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2050年的中國農村人口和鄉村變遷研究

【摘要】當前研究中國未來農村人口和鄉村變遷對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本文基于全國100個行政村調研數據，利用2010年和2020年兩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建立農村人口預測模型，預測發現中國農村人口數量將持續減少，到2050年降至2.62億，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農村勞動力數量不斷下降，到2050年將下降到1.5億。農村人口變遷將推動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集約化、收入來源多元化，并對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及鄉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本文提出要順應未來人口變遷趨勢制定人口發展戰略、農村人才戰略、創新農村養老模式，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

【關鍵詞】農村人口/鄉村變遷/人口老齡化

【作者簡介】中國人民大學，課題主持人：韓長賦；課題組成員：仇煥廣，唐園結，丁斌，毛學峰等。

【原文出處】《農業經濟問題》2025年06期

【人大轉載】《農業經濟研究》2025年10期

黨的二十大明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的戰略安排，2035年和21世紀中葉是兩個關鍵歷史節點。當前處于“兩步走”戰略開局起步期，研究中國未來農村人口和鄉村變遷，從大歷史、大格局下審視人口與鄉村的大變化，對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乃至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戰略為支撐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深遠意義。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變化是國家人口最大變量，直接且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一方面，中國城市人口大規模增長，城鎮化率由1978年末的18%增長至2024年的67%，主要是農民離鄉進城形成的城鎮常住人口機械增長而非城鎮戶籍人口的自然增長。另一方面，農民進城務工引發了產業工人結構變化和城鎮人口平均年齡下降，該進程同時也導致了農村人口數量驟降、結構巨變，鄉村產業、文化和治理乃至布局正在發生歷史性變遷。

　　自當前至21世紀中葉，農村人口變化仍將對中國式現代化如期全面實現產生關鍵性影響。本文判斷(報告預測模型也支持這一判斷)，從城鄉分布看，城鎮化進程將在未來約20年時間里持續引發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農村人口還會有較大幅度下降。從年齡結構看，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隨著青壯年向城鎮轉移，特別是農村新生兒減少、中小學生進城求學等，農村老齡化將進入“最嚴重的20年”，鄉村養老問題集中暴發：“50后”“60后”將逐步進入衰老期“70后”漸次臨近人均預期壽命值，農村老人將大量留守，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鄉村治理模式等都將迎來重大變革。

　　本文充分收集相關統計資料，在全國分類隨機選取了100個行政村開展深入調研，通過定量與定性分析，系統探究中國農村人口和鄉村變遷的一般規律，構建中國農村人口預測模型，并在充分考慮不同政策干預和外部沖擊的基礎上，預測未來農村人口和勞動力變化趨勢。本文進一步深入分析了農村人口變遷對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農村居民收入、農村教育醫療、農村養老社保、鄉村治理和文化等的影響，并提出對策建議，以期為“十五五”乃至更長時期的宏觀規劃、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和決策支撐。

一、農村人口數量變化、城鄉遷移及未來預測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常住人口數量大幅下降，家庭規模不斷縮小，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且明顯高于城鎮老齡化水平。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呈先升后降趨勢，少兒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老年人口贍養比不斷上升。

　　具體而言，1978-2023年，農村常住人口從7.9億減少到4.8億，占比從82.1%降至33.8%，農村家庭戶規模不斷縮小，2000年的戶均人數為3.71人，到2020年降至2.73人。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農村60歲(65歲)及以上人口從1982年的7664萬(4008萬)增加到2020年的12315萬(9035萬)，相應地占比由1982年的7.77%(5%)，增加到23.81%(17.7%)，2020年農村老齡化水平比城鎮高6.61個百分點。農村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分別為67.0%、70.8%和63.0%。農村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從1982年的35.4%下降至2020年的19.3%，相應地，撫養比由59.3%下降至30.58%，隨后基本保持穩定。農村老年贍養比則在不斷攀升，從1982年的8.4%上升至2020年的28.1%，這意味著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農村家庭面臨的撫養負擔顯著加重。

