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中國人的體系里，只有唯一的一個缺陷

對于中國人和我們的主要區別，倘若我欲一言以蔽之，就應該說，他們的旨趣是逸樂，而我們的旨趣是權柄。我們垂青凌駕他人之上的權勢，亦垂青凌駕自然之上的力量。中國人過于淡泊，過于溫厚，不適合如此的追逐。

諸位都知道韋爾斯的《時間機器》，機器的主人能在時間的長河里旅行，或倒退，或前進，親睹昔日和未來。但是，人們并非永遠能認識到，今天，旅游世界就可獲得韋爾斯儀器的大量優點。去紐約和芝加哥的歐洲人，看到的是未來，如果歐洲幸免了經濟災難，這種未來就很可能降臨。另一方面，他去亞洲，便看見了昔日。聽說在印度能看見中世紀，在中國能看見18世紀。倘若喬治·華盛頓死而復活，他創建的國家就將使他迷惑而震驚。在英國，陌生的感覺就少一些，在法國就更少了；不過，真正的故鄉感只有在中國才能找到。那里，他在幽靈般的游蕩中，會第一次找到那些仍然信奉“生命、自由、追尋幸福”的人們，他們就像“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人一樣信奉這些思想。我深信，他很快就會當上這個共和國的總統。

西方文明包括南北美洲，不算俄國的歐洲，以及大不列顛自治王國。美國便是這種文明的先驅；所有東西方的差異在美國都有最顯著的標志，并得到了最深刻的發展。我們習慣于視進步為當然；毫不遲疑地宣稱，19世紀的一切變化都日臻完美，更圓滿的完美變化亦會無限地接踵而至。在歐洲大陸，戰爭及其惡果動搖了這一信念，人們開始回顧1914年以前的時代，視之為黃金時代，似乎是百年不遇的。在英格蘭，樂觀主義受到的打擊就小得多，在美國就更小了。對于我們那些視進步為當然的人，游歷中國這樣的國家，大有意趣，中國還徘徊在我們一個半世紀前的時代，讓我們捫心自問，比較而言，我們經歷的種種變化，是否帶來了真正的發展。

眾所周知，中國文明的淵源，是公元前500年盛行的孔子教誨。他就像希臘和羅馬人一樣，并不相信人類社會自然是進步的；相反，他深信，遠古時代的統治者都極賢明，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那是墮落的今日可望而不可及的。當然，這只是幻想。但實際結果是，像其他先賢一樣，孔子的旨趣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保持一定的優裕水平，并不是馬不停蹄地追逐功名。在這一點，他比古往今來的任何賢哲都杰出。從古至今，中國的文明就打下了他人格的烙印。孔子時代，中國的疆域只是當今中國的一部分，分割成許多相互爭戰的王國。此后300年間，他們在現在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疆域里定居下來，創建了一個統一的帝國，直到最后50年，其土地和人口都超過任何其他帝國。盡管歷經蠻族的入侵、歷經蒙古族和滿族統治的朝代，偶爾歷經或長或短的混亂和內戰時期，孔子的思想體系還是幸存下來，創造了藝術、文學和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只在今日，接觸了西方和西化的日本，這個體系才開始崩潰。

一個生命力如此強大的體系，一定不乏長處，理應受到我們的尊重和關心。那不是宗教，它同超自然的信仰或神秘的信仰毫不相干。那是一個純粹的倫理體系，它的倫理不同于基督教，并非高不可攀。實質上，孔子的學說極像18世紀老式的“紳士”觀念。他的一段箴言闡明了這點（引自萊昂內爾?賈爾斯的《孔子論語》）：

真正的紳士決不好斗。倘若競爭的精神不可避免，那只在比箭之時。即使在這時，就位之前，他亦彬彬有禮地向對手致意，一旦失敗，便退下，飲罰酒。這樣，即使比武，他亦不失紳士的風度。

他諄諄教導我們責任、美德之類的事情，作為道德的導師，這是在所難免的，然而，他從不苛求任何違背自然、違背自然情感的事。下面的對話，便是明證：

畬國的公爵對孔子說：我國有一個正直的人。他作證，證明自己的父親偷了一只羊。——孔子答道，在我國，正直迥異于此。父親隱瞞兒子的罪過，兒子隱瞞父親的罪過。此行方為真正直。

