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文化第一人到底是誰？人選很多，但只有3人最有資格

在成都浣花溪邊喝茶的老茶館里，你要是隨意拉住一個本地人問“四川文化頭把交椅是誰”，十有八九首先會聽到李冰和蘇軾的名號。都江堰千年的水聲與三蘇祠的墨香，真如同川菜里的花椒辣椒一般深入人心。可要是再追問第三個名號，茶客們大多捏著花生米發(fā)好一會兒呆，卻不知早在漢武帝時期，那個真正給巴蜀文化注入基因、暗暗改寫四川命運軌跡的人便已經(jīng)存在了。

我認為文翁才是容易被人遺忘的終極候選人。他是西漢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初至成都時所見景象較現(xiàn)在想象的更為荒蕪。《漢書》中記載“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并非文學修辭，那確實是實實在在的文化荒漠。他沒有像普通官員那樣修建衙署樹立威嚴，反而做了兩件似乎不急于辦理的事情，即是傾盡府庫銀錢修建起中國最早的官辦學校“文翁石室”，還親自挑選小吏前往長安太學深造。最為厲害的是他施行的“績效掛鉤”，學員的成績直接與郡吏的升遷相綁定，這比KPI考核早了兩千年，后來諸葛亮治蜀所用的“循吏”制度，其根源實際上就在于文翁這里。

文翁的厲害之處并不僅僅局限于教育領(lǐng)域。都江堰使蜀地百姓有飯可食，文翁石室培育蜀地百姓的精神。司馬遷在《史記》中僅僅提及了“文翁倡其教”這一句話，但是觀察司馬相如的成長經(jīng)歷，這位在臨邛街市彈琴的浪蕩公子能夠成為漢賦的奠基人，其背后是文翁營造出的文化生態(tài)在支撐著。兩千多年后的現(xiàn)今，石室中學依舊書聲朗朗，這種跨越時空的延續(xù)力量，或許連李冰的水利工程都要稍遜一籌。

話再說回來，司馬相如自身也是一個厲害的競爭者。其讓“四川出產(chǎn)”首次成為全國文化圈的硬通貨。漢武帝捧著《子虛賦》癡迷到“恨不能和這人同一時代”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作者竟然來自曾被當作蠻荒之地的蜀地。但相如真正的功績不在辭藻華麗，而在于建立了巴蜀文化輸出的模式，也就是依靠《難蜀父老》解決中央和邊疆的話語沖突，借助《喻巴蜀檄》進行政治溝通的軟性表達。之后在李白、蘇軾身上都能夠看到這種將地域特色轉(zhuǎn)化為國家敘事的能力的蹤跡。

要讓考古學家進行投票，或許會將票投給被稱作“西道孔子”的百科全書式學者揚雄。在成都老鄉(xiāng)的眼中，他或許不像司馬相如那般風流瀟灑，但是他所撰寫的《方言》留存著漢代各地方言，其構(gòu)建的《太玄》哲學體系比王充的《論衡》早百年。他身上那種笨拙卻又執(zhí)著的勁頭頗為難得，為撰寫《蜀王本紀》翻爛竹簡，為注釋《爾雅》熬壞眼睛。這種學術(shù)基因后來在陳壽的《三國志》、常璩的《華陽國志》中得以延續(xù)，進而形成巴蜀特有的考據(jù)傳統(tǒng)。

或許爭誰是“第一”便進入了現(xiàn)代人愛排座次的套路，李冰的實干、文翁的遠見、司馬相如的才情、揚雄的淵博本是四川文化基因的四條螺旋鏈，如同川西壩子的油菜花和水稻一般，難以分辨誰孕育了誰，水利工程保障農(nóng)耕的穩(wěn)定，官學教育培育文化精英，文學創(chuàng)作擴大地域影響，學術(shù)研究沉淀歷史的厚重。

下次經(jīng)過成都天府廣場，若有空則去觀賞那尊東漢李冰的石像。其手握著治水圖卷的模樣，與文翁在學堂講經(jīng)的神態(tài)有幾分相似。石像底座那暗渠流淌的水聲，又好似在回應(yīng)司馬相如賦文中的磅礴韻律。這種多元共生的狀態(tài)，或許就是“四川文化第一人”最為真實的答案，并非是一個單獨的偶像，而是一串相互照亮的文化星座。

現(xiàn)在于文翁石室遺址之處，學生們所讀的課文從漢賦變?yōu)榫幊檀a了。但是當聽到有孩子用四川話背誦“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便立刻知道，那爭論了千年的文化基因，早已滲透進巴蜀大地的每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