　　農村居民在城鄉間的遷移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須著重研究的一個現象。綜合農業農村部固定觀察點數據(每年約2萬戶)、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數據、中國家庭收入項目(CHIP)數據來看，中國農村居民遷移的比例持續上升，但增速有所放緩，2003-2020年農村居民外出打工的比例從13%上升至23%，其中2010-2020年的十年間上升不足4%。總體來看，造成農村居民向城市遷移的基本動因主要包括：教育轉移、就業轉移、養老轉移、富裕轉移、農業收入較低轉移和因農村居住環境較差轉移6個方面。從性別看，農村遷移人口以男性為主，2020年28%的男性外出，女性為16%。從年齡段看，21～30歲的青年勞動力外出比例最高，31～40歲外出人口占該年齡段農村人口的比例上升最為明顯。從地域看，中部地區農村居民遷移率最高，西部次之，其后是東部和東北地區，中部省份外出打工比例近20年上升了13個百分點以上(從18.4%上升到31.8%)。外出農民工中，近幾年進城的比例明顯下降，2015年占81.4%，2020年下降為77.3%，跨省流動農民工的占比也明顯降低，2010年為50%，到2020年下降為41.6%。研究分析認為，這與中小城市級引力低而大城市引力高、本地就業機會增加有關。

　　根據研究模型預測，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地區的凈遷移將在2040-2050年結束，到2035年農村年度凈遷移人口將處于600萬～1000萬，凈遷出過程最早可能在2042年結束，所有模擬方案的結果都表明，農村人口的凈遷出將于2050年前結束。

生育率和死亡率是影響農村人口結構的關鍵變量，也是進行農村人口預測的核心參數。本文認為，以2020年為基期，中國生育和死亡有如下基本特征：中國基期育齡婦女人數規模大，占女性人口的46.82%，農村、西部地區育齡婦女的年齡結構較為偏高；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30，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41，高收入國家的平均總和生育率為1.60，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總和生育率為1.90，可見中國明顯偏低，其中城市育齡婦女的生育率(1.12)顯著低于鎮和鄉村(1.54)的生育率；中國每年人口死亡率(5.66‰)與其他國家相比較低，同期日本為10.88‰，美國為10.12‰，受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和醫療條件相對較差影響，農村死亡人口占比遠高于城區。

　　基于2020年生育基本特征，本文分兩種情景對生育率的未來趨勢進行了預測，一種情景是無生育干預政策或生育鼓勵政策無效，農村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至2035年降至1.26，預計將維持該水平至2050年；另一種情景是存在生育鼓勵干預政策且有效，根據國際經驗，這類政策至少需要10年時間才能顯現效果，預計農村總和生育率在2030年達到最低點1.32，然后逐步回升，2035年升至1.39，到2050年回升至1.87。兩種情景下，2050年農村總人口(不考慮向城市遷移因素)預測將相差1115萬人。本文預測在醫療衛生保障不斷完善的情況下，2020-2050年全國農村地區總和死亡率將持續下降，2020年為8.35‰，2050年將降至7.51‰。

　　采用高生育率—中遷移率的模型來預測，中國農村常住人口數量將由2020年的5.09億減少至2035年的3.65億，到2050年將進一步減少至2.62億。考慮到農業農村發展帶來的城市人口向鄉村流動，屆時鄉村人口數量可能會高出現在預測結果。預計到2050年，廣東、山東、河北三省將擁有最大規模的農村人口。中部和西部地區是農村人口減少的主要地區，農村人口減少總數的2/3以上分布在中西部。農村勞動力數量隨著農村人口規模的減少不斷下降，且下降幅度高于農村總人口的下降幅度。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略有下降，但占比持續上升，農村老齡化問題將日益嚴峻。在不同預測情景下，2035年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26.2%～27.3%，已經達到超級老齡化社會水平；到2050年占比為28.1%～30.9%，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其中，東北地區的老齡化程度將最為嚴重，其次是東部地區。預測結果表明，農村少兒撫養比先下降后趨于平穩略回升，老人贍養比則不斷攀升，家庭撫養責任和養老負擔將加重。