孔子在一切事情上都崇尚節制，甚至于美德。他不相信我們應以善報惡。一次，有人問他：“您覺得以善報惡的原則如何？”他答道：“那么，以何報善呢？你們倒應該以公正報不公正，以善報善。”在孔子時代的中國，以善報惡的原則是道家所宣揚的，道家的學說比儒家的學說更接近于基督教。道家的始祖老子（據估計，他的年代比孔子略早）說：“對善，我報以善；對不善，我亦報以善，使之棄惡從善。對忠誠，我報以忠誠；對不忠誠，我亦報以忠誠，使之歸于忠誠。即使是惡人，拋棄他，又怎能為善呢？以仁慈回報傷害吧。”老子的一些箴言與“山上的布道”極相似。例如，他說謙卑的人將受到備致的關懷。屈身的人將昂首挺胸。虛懷若谷的人將充實內心。疲憊不堪的人將獲得新生。貧窮的人將獲得成功。富足的人將誤入歧途。

人們公認的民族圣人是孔子，而非老子，這便是中國的特征。道教流傳下來了，但主要作為魔法在無知的人們中流傳。在統治帝國的實用主義者看來，道家的教義只是空幻，而孔子的學說顯然是精心的籌劃，能避免傾軋。老子宣揚無為的學說，他說：“不聞不問，順其自然，方是治國之道。終日勞碌，非治國之道。”但是，中國的統治者天生就偏愛孔子的箴言：節制、仁義，禮儀，好像還極崇尚賢明政府所能施行的仁政。中國人從未像現代的一切白種民族那樣，同時擁有一個理論上的倫理體系和一個實踐中的倫理體系。我不是說，他們永遠遵奉他們的理論；我是說，他們試圖這樣做，人們也期望他們這樣做；人所共知，基督教的倫理對于這個邪惡的世界，大多過于完美了。

其實，我們有兩種并存的道德：其一是我們宣揚卻不施行的道德；其二是我們施行卻極少宣揚的道德。除了摩門教，基督教同所有的宗教一樣，都發源于亞洲；早期的基督教提倡具有亞洲神秘主義特征的個性和來世思想。由此可知，不抵抗的教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督教一旦成為精力充沛的歐洲王公貴族們的主要宗教時，就有必要宣稱，有些經文不可按字面意思理解，而另一些，如“將愷撒的財產歸還給愷撒”，則被廣泛接受。在我們的時代，競爭的產業主義盛行，絲毫的不抵抗便會遭到蔑視，人們身負厚望，應正視困難而面不改色。實際上，我們那行之有效的道德便是以奮爭獲取物質的成功；這適用于國家，亦適用于個人。對于我們，其他的一切仿佛都是軟弱而愚蠢的。

中國人謝絕了我們理論上的倫理觀，亦謝絕了我們實踐中的倫理觀。他們承認，理論上存在著應該戰斗的時刻，而實際中這種時刻極罕見；而我們深信，理論上沒有任何應該戰斗的時刻，實際中這種時刻卻屢見不鮮。中國人有時也戰斗，但不是好斗的民族，也不太崇拜戰爭的勝利或生意的成功。傳統上，他們最尊崇學識；其次，是與其緊密相聯的溫雅和禮儀。在過去的時代，中國行政的職位都按科舉考試的結果授予。2000年來，沒有世襲的貴族——唯一的例外是孔子的家族，其首長是一個公爵——學識不僅贏得了歐洲封建時代有權勢的貴族才享有的那種尊敬，亦贏得了由于學識自身的原因而激起的人們的仰慕之情。古代的學識很狹隘，只是不加鑒別地閱讀中國的經典作品，以及著名的注釋家的作品。在西方的影響下，他們逐漸認識到，地理、經濟、地質、化學等等比以道德解釋昔日更具實際的用途。年輕的中國——即，受過歐式教育的學生們——認識到了現代的需求，對古老的傳統尊崇不足。

然而，縱然是最現代派的人，也保持著節制、文雅和謙和的傳統美德，只有少數例外。這些美德能否在西方和日本的教誨下再幸存幾十年，或許值得懷疑。

對于中國人和我們的主要區別，倘若我欲一言以蔽之，就應該說，他們的旨趣是逸樂，而我們的旨趣是權柄。我們垂青凌駕他人之上的權勢，亦垂青凌駕自然之上的力量。我們借前者創建了強大的國家，借后者創建了科學。中國人過于淡泊，過于溫厚，不適合如此的追逐。然而，說他們懶散，只在一定意義上屬實。他們并不如俄國人一般懶散，就是說，為了生活，他們會辛勤操勞。雇主發現他們極其勤勞。但是，他們不會像美國人和歐洲人那樣工作只是因為不工作會使他們厭煩，他們也不愛好勞碌。一日足以維持生計，他們就以此為生，不再為了改善生活而操勞。他們有無限的閑情雅致——光顧戲院、茶座閑聊，欣賞中國的古代藝術或漫步景色宜人之地。按我們的思維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過于溫和了；我們更敬佩一個每天都去辦公室的人，縱然他在辦公室里的一切行為都貽害無窮。

