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杭州的寧波，是怎樣被「倒逼」出來的

借外力、學榜樣、順大勢

反而能走出一條更適合的路

提到浙江經濟，大家先想到的往往是溫州「江南皮革廠」老板娘、義烏小商品、杭州的互聯網神話。

但有一座城市，曾與青島、大連等城市一道，是計劃經濟的「中流砥柱」，曾力壓杭州不服輸，它就是寧波。

這座靠港口起家、被國企「包裹」的城市，在改革開放浪潮中一步步「破繭」，成為民營經濟的重要陣地。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全國，但寧波的日子并不好過。

作為計劃經濟時期的重點布局城市、計劃單列市，寧波的國有、公有經濟占比極高——大工廠、大集體扎堆，生產靠計劃、銷售靠調撥，工人工資都是「鐵飯碗」。

這種「重體制內、輕體制外」的格局，無疑束縛了民間活力。

周邊城市中，溫州早早靠個體戶、小作坊搞起了民營經濟；義烏的小販們已經在街頭擺攤賣針頭線腦。

可寧波既沒有溫州「敢闖敢試」的民風，也沒有義烏「從小生意起家」的土壤，想走「體制外再造」的路，門都沒有。

體制內企業效率低、虧損多，地方經濟沒活力，但想打破現狀，又找不到突破口。

當時的寧波，就像一個捧著「鐵飯碗」卻餓肚子的人。

直到兩股外部力量從天而降，硬生生撕開了計劃經濟的口子。

第一股力量是海外的「寧波幫」。

這群在海外打拼的寧波人，個個是商界大佬，最有名的當屬「世界船王」包玉剛。

改革開放初期，包玉剛回到家鄉，一眼就看出寧波的難題：缺政策、缺資金、缺開放的窗口。于是他主動牽線搭橋，不僅出資創辦了寧波大學，還憑借自己的影響力，為寧波爭取到了「對外開放試點」的名額。

有了開放政策，寧波就能搞外貿、引外資，不用再守著計劃經濟的老一套。而政策一旦落地，地方政府就不得不跟著調整，原來管得太死的體制，必須松綁才能對接對外開放。

可以說，「寧波幫」的鄉情牌撬動了政策，給寧波的改革按下了「加速鍵」。

第二股力量是外資的「合資破局術」。

有了政策，還得有實際動作，寧波選擇了辦合資企業。

那時候的外資，大多是和本地國企「搭伙做生意」。

1980年，香港發達眼鏡制造廠總經理張維善來甬投資，與白岳公社合作興辦了寧波第一家甬港合資企業——寧波東方眼鏡制造有限公司。

外資帶來了市場化的管理模式，把國企的「老規矩」打亂了：

生產看訂單、考核看業績、工資看能力，再也不是「干多干少一個樣」。

而對政府來說，合資企業的紅火增加稅收和就業，倒逼他們反思：原來計劃經濟那套不靈了，必須給企業更多自主權。

于是，政府開始逐步放松對國企的管控，甚至允許企業嘗試股份化改造。

外部的兩股力量加持下，寧波又靠借鑒學習不斷進步。

當時寧波的鄰居們把民營經濟搞得風生水起：

溫州的老板們跑遍全國賣電器，蕭山企業通過「體制內突圍」變成了民營企業，義烏的小商品市場已經初具規模。

這些鄰居的成功，照出了寧波的差距。

最先行動的是鄞縣（現鄞州區）、奉化的一批商人，他們學著溫州人的樣子，搞起了服裝加工。雅戈爾做襯衫，杉杉、羅蒙專攻西服，個個都從家庭小作坊起步，慢慢做成了規模。

這些本土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給寧波帶來了兩個沖擊：

一是打破了「只有國企能賺錢」的偏見，民企靈活、反應快，訂單接不停，員工工資還比國企高不少；

二是倒逼政府表態，面對民企的自發成長，政府不能再視而不見。一開始是默許，不查不罰；后來看到民企能帶動經濟，干脆主動出臺政策，支持民企發展。

如此一來，寧波的民營企業從低調探索逐漸走向合規經營、光明正大發展，和國企、合資企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回顧寧波的轉型路，可以說是「內外夾擊、內部生變」。

借外力破局：靠「寧波幫」爭取政策，靠外資激活體制，用外部壓力打開改革缺口；

學鄰居成長：以周邊民營經濟為榜樣，激發內部活力，讓民間創新成為改革的「助推器」；

政府順勢而為：不搞「一刀切」，從默許到支持，逐步調整政策，適應市場需求。

從計劃堡壘到全國民營經濟強市，寧波故事講述著一個真理：改革從來不是一條路走到黑，有時候「借外力、學榜樣、順大勢」，反而能走出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

注：本文來自浙大經濟學教授趙偉老師近幾年在京滬杭多所高校及學術論壇的講演內容整理而成，因其學術性較強，獲授權改編發布，此為第一篇。

這個系列的基本觀點是，過往40年浙江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動力源自小區域，小區域的創新對各級地方政府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層層倒逼機制。民間創新不斷獲得各級政府的默許，恰是這種區域轉型發展模式得以成功的關鍵所在。早先的倒逼僅限于省域，后金融危機以降，倒逼在空間上發生了擴展，阿里境外上市、吉利跨國并購而后打入國內主體行業，以及民企老板「跑路」潮等等，都可視為倒逼在空間上的擴展。

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我們將向孩子怎樣講述家族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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