二、農村人口變遷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過去20年間，農村人口數量、結構和流動變化，引起了農業勞動力的相對價格上漲，催生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業社會化服務，深刻影響了中國農業經營體系的發展演變。農村人口變化，主要是農業勞動力數量減少，促進了農業要素投入結構優化、農業技術應用機械化智能化和農業產業鏈價值鏈深化，最終推動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集約化。

　　本文預測未來農村勞動力供需形勢還會有大的變化。一是中國農業從業人員從1990年的3.89億下降到2019年的1.94億，減少了一半，年均減少2.4%，未來農業從業人員數量還會快速下降。二是勞均耕地面積雖有擴大，從1990年的0.3公頃/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0.6公頃/人，但依然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FAO數據顯示，2019年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法國、德國的勞均耕地面積位居世界前五位，分別是中國的223.8倍、154.5倍、123倍、44.3倍和38.2倍，即便是日本這樣土地資源稀缺的國家，勞均耕地面積也是中國的3.2倍。三是農業勞動力需求量不斷減少，多個模型均預測到2050年中國農業勞動力總需求約為5200萬人。四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供給絕對數不斷減少，2025年農村地區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2.8億，2035年將下降到2.3億，2050年將進一步下降到1.5億。五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存量仍然較大，根據本文預測，2035年將在5500萬人左右，2050年將在2000萬人左右。倘若將農村勞動力的年齡標準上限從65歲放寬到70歲，2035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將在9900萬人左右；2050年將在4800萬人左右。這一趨勢不僅為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條件，也為城鎮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補充提供了重要支撐。同時，這也表明在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優化勞動力轉移的配套措施，以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平穩、高效轉移，實現城鄉人口結構的優化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農村人口變化還將深刻影響農民收入和共同富裕進程。首先，農業部門內人均資源稟賦將大幅度優化，按照全國耕地面積(19.29億畝)保持不變來計算，如果2035年農村勞動力下降至2.3億，那么每個勞動力的耕地面積將超過9畝，到2050年將達到12.86畝。如果農業勞動力轉移較為充分，農林牧漁勞動力就業人數按照5000萬計算，那么中國勞均耕地將接近40畝(作為參考，2021年歐盟勞均耕地56.21畝)。這就需要前瞻性地做出制度安排，破解農村要素優化配置障礙，釋放農村經濟增長潛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其次，農業部門內部可以粗略分為兩類群體，即規模化農戶和生計農戶，規模化農戶大致可以獲得可接受的社會平均收入，但生計農戶可能面臨增收困難，需要轉移更多勞動力到非農部門，讓農業部門內人均資源至少和農村勞動力流出同比例增長。最后，城鄉教育、醫療、養老資源等公共服務分配不均將持續推動農村人口外流，而農村人口的流失和老齡化加劇，反過來會進一步加大公共服務供給壓力。

　　因此，未來促進農民收入來源多元化和優化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是推動農民增收、實現共同富裕的兩大關鍵。中國仍需要繼續推動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拓寬農民的工資性收入來源；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為農業規模化經營創造條件。同時，我們還應該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引入資本和技術，發展高效現代化農業，從而顯著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中國應通過盤活農村集體資產和自然資源，吸引資金、人才和技術下鄉，促進鄉村產業多元化發展，為農村居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在城鄉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上，要依托縣域經濟發展，推動以縣域為中心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進一步推動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向農村下沉，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特別是在養老服務領域，應探索中國特色的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大幅增加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補貼力度，緩解因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服務壓力。

