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縫隙里的人︱踏上烈士之路：貧家子劉光第的苦行與悲歌

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動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本篇主人公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他因維新事業捐軀赴難，至晚到初中課本，就該有他的名字。從這個角度講，他早已脫離歷史縫隙，成為所處時代的焦點人物。然而現實中的劉光第過得艱辛而沉默，他少年貧寒，一度掙扎在溫飽線上。雖早早中了進士，但補缺無門，十幾年京官生涯，拮據得令人嘆為觀止。他內心激蕩，渴望在政壇上嶄露頭角，乃至經邦濟世，致君堯舜?？伤愿駜认?，照現在的話說，大約是有較嚴重的社交恐懼癥，日常工作雖極盡勤勉，卻很難融入主流，施展拳腳。是戊戌維新改變了他的處境，讓在時代縫隙中默默掙扎三十九年的劉光第一躍而出，從不起眼的部院小臣，成為參預新政的四軍機之一?？蛇@泥沼中的躍出，不過曇花一現，僅過去半個月，他便慷慨燕市，以烈士形象終結一生。依照生命周期的時間分布，或是作為末世改革者的現實處境，他似乎仍可以被列入“歷史縫隙里的人”。當然，這里有筆者許多牽強的私意，愿借此文，向這位近代史上最質樸、最堅韌、最真誠的殉難者，遙致敬意。

劉光第

寒士從來意氣真

劉光第字裴村，咸豐九年（1859）出生在四川盆地南沿、沱江下游的富順縣，時隸敘州府，今歸自貢市管轄。明清之際，四川人口損失嚴重，后來的居民，大多徙自遠方。劉氏是福建汀州的客家人，清初，光第的太高祖劉志昭舉家入蜀，在富順的盧家嘴、觀音灘、趙化鎮等地先后落腳。和許多“填四川”家族一樣，入蜀之初，劉氏一門生息繁衍，占有大量土地，一度呈現“六房同居，人繁，浣曬衣服日嘗十數竿，舟人過者，呼其地為晾衣灣”的壯觀局面。然而隨著土地的分析兼并，到清代中后期，家族中的弱勢房支漸次失地絕產，生計維艱。譬如劉光第的祖父聯桂，就窮到饑寒交迫的地步。他靠給人擔水換錢，用蘿卜葉蘸青椒泥飽腹，寒冬臘月破衣敗絮，因為每每靠在鄰居家的鐵爐邊烤火，以致面目黧黑，連親朋好友也不能辨識。

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光第的伯父與父親早早輟學，負販行賈，并漸次取得小富家資。然而哪怕在商業氛圍較濃厚的川南地區，這一選擇也不被傳統家庭視為榮耀。說到底，兄弟二人念茲在茲的，還是“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

伯父宗匯赤手成業，才氣闊達，是富順鄉間的傳奇人物，卻常常把酒向天，自喟無所作為。因為光第幼年聰明，伯父就對他格外偏愛，常為之購買書籍，又以本家十七世祖、永樂年間僉都御史劉隆的事跡相期許，希望他勵志向學，思為世用。父親宗準得子較晚，舐犢尤甚，卻極力督責光第學業，每曰：“人生何必多財，但得有勤讀書兒，則乃是活寶矣?！备猩跽?，連伯父的嗣子、堂兄光贊也在不遺余力地望弟成龍。這是個磊落奇偉，才兼文武的少年，可惜過早棄學從商，既不能金門玉堂，作為文章，又無法躍駿馬，駛樓船，殺賊沙場江海間。他二十六歲就一病不起，臨死前泣血呼號，把未竟志業寄托在堂弟身上：“吾無似，不幸失學早，未能光大門業。今此責當在弟，弟其無忘兄言。若弟學復不成，告弟知之：兄死，兄不瞑目！”

自貢井鹽生產場景

光第十四歲時，父親病故，原本小康的生活急轉直下。一家子孤兒寡母，每天以豆花為食，兩三個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年幼弟妹的拾柴撿屑，用以抵償廚炭開銷。后來母親患病，有親戚建議光第習賈養家，聊解燃眉之急。而母親堅拒之，即便咬牙賣屋，也非叫此子讀書登第不可。

