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差旅黃金時代，結束了

審計風暴下，國企差旅眾生相。

欄目 | 文旅商業評論

領域 | 酒店業

01

最近，我去長春出差，順道見了朋友老周。

他是某央企東三省地區部門負責人，算是個把控實權的中層。

吃飯時，他本來興致挺高，中途拿出手機想訂個下周沈陽酒店，結果劃拉了兩下，眉頭突然皺成了“川”字，整個人愁眉苦臉起來。

我問他，都老司機了，怎么訂個房這么費勁？

老周嘆了口氣說，“現在訂酒店太麻煩了，希爾頓歡朋都不能住。”

我有些不解。

東北這地界，希爾頓歡朋也就三四百塊錢，完全在他們公司差旅標準之內，甚至比一些中端酒店都要便宜。

我問他，“這也算超標？不是四星標準的商務酒店嗎？”

老周搖搖頭，壓低了聲音，“不是錢的事，是名字不行。”

“集團現在明文規定不讓住五星級酒店，尤其是外資五星，審計組那幫人，不管你實際花了多少錢，他們只看發票上的名字。”

“上次我去西安，也是住的希爾頓歡朋，400多塊錢一晚，結果回來報銷，審計指著發票問我，為什么住希爾頓？是不是頂風違紀？”

老周當時覺得挺冤枉。

他努力和審計解釋，說這個歡朋雖然掛著希爾頓牌子，但定位是中端，而且這是國企錦江運營的，價格很便宜啊。

審計不信，只認希爾頓這三個字，覺得這就是奢靡之風的代表。

最后為了幾百塊錢住宿費，老周被要求寫了一份詳細的情況說明，還被審計部門查了很久，核對是不是有其他違規消費。

老周端起酒杯，苦笑了一下。

他說，“兄弟，最可氣的是，我當時是為了給公司省錢，旁邊那個亞朵都要五百多，我沒訂，特意選了個便宜點的，結果是給自己找不痛快。”

從那以后，他學乖了。

出門只住名字樸素的酒店，環境差點意思也認了。

老周的遭遇，讓我想起了前段時間和另一個朋友阿強的聊天。

阿強在一家廣州大型國資旅行社工作，負責出境游業務對接。

那天聊天，他也滿腹牢騷。

原來他這周計劃要去日本東京，參加一場很重要的行業交流會。

簽證辦好了，機票出票了，酒店也訂妥了。

結果臨出發前兩天，公司突然下文，讓他取消行程。

公司的說法是現在形勢下，盡量減少去日本這種敏感目的地，業務交流也不行。

阿強很無奈，如果不去，前期溝通全白費，還得罪同行。

我當時給他出主意，“你護照不是沒上交嗎？實在不行請幾天年假，自己去唄，反正也是為了工作。”

阿強都給氣笑了，他說，“偷偷去？你當現在的內控是擺設？”

“萬一被同事知道了，或者年底評審的時候被競爭對手舉報了，去查我的出入境記錄，那性質就變了。”

02

后疫情時代，肉眼可見的是，國企差旅口子正在越收越緊。

這種體感并非空穴來風。

今年以來，根據國資委最新要求，各級央企要堅決落實“過緊日子”要求，嚴控一般性支出，這就直接波及到了差旅預算。

老周說，自從這個要求被耳提面命后，“一利五率”成為了懸在央企頭頂的新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營收增長放緩的大環境下，想要保住利潤，唯一的辦法就是砍成本。

生產成本涉及原材料，那是市場定的。

人力成本涉及就業，太敏感不能動。

剩下最好砍、見效最快、且阻力最小的那塊肉，就是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

差旅費，正好處在這個射程范圍之內。

老周無奈地表示，“公司在利潤總額和現金流的雙重考核壓力下，砍掉非必要的差旅支出，成了保住核心指標的本能反應。”

于是，國企出差成了一場關于合規的博弈。

老周在內的很多人愈發關心酒店、機票票據貼上去，會不會招來審計問詢。

但這背后，不僅僅是缺錢，更是一種審計邏輯的異化。

根據2024攜程商旅白皮書調研，92.4%的企業將降本增效列為差旅管理首要目標，而在國企領域，這種壓力轉化為了對審批流的極致掌控，對合規的關注度遠高于其他企業。

由此，審計人員也是人，也有KPI，要去核實一家名叫“歡朋”的酒店到底是高端還是中端，需要調研市場價、查證品牌定位，成本太高。

但看名字里有沒有希爾頓三個字，只需要一秒鐘。

這種一刀切的審核方式，導致了部分國企內部出現了一種典型的防御性行政。

一如今年年中的“禁酒令”，為了不出錯，企業內部會制定比上級規定更嚴苛的土政策。

上面說嚴控五星級，執行層面就變成了帶外資名字的都不行。

領導要求嚴控三公經費，層層下達后就變成了非必要不出差，能視頻就視頻。

在這種邏輯下，沒人愿意為那個雖然名字叫希爾頓，但其實很便宜的酒店背書。

效率和性價比，在絕對的安全面前，被犧牲了。

除了財務和審計，還有一道無形的墻，叫輿論環境的聚光燈效應。

國企員工的身份，在當前的輿論場中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員工一條發日本開會的朋友圈，可能引發一場公關危機。

一次非必要的海外行程，可能被解讀為享樂主義。

這種外部的輿論壓力，最終內化成了企業內部的自我審查。

當低調，成了國企員工生存第一法則，我們看到了老周的無奈和阿強的退縮。

03

這場自上而下的國企差旅嚴管，正在重塑整個中國商旅市場格局。

最先感到寒意的，是那些掛著外資牌頭的高星酒店。

過去，希爾頓、萬豪、洲際是國企中高層出差的標配，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商務接待的面子。

如今，這些金字招牌成了燙手山芋。

一位華東地區的五星級酒店銷售總監曾和我私下感嘆，現在去國企談協議價，哪怕價格降得比快捷酒店還低，對方也不敢簽。

為了避嫌，也害怕觸碰那根隱形的紅線，大量國企差旅需求正在從國際五星向國產中高端品牌轉移。

亞朵、全季、桔子水晶、維也納這些本土中高端酒店品牌，正在意外接住這波下沉富貴。

它們名字接地氣，價格適中，發票開出來安全合規，完美契合了當下國企低調務實的生存哲學。

這對所有的TMC（商旅管理公司）也是一個新的命題。

以前，企業讓TMC管差旅，核心訴求是比價，是把機票酒店的采購成本壓下來。

現在，國企客戶的核心訴求變了。

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便宜，還得安全。

比如，系統能不能自動屏蔽掉超標選項，迅速識別敏感目的地，審計進駐前就預警異常行程，成了比價格更重要的硬通貨。

在這個新的周期里，我們也必須承認一個現實。

那個屬于國企差旅的黃金時代，順道游山玩水的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極度理性、克制、甚至有些刻板的算賬時代。

這未必是壞事。

從商業的底層邏輯來看，差旅本質就是為了解決業務問題，當泡沫被擠干，面子被剝離，差旅終將回歸到它最原始的工具屬性。

只是，對于身處其中的老周和阿強們來說，適應這個過程難免有些痛苦。

尤其那些因為國際關系帶來的誤傷，抑或被一刀切規則錯殺帶來的委屈，在龐大合規機器面前，除了自認倒霉，沒處說理。

但在這個冬天，每一個拉著行李箱奔波在機場、酒店里的國企人，都不得不接受這個新的設定。

差旅就是工作本身，枯燥、堅硬、且容不得半點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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