三、農村人口變遷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給農村人口結構帶來深刻變化，出現了以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為主的“三留守”群體。調研顯示，2000年以來農村留守兒童相對規模下降，但絕對規模擴大，占農村兒童的比例提高；農村留守婦女絕對規模呈現先快速擴大再逐步縮小的趨勢，越來越多農村留守婦女與老人、子女一起居住，而非單獨和子女居住；農村留守老人的絕對規模較為龐大，基本保持穩定，且空巢化趨勢日益加劇。

　　根據模型預測，未來農村留守兒童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均會繼續下降，預計農村0～17歲人口在2020-2050年將減少5860萬，降幅達53%；農村留守婦女規模同樣會大幅下降，農村20～59歲女性人口規模在2020-2050年將減少7140萬，降幅達56%；相比于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的絕對規模變化，農村留守老人的規模變化并不明顯，2020-2050年，農村60歲以上、65歲以上人口總量預計將分別減少2445萬、1200萬，降幅分別為20%、13%，但研究也表明，農村還將存在大量的老齡人口，占人口總量比例將大幅上升，其中80歲以上人口將增加1921萬。更為重要的是，農村80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到2050年將會持續增長“小老人”不少，“老老人”增多，對農村社會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構成更加嚴峻的挑戰。

農村“三留守”群體在日常生活和農業生產中面臨諸多困境。例如，農村留守兒童學習成績下滑、心理健康不佳；留守婦女照料負擔加重，夫妻感情轉淡；留守老人困境更復雜，老人本身勞動負擔增加，日常生活、身心健康方面諸多困難需要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和農村養老觀念上尋求突破。

由于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生源數量將大幅縮減，模型預測，2035年農村6～15歲人口約為2486萬人，其中農村學齡兒童人數為1740萬人，較2020年下降3160萬人，降幅達64.5%，2035年后有所增長，到2050年約為2939萬人，這意味著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資源在未來需要進一步的整合和優化配置。人口流動背景下，農村義務教育優質生源減少，師資力量流失，撤點并校在所難免，但學生寄宿、通勤又會給一些家庭增加新的壓力。

農村人口變遷背景下，農村醫療資源也需要進一步優化配置。當前，農村人口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呈逐年上升趨勢，農村老年人醫藥費支出是除日常生活消費之外占比最大的一項。老年人健康尤其是高齡老人照護成為重大挑戰，加快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已經刻不容緩。隔代撫養兒童占比增加，由此帶來的兒童身心健康問題均需要更加引起重視。

　　此外，農村人口轉變和社會變遷還深刻影響著鄉村文化及傳統。例如，鄉村傳統生計模式的改變，農村家庭少子化趨勢明顯，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生計模式逐漸改變，農戶和農民個人的兼業模式日漸普遍“非農化”趨勢呈擴大態勢，鄉村居民家庭經濟來源愈發以非農收入為主。“大流動”將改變鄉村生活方式，空間移動上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鎮，職業流動上從農業流向非農業，大流動導致了農村人口需要“兩棲”生活，既要在農村居住生活，又要在城鎮過著打工經營的棲居生活，其期望、需求和觀念都將帶有“兩棲”特征，傳統家庭觀念和生育觀念也會隨之悄然而變，傳統孝老敬老觀念淡化，等等。

　 農村人口變遷將對鄉村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傳統產生深刻影響和沖擊，農村的物質文化不斷走向城鎮化現代化，農村的鄉土文化傳統存在著斷裂現象，農村非物質文化傳承受到較大沖擊。同理，鄉村治理也將面臨新挑戰，村莊人口規模縮小，治理對象更多是留守群體，一個重點任務是如何更好地服務于農村老年人；村民中的“非農化”使得村民從事的職業越來越多，思想觀念逐漸多樣，文化觀念越發多元，利益訴求趨于復雜，村莊階層差異逐漸顯現，村民們不但不再共享一套完整的文化觀念與價值體系，也因為利益與階層的差異出現群體的區隔和分化。特別是村莊調整將給鄉村治理帶來新格局，預計會有不少村莊出現社會生態重塑、村莊民主參與受阻、治理體系科層化、“三資”管理出現困難等治理變化。

