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不支持哈馬斯？歷史血仇刻教訓，極端主義碰不得

最近中東局勢又起波瀾，不少人疑惑為什么中國政府在巴以沖突中的態度看起來有些微妙。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當權益，這個立場從來沒變過，但為什么對哈馬斯這個組織卻保持距離？

中國歷史上曾經遭受過宗教極端主義的巨大創傷，那種痛徹心扉的教訓至今還深深刻在民族記憶里。

當我們回望那些血淋淋的歷史，再看看今天的國際形勢，也許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會如此謹慎？

1860年代到1870年代，一個叫白彥虎的人打著宗教旗號，在陜甘一帶掀起了血腥風暴。

這個人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造反者，他把宗教極端思想推向了極致，到處煽動教派仇恨。

白彥虎這伙人攻破一個縣城就屠一個縣城，手段極其殘忍。他們不分老幼婦孺，見人就殺，整個村莊整個村莊地消失。

陜西、甘肅、寧夏，到處都是尸骨成山的慘狀。這些暴徒打著宗教的幌子，實際上就是在進行種族滅絕。

當時的清政府雖然腐朽，但面對這種滅絕人性的行為，也不得不派兵鎮壓。

這場暴亂持續了十幾年，波及范圍之廣、死亡人數之多，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整個西北地區幾乎被打成了廢墟，千里之內人煙斷絕。

有些地方直到幾十年后還是一片荒蕪，根本看不出曾經有人居住的痕跡。

同一時期，云南也爆發了類似的宗教極端暴亂。一群極端分子在大理建立了所謂的“蘇丹國”，這個政權的殘暴程度比白彥虎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們強行推行宗教極端主義，對不同信仰的民眾進行系統性迫害。

這個“蘇丹國”的統治者們完全按照極端宗教教義來治理，強迫所有人改變信仰，不從者就處死。

在他們的統治下，云南各族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稍有不慎就會被扣上“異教徒”的帽子，遭到滅頂之災。

這種宗教極端政權的存在，不僅給當地民眾帶來了巨大災難，也嚴重威脅到了國家統一。

他們拒絕承認中央政府的權威，完全按照自己的極端教義行事，實際上已經成了國中之國。

面對西北和西南的雙重危機，清政府派出了左宗棠這樣的能臣來處理。

左宗棠是個有本事的人，但即使是他，面對這種宗教極端主義暴亂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這不是普通的政治叛亂，而是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宗教戰爭。

左宗棠花了整整六年時間才基本平定這些暴亂。六年啊，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這意味著無數的人力物力消耗，意味著經濟的嚴重衰退，更意味著無數生命的消逝。

據史書記載，這場動亂期間，全國人口從兩億多銳減到一億多，死亡人數接近兩千萬。

在19世紀，當時的總人口本來就不多。相當于每十個人里就有一個人死于這場宗教極端主義引發的動亂。這種人口損失的規模，在中國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2009年，有研究人員在新疆莎車縣進行田野調研時，發現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情況。

這些教材宣揚的理念，和歷史上白彥虎那伙人的思想如出一轍。

這些教材不是簡單的宗教教育讀物，而是系統性的極端思想灌輸材料。

這種思想一旦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后果不堪設想。

調研人員還發現，這種極端思想的傳播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滲透活動。

境外一些極端宗教組織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境內輸送人員和思想，試圖在中國土地上重現歷史上那種宗教極端主義的噩夢。

要理解哈馬斯這個組織的本質，就不能不提到穆斯林兄弟會和它的核心理論家賽義德·庫特卜。

庫特卜這個人在20世紀中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極端主義理論體系，成為現代宗教極端主義的思想鼻祖。

庫特卜的理論核心就是要建立純粹的宗教國家，要消滅一切“異教徒”政權，要用暴力手段來實現宗教目標。

這套理論后來被他的繼承者扎瓦希里進一步發展，扎瓦希里和本·拉登是同伙，他們把庫特卜的理論推向了更加極端的方向。

哈馬斯作為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個分支，完全繼承了這套極端理論。它們不僅僅是要解放巴勒斯坦，更要建立一個嚴格按照極端宗教教義統治的國家。

這種目標和手段，與歷史上中國遭受的那些宗教極端主義暴亂如出一轍。

中國政府明確表態，只承認法塔赫為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而不支持哈馬斯。這不是什么外交技巧，而是基于深刻歷史教訓的理性選擇。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當權益是一回事，支持宗教極端主義組織是另一回事，這兩者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中國在宗教極端主義問題上的謹慎態度，不是什么政治計算，而是用兩千萬同胞的生命換來的血的教訓。

當我們看到哈馬斯這樣的組織時，當我們聽到那些似曾相識的極端言論時，歷史的記憶就會被喚醒。

保持警惕不是仇恨，而是智慧；區分支持人民和支持極端組織，不是冷漠，而是負責。這種歷史的清醒，正是中華民族能夠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