光第通籍后，為祖父母、父母、伯父、堂兄都寫有家傳、行述。從他的記述看，這一眾至親雖然讀書不多，卻篤信忠孝節義，其用情也摯，赴義也勇，對子弟的教育一本于倫理綱常。譬如其母閑時，喜歡聽他講解《女誡》《列女傳》諸書，凡有那些剛烈捐軀故事，便感同身受，聽得淚水涔涔而下。某日，妻子張云仙抱著幼女與婆婆一同聽講，等說到動人處，婆母先為激發，媳婦隨之感泣，婆媳同放悲聲，引得小孫女也嚎啕不止。到最后，連講書的劉光第也哽咽不能自已，一家人涕泗交流，渾是為古人忘情之態。他寫堂兄身居偏鄙而志向開遠：“蓋青山嶺雄奇突兀，橫高障山，合氣于沱江，林石險峻，云物怪變，兄生產其下，得其地氣然歟？”川南的深峽峻嶺，能夠限制人的眼界與知識，卻不會阻擋一顆激昂蓬勃的赤子之心。比起生長繁華的同儕，入世后的劉光第，在見多識廣、人情世故上或有不足，但論胸臆奔涌，信念執著，又確乎深得地氣鐘毓，而別有一番蕩氣回腸。

光緒六年（1880），二十二歲的劉光第縣試奪魁，隨以秀才身份負笈成都，在錦江書院肄業。錦江書院創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是清代四川地位最高、資格最老、經費最充足、官方色彩最為濃郁的頂尖書院，所稱“蜀士三萬，院額百名”，其生源之優越可想而知。或許是四川偏處一隅，又文化斷裂的緣故，在漢學風行的清中后期，錦江書院仍以宋學為宗旨，較少涉及金石、考據等時髦學問。推紹程朱，而不頂禮乾嘉，這對川籍士人融入主流學術十分不利，卻甚便于天資穎悟，但財力不足的寒門子弟。經史章句之學的基礎在于博覽群籍，對身無長物而侈言買書的劉光第來說，講究“主敬存誠”“作人以方”，自然是境界更高，且花錢更少的求學最優選。

不過，就在他游學成都期間，蜀中學風也來到歷史轉向的窗口期。同光之際，張之洞就任四川學政。這位意氣風發的探花郎，正在領袖文宗、主盟壇坫的大路上高歌猛進。蒞蜀后，他得到總督支持，在錦江書院的毗鄰處創建尊經書院，重金延攬海內名家，以通經學古督課門生。尊經的后發優勢，很快對蜀學舊風形成沖擊，一時間英才匯聚，在與錦江的競爭中青出于藍。但劉光第對此不以為意，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成都人強半聰穎，省垣首風氣，大過窮鄉僻邑；浮華者亦往往習虛驕，其病乃為他邑所無。錦江承故事，尊經高材生明敏好學者不乏，惰弛者不足責，因而驕蹇傾軋者，是自棄賊材。惟心知向學，不求乎實用，拘文牽義，摘句而尋章，按格而就局，唾拾乾嘉以來余習，侈然方謂所據乃千秋之業。噫！學僅如是已哉！

張之洞

人當少年，追新獵奇，在學問上，難免惑于名實而失其所守。至于鄉下人進城，更是目不暇接，很少有人能發自內心的，抵制大都會流光溢彩的生活方式。而劉光第是個異類。他的觀察與悟性很強，能將繁華背后的虛驕一眼洞穿，學派之間的傾軋一語點明。他的定力更甚，對時下的好尚，學問的潮流，竟全然不為所動，哪怕用“執見”二字，將其理解為弱勢者自我保護的心理屏障，對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而言，也是極不多見而令人稱奇的。

當聰明人擁有堅韌的品質，在科舉考試這樣評價接近標準化的場域里，劉光第的成績是顯著的。他在錦江的學業十分順遂，兩年中舉，會試連捷，二十五歲即成進士，繼而分發刑部，授六品主事。

光緒年間的六部仕途已極壅塞，以刑部而言，司官總數接近500人，是額定120缺的4倍還多。京師米貴，居大不易，各衙門當中，刑部工作尤屬繁重，且少有灰色收入，其堂官每以“命定說”告誡屬員：“人生境遇，勞逸優絀皆有定命。既落在西曹當差，即屬勞碌艱苦之命，乃妄希逸、欲腴潤，是違天也?！庇谑呛?，那些掛著“學習”“候補”“額外”名目的官員，因為得缺派差遙遙無期，其本人多不在京中守候，轉以清貧難當，出都謀資斧去了。惟劉光第一腔熱血，于此中利害全無計較。他甫經登第，就寫下自勵文章，以為“古來圣賢豪杰大學問、大事業，何一不從忍耐中出。今人一不稱意，便發躁舍去，焉有成熟之時乎”？很像是做好了“命定”的準備，想在本職工作上發光發熱。

選官后，他只在京城做短期停留，隨于當年八月請假歸省，或擬探母后即行返回，實打實開啟京官生涯。但家中情形斷絕了他的選擇余地，次年三月，久病纏綿的太夫人王氏撒手人寰，自忖求祿之情切，養親之意疏的劉光第錐心刺胸，追悔莫及，雖神飛海內，志在四方，到底規規矩矩，在鄉間守制三年。

