對于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家庭來說，它關乎對未來的信心，也關乎對醫保制度的信任。

解決新農合斷繳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村干部的催繳手段有多硬，而在于制度設計上，是否足夠人性化，是否真正回應了弱勢群體的生存焦慮。

只有正視廣大農民的歷史貢獻，通過真金白銀的投入，切實降低他們的負擔，才能讓這張全民健康的防護網，起到更大的兜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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