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憶馬壽千兄

馬壽千與何魯麗

自1951年9月入北大，1955年9月畢業，凡四年。此四年中在班中最熟者，為楊杰、壽千、貴林等人。

過去班中人總覺得壽千家闊氣，其實不然。即以茶葉而論，當時他只買一毛一兩者(16兩1斤),而我買一毛二分者。

壽千兄自1953年暑假由崇外上二條搬至三川柳，有里院住戶(原住者)一小院及外院南屋，大半租房，可十間許。當時房租大半四至五元一間，則月收入不超過四十元。他之收入六十元，其妻四十元，一家子不過一百多元，五口之家，收入并不多。

壽千“文革”時患肝炎。1980年代以后，諸同學已不至外逛公園，最多出外一聚而已。

1995年5月，我班同學紀念畢業四十周年聚會，到約二十人。臨走時徐蘋芳謂他有車，可送人回城內。壽千立即應之，急忙上車，且笑而得意，并往外看，可知此時他身體已不行。1997年他屢次檢查身體，后瘦不少，但精神還行。是年8月8日我去京看楊杰，于路上見到他，已瘦多矣。

1999年12月，在亞運村王云鶚家聚會，壽千身體尚可。而是年6月，為他之七十壽，聚于貴林住處樓下一飯館。他走時，由其夫人陪，讓人覺得他已身體不支。

2000年9月下旬，我與陳惠民去其家，他已不能散步，能在外走幾步，已覺吃力。

2001年9月初，陳惠民七十歲生日。他打的由其女婿送來，回時在門口打車，身體問題已更嚴重。

2002年3月20日，我與同欽及朱忠武由頤和園沙塵暴回壽千民族大學新住處，壽千尚能在屋聊天及打電話等。

2003年8月中旬，我去民大參加王鍾翰先生九十壽辰慶祝會，飯后至壽千家中小談。其妻言其對病已少信心，但一切尚行。

2004年4月底，我們與忠武游頤和園后又去壽千民大家中。當時他坐立均吃力，尚能談話。此后至次年1月，我即未再見過他。1月21日即仙逝矣!

2011年2月23日

我與壽千兄交游最多，去過不少平日不易去的地方。一次他帶我去東四的清真寺，又一次是地震后的1977年初，我們一起去宣外的法源寺看老同學于杰兄，當時于在該寺中的地震辦公室臨時工作。后我們在菜市口南來順吃飯，這飯店的名字印象極深。又一次他介紹我去雍和宮參觀，當時他讓我先找東城區民政局某負責人，再去雍和宮找人，批準后才能去，這也是1977年秋天的事。

壽千兄是回民，1980年代又入民革。他的群眾關系好，適合作民主黨派工作。一次他的老同學讓他去寧夏民革任秘書長，但須把戶口遷去。他老伴不同意他去，他寫信問我。我們也覺得戶口是個大事，勸他別去。我信寫完已粘貼好，同欽還在信封后寫了八個字：“老馬識途，千萬別去。”后來北京市民革也考慮任他為秘書長，他考慮太累，也沒有去。

馬兄家中原藏有唐三彩俑一尊，1954年他捐給北大考古專業，由閻孝慈兄經手。當時并無收據。后來他再托人詢問，考古系立即開了證明。2004年4月底我最后一次去其家看他，他告訴我兩件高興的事，一是三彩俑的證明已開來，上寫他父親及他的名字；另外白壽彝先生主編，他與李松茂為副主編的《中國回回民族史》已出版。

馬兄家有一明代的方桌，他們家不識，一直放在廚房，供切菜用。“文革”后該桌已甚殘破，思處理。收廢品的人已來多次，他也漸知其價值。一次打鼓兒的又來，他女兒在家，心想如給二百元即賣。結果最后給了八百元。他們還挺高興。其實此桌乃是國寶，價可在百倍以上。但馬對此不太在乎，認為給了國家也應該。他的大度如此。

2018年8月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