秋官判獄重如山

光緒十四年（1888）春天，已屆而立的劉光第拜辭先冢，二度出川。到京后連房子尚未租定，就趕到刑部銷假，大有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之態。他是學習行走的額外主事，無需吏部銓定司分，只消本部堂官酌情一指，就派到廣西司幫辦公事。對初來乍到、生龍活虎的年輕人，司中老輩一見即喜，不但馬上發派任務，且告以本司人數太少，狠勸他勤上衙門：“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見勤敏。”

白紙一張的劉光第心實情熱，全未沾染觀風望氣，瞻顧因循的官場積習，再得一眾老宦辭色優容，便更加賣起力來：“自派幫稿后，復派查外省咨題稿件以及科鈔，更兼現審，故到署甚勤，每月必到廿八、廿九天之譜……第謂作官先辦得勤字，然后講慎字，清字是作官本等，不待言?！彼冗@般上進，在京的同鄉們誰不說順情好話，直夸他“如此當法，數年后，必定當紅了”?？梢韵胍?，一個經驗匱乏又無人指點的農家子，初入仕途，總是自然而然的，將勤勉忙碌的職場角色，與上司青睞、前程似錦看作一事，繼而愈自砥礪，直至心灰意冷。

相對而言，刑部推崇技術精英與專家文化，清中后期尤其形成以“法律知識主導權力運作”的資源分配機制。部內重要差遣的獲得以官員是否精通律例、審斷、辦稿為首要標準，其中法律素養最高的秋審處官員往往能直接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認可，仕途路徑較為明晰。這一特有的文化傳統與激勵機制，為吃苦耐勞的孤寒之士提供了難得的上升通道。他們日治案牘夜讀律，等熬到派辦秋審，平反大案，京察一等，就有了上結主知，繼而“出為監司，回翔封圻，入掌邦憲”的各廣闊前程。在劉光第以前，這樣成功的例子數不勝數，其中時間最近，情形最相似的，就是甲午以后接連入樞的剛毅、趙舒翹。

光第天資過人，堅韌強毅，幾乎是趙舒翹在部的翻版。所以入仕之初，確乎得到上下賞識。他也曾致信鄉人，對此津津樂道：

自七月半后，第俱步行到署，不辭勞苦，差可信者。司中印稿嘗向堂官稱第勤慎，且能問案。即同鄉京官相熟者，亦俱以遠到相推，且許第持論甚正，作人甚苦，必能有成。即外省同事諸公，皆以少年老成相目。尤可考驗者，每有重犯到司，讞審之余，聽訊畫供，無不傾情吐露，一似感第之情真而意厚者。

刑部問案的技巧性很強，除熟悉律例外，還要察言觀色，洞達人情。對初到衙門的原告、被告，審官要溫言勸導，讓他們自行陳述，不能驟然威嚇，使膽小者畏懼而不敢言，強梗者激于意氣，肆行誣蔑。對待狡猾刁鉆的慣犯，則要使用靈活圓熟的審訊策略?？上冗M行試探性提問，發現對方虛詞敷衍，便能窺出他遮掩真相的主觀意圖。隨即用語點之，看他做何答復。再乘其不備，犀利質問，令其惶恐驚懼露出馬腳。緊接著，即就邏輯漏洞咄咄逼之，縷析駁之，使其自亂陣腳，一舉就范。如果犯人執意狡辯，或是咆哮公堂，審官可加以申斥，或施以掌嘴之刑，但不能負一時氣與犯人對罵。一旦罵將起來，“非但有傷體統，萬一回詈，殺之而不可辨之，而已受到其辱，豈非自取哉？”

劉光第自貧寒中來，對基層社會見識較多，其人又極好學，肯于用心，派辦現審不久，就留下“主意多”的名聲，且系出自犯人之口：

署中吏役皆私稱第頗能精煉政事。而去年一奉案后，第被一狡犯所稱，以致司中浪得虛名。今年每有一犯手之案，掌印主稿多以相諉，承審頗勤……狡犯盜墓，曾屢犯多年，承招之際，私告役謂：“司中諸老爺我都不怕，只劉老爺一人，他的主意多，案情難躲，不由我不承招?！贝宋衣勚朴≡圃啤?/p>

初試鋒芒即有所得，激起劉光第滿腔熱忱，而渾然忘卻鄉試座師烏拉布曾授以加官進爵的終南捷徑：刑部清苦，非是久居之地，三年奏留之后，要盡快考取軍機處、總理事務衙門兼差，以便近水樓臺，早日補缺升轉。可他凡事既投入，又刻苦，所辦之案無論情節大小，“皆深以誠意相待，不敢有一毫客氣，頗與他人有些小別”。聽審時久坐勞心，以致手指麻木，需服補藥才能支撐。那些備考兼差的巧宗，必得覓得閑暇，背地練習，像他如此狠干，自然不能眼觀六路，另攀高枝。