四、主要研究結論與趨勢性對策建議

本文主要有以下發現和結論。

一是未來中國農村人口數量將持續減少。預計到2035年中國農村常住人口將下降到3.65億，2050年進一步下降到2.62億，城鎮化率將于2035年達到74%，于2050年達到81%。這也意味著，未來20年間還將有2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要轉移到城鎮。留守老人將成為未來農村人口的重要主體，占比最高時可達30%以上，并日益呈現出空巢化和高齡化的特征。

二是農村人口進一步向胡煥庸線以東傾斜。由于城市化的吸引、工業化的集聚、鄉村與城市生活的差異和戶籍制度的改變，中西部地區農村人口減少明顯，減少規模將占總減少規模的2/3以上，這部分人口將向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集聚，東部沿海地區人口比例將進一步上升。

三是農村勞動力數量不斷下降。到2035年，農村地區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將下降到2.3億，2050年將下降到1.5億。農業科技進步、生產經營方式變革將大幅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預計2035年和2050年農業農村勞動力總需求分別為1.7億和1.3億，其中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分別為6800萬和5200萬左右。勞動供給按勞動年齡人口計算仍有剩余，但總量減少。預計到2035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約為5500萬人，2050年進一步降至2000萬人左右，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在一定時期內仍有較大潛力。伴隨數量下降，中老年勞動力占比將逐年提高，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逐年上升。

四是農村老齡化問題突出。按照城鄉同口徑的60歲為老齡估算，到2035年和2050年農村老齡人口占比分別為34%和36%；按照農村一般習慣認為的65歲以上為老齡估算，2035年農村老齡化率將從目前的19%上升為26%，2050年為29%。農村老齡化率高于城市6～8個百分點。預計2035年和2050年農村65歲以上老齡人口絕對數量將分別達到0.95億和0.76億。

五是農村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加快推動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轉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業生產機械化、規模化將更快發展，農業將加快由勞動力主導向資本與技術主導轉型，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將不斷發展壯大，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將成為促進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的重要途徑。

六是農村人口變遷將深刻影響農民收入結構。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數量減少，農業生產經營規模擴大，以農業為主的從業者收入將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農村人口老齡化和相當部分兼業小農戶則較難分享農業規模經營紅利，在增收上處于弱勢地位，這會導致農村內部階層性收入差距拉大，也影響著城鄉收入差距縮小。促進農民收入來源多元化，特別是持續增加工資性收入，提升農村資源的經營性收入以及提高農村居民的養老和醫療保險支持力度，將是未來農民增收的主要方面。

七是農村人口變遷將從多個方面、以多種方式影響鄉村文化及傳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生計模式向兼業化及非農化轉變，農民由單一的農村生活方式向“城鄉兩棲”生活方式轉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家庭成員及鄰里城市化的傳遞影響，使鄉村傳統家庭本位觀念、“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和養兒防老觀念都將面臨較大的沖擊。

八是農村人口變遷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農村正在從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村民關系陌生化，文化觀念越發多元，利益訴求趨于復雜，村莊階層差異逐漸顯現，傳統的人情網絡和鄉村民俗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逐漸減弱。農村缺人才、缺青年、缺活力的問題突出，村莊格局需要怎么調整，調整后的村莊“誰來振興”成為一個比較普遍的現實問題。

　　本文預測，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大規模轉移將在2042-2045年基本完成。在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總目標下，隨著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建成農業強國的進程推進，未來20～25年將是中國鄉村大變革大發展的時期，農業生產經營和鄉村規劃、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都需要與人口變遷同步考量。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主要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一)應制定與未來人口變遷趨勢相適應的人口發展戰略