在東方生活或許會使一個白種人腐化，但是，我必須承認，自我認識中國以來，我便將懶散視為蕓蕓眾生所能企及的最佳稟賦。我們終日勞碌，確有所獲，但是試問，比較而言，我們的所獲有無真正的價值？我們的制造業技藝超群，部分用于制造船舶、汽車、電話，以及其他在高度緊張的工作中享受奢侈生活的東西；另一部分用于制造槍支、毒氣，以及用于大規模互相殘殺的飛機。我們擁有一流的管理體系和稅務體系，部分用于教育、環衛和諸如此類的有益項目，其余的則投入了戰爭。在當今的英國，國民收入多消耗于過去和未來的戰爭，剩余的部分才用于有益的設施。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國家，境況更糟。我們擁有的警察制度，其效率是前所未有的，部分用于偵破和防止犯罪，部分用于囚禁任何一位有建設性政見的人。在中國，直到現在，他們也沒有這類東西。太落后的工業造不了汽車和炸彈；落后的國家無法教育國民或殘殺他國的國民；無能的警察抓不了土匪或布爾什維克。結果便是，中國同其他白種民族的國家相比，一切人都享有自由，且有一種普天同享的幸福，因為除了少數人，大家共享著貧困，這真令人驚奇。

一般中國人的視野同一般西方人相比，有兩種驚人的差異：其一，中國人不尊崇活動，除非它有益于有益的目的；其二，他們不認為道德就是遏制本能的沖動、干涉他人的沖動。前者我們已經論及，后者也許同樣重要。著名漢學家蓋爾斯教授在結束他在吉福特的演說“儒教及其對手”時宣稱，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其成功的主要障礙就是原罪的教義。正統基督教的傳統教義—一在遠東，仍被基督教大多數傳教士宣講——宣稱，我們都生而有罪，我們罪大惡極，該受永遠的懲罰。倘若這種教義只適用于白種民族，中國人就極易接受，可一旦得知自己的父母和祖輩在地獄的烈火中飽受煎熬，他們就暴跳如雷。孔子諄諄教誨，人之初，性本善，倘若從惡，亦是受邪惡榜樣和腐朽方式的耳濡目染。這有別于傳統的西方正教，對中國人的視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我們當中，公認的道德典范，是那些摒絕平常享樂的人，是那些干預他人享樂以求自足的人。我們的美德概念，有一種愛管閑事的因素：一個人若不讓許多人覺得他是討厭鬼，我們就認為，他絕不能成為極善的人。這種思想就源于我們的原罪意識。它誘使我們干預自由，誘使我們道貌岸然，因為傳統的標準對于多數人是難以企及的。中國的情形即非如此。道德的戒律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它期望人們尊老愛幼，樂善好施，彬彬有禮。這不是難以實現的敬意，多數人實際上都能實現，結果或許優于我們那崇高的標準，那是多數人都不能抵及的。

沒有原罪的意識，另一結果便是，他們比西方人更樂于讓分歧服從理由和理性。在我們當中，歧意迅速成為“原則”問題：一方總以他方為邪惡，任何讓步便意味著參與罪惡。這就使爭端更加激烈，實際上，這暗藏著隨時準備動用武力的威肋。在中國，軍人雖準備著動用武力，但無人警醒相待，他們自己的士兵亦然。他們打仗幾乎不流血，他們在激烈沖突中造成的損失，比起西方的經歷，真是微乎其微。絕大多數民眾，包括民政機構各行其是，仿佛這些將軍和士兵根本不存在。日常生活中，爭執常由友善的第三者調解、平息。和解是公認的原則，因為挽救雙方的臉面是必要的。在某些形式上，不失臉面雖使外國人感到好笑，卻是一種極有價值的民族風格，使得中國人的社會政治生活遠不如我們殘酷。

中國人的體系里，只有唯一的一個缺陷，那就是，它不能使中國抵御更好戰的民族。如果全世界都像中國，全世界就會幸福；然而，只要其他國家尚武好戰、精力旺盛，不再遺世獨立的中國，若想保持民族的獨立，就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因襲我們的罪惡。但是我們可別恭維自己說，這種模仿將成為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