等案子辦得稍多，又不可避免遇上人情請托的麻煩。按照制度安排，當時的京城治安，由步軍統領衙門與都察院協同負責，所辦案件如系笞杖輕罪，可聽兩衙門自行了結，徒罪以上，移交刑部辦理。既然職能交錯，自然溝通頻繁，而步軍衙門長官多系重臣兼領，刑部礙于勢力，難免虛與委蛇。劉光第對此極不以為然，曾痛斥該衙門“政事廢弛，貨賄公行”，尤其鄙夷那位“十分圓泛，巧于鉆營，全是從臺鑒夤緣得了協辦”的九門提督福錕。他述有一樁大事化小的命案：

即如八月間，部司里分得一案，系福中堂齋中老媽之子將人致死，老媽卻為原告（即在步軍統領衙門告的），言死者系搶他兒子銀兩，他報廳上將死者看押病故，而九門提督又命仵作出結，言實系病死。我們以案情可疑，即飭步軍校傳尸親不到，并傳原告亦不到，情愈可疑。乃傳廳上官人來責打，彼言原告母子均避在福中堂齋中。我們乃言：爾可持票同看街兵直向福中堂齋指傳，回明定要將人交出，況系原告，何必怕耶？

乃不二日，刑部堂官嵩（名申，從前四川崇將軍之子，新升刑部尚書）特到署中告左堂薛（名允升，左侍郎），求轉告我們司中，此案原告可以不傳了，案便不辦就是了。司中掌印唯唯受命。兄乃力爭于印、稿之前，言案關人命，何得含糊了結？我們即不調人另驗，亦當傳原告到案，細究情形。況尸親日后有人出頭，且恐為別人說話，后來堂官、司官均有處分。堂官必定加恩留任，司官何所抵耶？于是持稿不辦，又去面回薛左堂（系他當家）。左堂亦知就里，但攢眉咂嘴，搖頭數回，總勸我們是與他辦稿算了。我們言，如果日后云云。左堂言，且待日后有人舉發再說。此明明福中堂神通廣大，巧于彌縫，保定日后無事。然而此一條人命遂白送矣。

嗚呼！即此一事以觀方今天下，內外政事俱是如此，真足令英雄短氣，豪杰灰心，不知后來何以措手也。

害死人的老媽之子受步軍衙門包庇，乃至惡人先告狀，使苦主鳴冤無門。劉光第接案后，本欲提人聽審，平反重情，卻遭到權勢阻撓，不了了之。起初插手此案的，是滿尚書嵩申，按照晚清刑部“例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但畫黑稿”的傳統，新官上任的嵩申對部務本無置喙余地，但他和福錕同為滿洲進士，在六部輾轉經年，較他人更為熟絡。嵩申自知言輕，并不親自去找經辦司官，而是轉請左侍郎薛允升，向該司關說。薛允升在刑部當家日久，是一言九鼎的律學泰斗，但與嵩、福二人同朝為官，也不能不有所遷就。劉光第又將希望寄托在本司負責人——滿掌印、漢主稿身上，懇請他們據理抗辯，持稿不辦。然而人命關天，上可關天人感應、國祚興衰，下可關一家一戶、良知良能，唯于官場交道、人情往來，不過是浮光掠影，點到為止而已。最終，掌印、主稿無可如何，到底一條人命，白送了事。

劉光第人極聰明，卻實心直性，對這些觸目皆是的稗政壞舉，看得真，想不透，難免耿耿在抱，憂形于色。他為人又很謹慎，講究臣不密則失身的箴言，凡事對人閉口，不肯輕吐一字。于是那一腔孤憤，只好深埋心底，原本內向的性格，也愈發孤僻起來。京城衙門最講一團和氣，行止雍容，其年輕資淺者，尤需面上帶笑，奔走殷勤，若總是苦著情、喪著臉，滿腔心事，則未免招人議論，或說倨傲，或說執拗，或說心高眼大，或說偏狹矯情。長此以往，自然離群索處，漸漸不入俗眼。光第遇難后，友人胡思敬為之作傳，徑稱他“恂慎寡交，稠人廣坐中，或終日不發一言，官刑曹十余年，雖同鄉不盡知其名。”

《劉光第集》

等是長安愁米貴

除了憂懷恫戚，不欲趨時外，劉光第“恂慎寡交”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囊中羞澀，無力應酬。他生長僻遠，家庭貧困，中進士后，雖在地方官紳幫助下，為母親、弟妹改善了境遇，但比起拖家帶口做京官，鄉居生活的用度，又實在不值一提。他丁憂進京一路的盤費，就要一百七八十兩銀子，在京置辦家當，向座師饋贈土產，又要數十兩之多，再到攜眷租房過日子，雖精打細算，盡力節省，每年也非六百兩花銷不可。