　　針對無政策干預或干預政策無效情景下，到2035年農村總和生育率將持續降低的情況，應以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務體系為目標，以生育、養育、教育3個階段為重點，建立完善“三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在政府、社會、家庭之間形成激勵相容、治理協同、推動同步的局面。生育階段，對在鄉鎮衛生院及以上醫療保健機構分娩的產婦，實行分娩醫療服務及住院免費政策；養育階段，延長生育休假時長，實行哺乳假政策，保障哺乳期婦女工資待遇和晉升機會，探索實行非生育家庭繳納一定費用支持生育家庭的政策機制，在嬰兒出生至幼兒學齡前階段對生育家庭給予一定養育補助；教育階段，將免費義務教育向前延伸至托幼、學前階段，向后拓展至高中階段，擴大各級各類優質教育供給，切實降低子女教育成本。通過全面提升“三育”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促進家庭生育意愿與社會適度生育率最大限度保持一致，逐步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二)應高度重視鄉村缺年輕人、缺人才問題

　　應制定與鄉村人口結構相適應的農村人才戰略，實行年輕人才留鄉返鄉下鄉鼓勵政策，以農村資源和后發優勢、農業從業者的高收入等引才留才，尤其重視引導大學生回鄉下鄉，持續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彌補農業生產經營和鄉村治理的人才短板。應著眼于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目標，加強農業農村領域人力資源開發，培養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高素質農民。創新體制機制，采取有效激勵措施，吸引農民工、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返鄉下鄉創業，培育創業帶頭人，以創業帶動就業，實行農牧院校畢業生從事農業獎補政策。發展鄉村新產業新業態，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提升就業創業質量，努力防止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擴大。面向廣大農業從業者開展全員免費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業從業者科學文化素質和就業增收能力。

(三)應高度重視農村嚴重老齡化問題

　　動員政府和社會力量，切實提高農村養老和醫療保障水平，創新適合中國國情農情的養老模式，妥善解決好近1億農村老年人養老問題，防止此問題影響2035年及之后中國式現代化成色和農民福祉。完善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全民基本醫療保險省級統籌，取消居民在常住地或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以提高老年人群生活品質為核心，加快發展農村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重點推進鄉村日間照料中心和老年幸福食堂建設。

(四)應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

　　創新農業組織方式，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大力培養高素質農民。組織方式方面，在穩定集體所有、家庭經營的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探索構建小農戶承包經營與社會化服務組織共同生產的新型生產經營模式。生產方式方面，通過采用規模化、機械化、集約化的現代農業生產方式，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效減輕農業對勞動力的依賴，促使農村勞動力進一步從農業中解放出來，轉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就業，從而推動人口向城市遷移。聯農帶農方面，積極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扶持農業生產性專業服務公司，推廣土地托管、牛羊托管、代耕代種、聯耕聯收等農業生產經營新模式；構建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間關系穩定、聯結緊密、權責一致、利益共享的聯農帶農機制。對新型經營主體流轉土地種糧給予土地流轉費補助，對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實行作業費補助，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升規模種植收益。農業保險方面，在農業完全成本保險、種植收入保險基礎上，創新設計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價格保險產品，增強農民應對價格波動和市場風險的能力，穩定農業經營收入。

(五)應切實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針對到2050年前，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數量仍具有較大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仍具有較大潛力的實際，應圍繞戶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土地制度等方面協同發力，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更加靈活的戶籍遷移政策，進一步放寬大中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放寬特大城市的落戶限制，特別是針對農民工等已在城人口群體，降低落戶門檻。條件成熟時，可在試點基礎上逐步取消。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居住)登記制度，爭取到2035年，基本消除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在反映城鎮化率上的差異。應繼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在社會保險、醫療服務、住房保障、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依法享有同等權利，實現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向常住人口全覆蓋，做到同城同權，并加快解決農民工納入公租房體系和子女同城高考問題。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允許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的同時保留現有農村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使用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權益；因地制宜探索采取一次性支付補償、分批多次補償等多元化補償方式，支持進城落戶從業農民依法自愿有償退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統籌城鄉多方資源，積極發展縣域經濟，大力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加快實現鄉村基礎設施便利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保到2035年鄉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

來源：人大復印報刊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