至于收入，劉光第是沒有實缺的主事，年俸微薄，只有五十多兩銀子。清代低級京官還有一款重要進項，是為后進同鄉聯名作保，收取“印結費”?？蛇@項收入很不穩定，以劉光第的資歷，每年至多不過一百三四十兩，少則數十兩，甚或全數落空，也不算罕見。譬如光緒十五年（1889），他便記道：“六、七兩月印結無幾，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幾至斷菜?！闭盏览?，像劉光第這樣蟾宮折桂的年輕進士，往往還能受邀“點主”，即出席達官貴人及其親屬的葬禮，為死者神牌上的“主”字，添加至關重要的一“點”，禱其早升極樂、福蔭子孫?？杀?、刑二部的煞氣重，其中刑官殺人尤多，外人看來，極易損傷陰德，墜入輪回報應。所以“點主”的好處，自然與之無緣，到手的銀錢，也較同儕少一大宗。

如此一來，劉光第與妻兒的生活，就不得不倚仗桑梓為之供應。首先，是家鄉的學田補貼。在清代，各府州縣為培植文教，往往公設學田，佃人耕種，再將所得收成兌換銀兩，本地支持士子進京進省，趕考做官。即如劉光第老家四川富順，就為本籍京官提供每人每年二百兩的學田分成。

其次，是來自本宗族叔劉舉臣（號安懷）的資助，金額同樣是每年二百兩白銀。川南是井鹽之鄉，邑中多有巨賈，舉臣即其一也。因為這層關系，劉光第與其人及兒子劉慶堂溝通密切。他關心自貢井鹽的生產、銷售、政策導向，留意四川各地水旱災害、稅費征繳與官員任免，除了為劉氏父子提供以上情報，他還將自己的公務進展、收入支出，特別是生活細節、情緒波動手書以告。些信件被輯為《自京師與自流井劉安懷堂手札》，共五十四函，其內容豐富，細節充盈，既是劉光第個人心態發展的真實寫照，也為學者研究晚清政治與社會提供了生動材料。

再次，是家鄉父母官，循吏陳錫鬯的幫襯。陳氏是光第的伯樂，他三任富順知縣，曾經力排眾議，將其置于案首，取中秀才。此后更一路關照，待其為官，仍每年助銀百兩，從無中斷。

既然靠吃“百家飯”維持生計，劉光第在京城的日子，就過得極為拮據，無論車費菜錢，都一筆一筆分斤掰兩，且要向劉氏父子詳細報告，感激而謙卑地聽其監督。他的妻子張云仙隨同進京，數年內多次生育，牽兒帶女，家務煩冗可想而知?？蔀榱斯澕s開支，全家僅雇有一個婢女，兩主仆輪流背著孩子，無論燒火做飯，一概同室操作。因為生育過多、操勞過度，云仙的容貌氣質受到嚴重損害，才剛四十上下，就“如老嫗，帳被貧窶，乃不似一官人”。父母受窮，孩子們也跟著吃苦，成日里敝衣破褲，叫官場中人看來，簡直像個乞丐之子。

劉家的房子租在宣武門外繩匠胡同（今菜市口大街），據說地氣頗旺，賃居在此的京官，常有外放主考、學政的機會。但選得風水，就要遷就質量，那處房子太老舊，趕上大雨連綿，即有坍塌之虞。從住處到刑部衙門，路程有十二里遠，照今天北京的通勤標準看，實在不值一提。但其時道路破爛，牲畜遍地，臭氣熏蒸，灰土嗆人，一行下來，萬萬不是個宜人的所在。劉光第到署最勤，卻舍不得每天七八吊車錢。挨不住同鄉苦口相勸，他才在酷暑、暴雨時雇車前往，待到農歷七月半一過，則改為步行，雖百般辛苦，仍甘之如飴。為了節約開支，他們夫妻倆還在房前屋后鋤地種菜，不知此等農家習氣，在冠蓋如云的鄰里間，又是怎樣的格格不入。

即便儉省如此，對劉光第而言，六百兩銀子的年收入，也只能滿足家庭基本開支，碰到稍高一點的消費項目，就不得不厚著臉皮，再去求人。即如買書，本是高級士人必備的生活方式與社交手段，趕到劉光第頭上，就顯得格外奢侈。他是做官的人，史書非讀不可?？杉依锏摹敦ニ氖贰分挥衅甙朔N，古今政書也只有十來種。想要買些大部頭的，就要托人從武昌的官書局代購——那里書價便宜，比京城要賤一半還多。既從遠處買來，數量就不能太少，可一筆的開銷又拿不出，只好致信劉慶堂，挪借一百兩銀子，再從次年補貼扣除。顛來倒去，究不過從嘴里摳出來罷了。

衣食錙銖必較，買書大費周章，更遑論無底洞般的人情往來。京城風氣奢華，較成都更勝百倍。那些仕路上行走的人物，且不說世家貴胄、翰苑名流，就算部院僚屬，也是觀劇宴飲，無日無之。今天的研究者隨手翻閱晚清日記，一定對此留下深刻印象。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劉光第初到富貴鄉，也未嘗不心向往之。譬如看戲一節，他就“每暇輒思往觀，不可自禁”。可名利場中來而不往非禮也，這些娛樂活動耗資甚大，參與者或湊份子，或輪流請客，彼此花費都在伯仲之間。劉光第囊中羞澀，稍知深淺后，即曉得交際不起。至于解脫辦法，又無外乎對己對人，向內向外。

對己，他以書生本色自勵，又以邪樂狹游，趣味非真聊以自解。對人，則寡言正色，擺出難以親近模樣，“在稠人中，不善作便佞趨承之狀，眾皆木石視之，又其下仇讎視之矣”。且他們夫婦志趣相當，妻子的內向又更勝一籌。當時京官群體盛行夫人社交，一眾人“呼朋結會，張華鐙、敷綺席，博戲以飲”，甚或“香車繡幰，奔走權門，結歡要人妻妾”。惟劉夫人居京十年，從不出門拜客，連比鄰而居的同鄉，也并無往來通問。

然而身在官場，無論怎樣狷介自持，那些應景的花銷，也總是逃脫不掉。譬如年節的師門饋贈、堂司應酬，又有同鄉親友進京投奔，或是托買東西。至于婚喪嫁娶，更是動輒重金。光緒十八年（1892），劉光第的鄉試座師、工部侍郎烏拉布去世。因他家境窘迫，不得已由眾門生湊錢相幫。彼時，光第一氣出資五十兩，以致財匱力絀，其他用項無可通融。

刑部的工作原本專門，在多數職業官僚眼中，他們恃法律知識以自重，本身就有剛愎、刻薄、視他人如隔教的群體評價。加上劉光第氣質寒酸，深居簡出，在殷勤圓融的晚清官場，其形象恐怕是模糊而近于負面的。就連遠在四川的劉氏父子也致信提醒，說富順同鄉十之八九與之不睦。不過，雖然外表冷僻，以不做紅人自居，但劉光第絕不是個宦情恬淡之人。他那一顆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心始終是熱切的，躁動中帶著憂懼。他做著技術官僚，卻格外關心政治；雖極言慎密，卻忍不住在與親友的書信中針砭時弊，?？吹萌诵捏@膽戰。

死留碧血欲支天

甲午戰爭前三四年，隨著時局日壞，劉光第的情緒也日臻憤懣，言辭間大有思變之意，甚至借川省鹽捐，批評頤和園工程。等到中日構兵，旅順失守，他便朝夕痛切，急擬條陳四款，照例請本部堂官代為奏上。條陳的后三款無甚新見，唯“請皇上乾綱獨斷以一事權”一條，話鋒直指太后干政。他先定下“自古政出多門，鮮有成事”的基調，寫到最后干脆進言：“況太后現已六旬，正當頤養天和，寧神謐志，皇上亦何忍以軍務倥傯之急，更煩懿慮焦勞乎？應請皇上圣裁獨斷，即當重要事件，亦宜自運宸衷，無復重勞圣聽。”刑部堂官見此狂語，無不失色推諉，不肯代為轉奏。再詢及相熟御史，亦不敢公然發此駭世危言。劉光第言不能進，志不能達，再顧不得什么慎之密之。在給劉慶堂的信中，他直綽綽表達自己含血噴天，決眥切齒的極憤之情。事實上，這份條陳雖然上奏未果，但四處播揚，引起京師、各省“喧然傳說”。他的名聲或借此而起，但禍種也未嘗不由此而植。

到《馬關條約》簽署既定，國土淪喪，金甌殘缺，連一向進取有為的劉光第也不免灰心喪氣，寫道：“兄每對人言，數年以來，窮也窮不死人。惟去年以來，所見所聞之事，真是要氣壞人，愁壞人也！”他頭一次萌生去意，當年秋天，便以回福建故里祭祖為辭，出都南下，由浙而粵，而廣西、湖南、湖北，縱覽山川形勝，風土人情。但此行的最關鍵處，卻在他曾停駐武昌，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痛談時事。

前文提到，張之洞曾于同光之際蒞任四川學政，創立尊經書院。故其顯達后，凡蜀中士人、尊經弟子，無不以香帥門生標高聲價。劉光第雖在其離川后始得進學，且師出錦江，但憑著故地情結，在漢期間，也成功與張氏攀上交情?；鼐┐文?，趕上張之洞六十壽誕，他又代表川籍京官撰寫壽屏，內中“欲其入京來作軍機大臣，吁謨遠猷，匡誨吾君”之意，很得張氏歡心。復經其核心幕僚、綿竹人楊銳為之轉述，令光第大受鼓舞。他在京多年，除了同僚、同鄉，一二座師，書信中幾乎從未提到與哪家權勢有何交往。難得如此機緣，他那顆將灰的心，又倏爾活絡起來，一邊繼續哀嘆朝局之壞，日甚一日，一邊與楊銳密切聯系，夤緣求進之意，是顯而易見的。

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國占領膠州灣。一時輿論大嘩，當軸諸公束手無策，坐待瓜分而已。至于六部微員，如康有為、楊銳、劉光第等，則多積郁滿腔，不吐不快。據茅海建教授研究，那份由大學士徐桐出頭，請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樞以襄危局的著名奏折，就是由楊、劉二人出頭運動，并代為草擬的。徐桐是光第會試座師，此時正不滿翁同龢勢力坐大，欲推出張氏以為牽制。而事先未得確情的張之洞，不愿插手朝廷龍爭虎斗，所以幾次三番借故推脫，直至清廷中樞換班完成，百日維新拉開序幕。雖然事體不成，但可以看到，時至于此，一向冷眼熱腸，聲名不出表眾的劉光第，已開始主動出擊，試圖接近權力中心，參與國家大事。惜乎經驗匱乏，斡旋能力尤其不足。

除倚張自重外，游歷閩粵，見識了不少新派思想的劉光第，回京后又在團結鄉黨，推動地方自強方面下起功夫。這一契機出自光緒二十三年的川南地震，以及隨之而來的川東洪水。巨大的自然災害持續一年有余，蜀中各地石出灘涌，民不聊生，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許多地方已經出現全家餓死，乃至人吃人的慘狀。即便如此，由《馬關條約》攤派到四川民間的戰爭賠款，并未爭取到因災蠲免政策，“軍機處所擬上諭，又復巧為光潤之詞，漠然不著痛癢”。劉光第是平民出身，與民間疾苦最能感同身受。且他在京生計，多由家鄉供養，值此危難，不能不一振其臂。彼時，川籍京官一體聯名，向朝廷請賑，不但奏留地丁正稅以為救濟，再由各省開放賑捐，并發內帑、部款加以補充。又自行捐款，將各種津貼、印結、館捐費用籌集起來，電送回鄉。再與順天府商量，委托京中“義賑”機構，組織官商紳士慷慨解囊。更發動“川人之服官各省者”，有錢出錢，庶幾少餓死些人為是。在給井鹽巨賈劉慶堂的信里，劉光第也不忘出言勸捐：“弟何妨稟明堂上兩老人，大發仁心，倡集巨款，為救命之事。”

倡捐一事，大大提高了川籍京官的凝聚力，更讓“恂慎寡交”的劉光第漸次積累威望。隨著變法呼聲日益高漲，他與楊銳等人也發起籌辦蜀學會，募集經費，添購書籍儀器，聘請中外教師，講授時務之學。到戊戌年初，又加入康有為創立的保國會，從形式上成為維新派一員。不過就性格作風而言，直到變法前，劉光第的社會交往仍極有限，他與康有為“未嘗通達拜，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與梁啟超“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與譚嗣同“尚未識面”……顯然，那些串聯鄉黨，大張其勢的工作，多由楊銳出頭張羅，劉光第廁足其間，或起到出謀劃策，身體力行作用。

楊銳贈劉光第對聯

從政治底色看，劉光第的維新主張仍以辦報辦學、富國強兵為主，并沒有走到興民權、建議院，立憲開國會的政體變革一路。對中外關系的認識，也更近于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人際交往看，他與“康黨”無甚相干，如果強為之說，或可與楊銳并作一伙。不過有一點需要強調，他痛恨太后秉政，皇權旁落，除《甲午條陳》外，即變法前后，也多次議論帝后關系，企盼著“此時下手工夫，總在皇上一人為要，必須力除諂諛蒙蔽，另行換一班人，從新整頓，始有起色轉機”。因為劉光第以沉毅穩健，不阿不黨著稱，研究者常將他視為維新派的“壓艙石”。事實上，其人疾視西后，由來已久，詩句中多用“女禍”等意象，在這一問題上的激烈程度，亦不下于康、譚等人。

變法伊始，劉光第經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舉，奉旨召見。他說自己的奏對“頗詳直”，不定就流露出君權獨斷的一貫見解，讓光緒帝大生知己之感。隨后，他被超擢為四品京卿，與楊銳、譚嗣同、林旭同時充任軍機章京，參預新政。自光緒九年（1883）進士及第起，他候補刑部主事，沉滯十五年之久，值此而一舉升騰，連自己也如夢如幻，稱為“異遇”。

劉光第入值軍機，是農歷七月二十，到八月初六即逢政變，不數日而罹難身死。八月初一日，他給弟弟光筑寫下家信，稱此時人情不定，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四軍機驟然大用，遭人嫉妒詬病，目前勢同水火，將來恐成黨錮之禍。書信的措辭雖有憂慮，卻是家?？跉?，壓根讀不出絕筆的味道。除了略述新政與黨爭，在信中，他還關心沱江水災、祖塋安全與家鄉收成。責怪弟弟脾氣執拗，通信稀疏，想叫他來京學醫，做個有用之人。他又習慣性提到自己的經濟壓力——既然成了內廷紅人，要到頤和園當值，那么買馬匹、置貂褂，添仆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開支。可他不肯拿軍機處的灰色收入，也不要外省炭敬，所以過日子的煩難，比作冷曹官更甚一籌。

家人接信不知何許，但以富順距京的遙遠，書信送到之日，劉光第，這位年僅三十九歲，勵節如冰而氣骨森嚴的川中之杰，大抵已經喋血鬧市，魂歸不朽。與譚嗣同一樣，政變后，劉光第“坐以待捕”，沒有任何逃亡打算。這與他家累沉重、社會關系簡單，倉猝間逃無可逃有直接關系。且其久任刑部，是“斷罪當引律例”的堅定信仰者，對一道懿旨人頭落地的可能性，預估明顯不足。當年撰寫《甲午條陳》時，妻子勸他慎重，光第回答道：“本朝寬大，不殺言者，至兇不過出口爾。且我條陳中措詞尚頗得體，即有不測，不過革職?！壁s到變法失敗，他也自以為言行謹慎，無偏無黨，即遭人傾陷，至多不過遣戍而已。

“本朝寬大，不殺言者”，放在文字獄橫行的清前期，儼然笑話一般。嘉道以降，羅網漸弛，就難免讓讀書人犯起了幼稚病，忘記政權本性酷烈，屠刀未起，不過是備而不用。等到了法場上，騰騰殺氣泰山壓頂，作為“老刑部”的劉光第，或許才生出死期將近的覺悟。按照慣例，京師處決重犯，多由刑部滿漢右侍郎及刑科滿漢給事中監刑，而這一天端坐中堂的，卻是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剛毅。他是比劉光第資歷更深得多的“老刑部”，或稱前輩模范，也不算過譽。

剛毅是滿洲人，但出身貧寒。他以旗人特有的翻譯科生員出身，在佐吏微員的職位上幾經輾轉，同治七年進入刑部，成為額外主事。此人生性要強，研讀律例極為用功，又屢次平反冤獄，被視為滿人中不可多得的吏干之材，深受尚書翁同龢賞識，走上刑部技術官僚最令人羨慕的仕途快車道。他于光緒六年從刑部外放，一路開藩建節，甲午前經翁氏援引，入樞成為軍機大臣。從零散的時人日記中可以看到，剛毅外放后，與刑部老班底的聯系仍很密切，時常有信寄來，或借進京機會請客敘舊。光緒二十三年，他短暫擔任過“大司寇”一職，劉光第雖稱“高節獨行”，對這位權威赫赫、大名鼎鼎的老前輩、老領導，怕也不能全無認識。

在刑場上，絞殺變法的舊黨魁首剛毅，和其他五人是政敵，惟與劉光第，在政敵之外，還兼有同為法律人的特殊淵源?；蛟S正基于此，那番振聾發聵的“劉光第之問”，被兀地激發出來。《清史稿》記曰：

臨刑，協辦大學士剛毅監斬，光第詫曰：“未訊而誅，何哉？”令跪聽旨，光第不可，曰：“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剛毅默不應，再詢之，曰：“吾奉命監刑耳，他何知？”獄卒強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楊銳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蹦斯蚓吐尽?/p>

可以看到，哪怕生命進入最后一刻，對于大清王朝，劉光第也有深入骨髓的信任。他以為同出刑部的剛毅該和自己一樣，所以才用制度、法律、國體加以詰問。畢竟，照他最推崇的恩師張之洞所說：“我朝深仁厚澤，固屬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兩事：一曰賦斂輕，一曰刑獄平?！比缃窆┪淳撸z未平，律無正條，私意誅殺，以忠貞蹈白刃，賢能填溝壑，則暴政將亡，可知之矣。

筆者的博士論文，以清代刑部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之最重頭者，即是以剛毅、劉光第等為代表的刑部法律人群體。他們前半生的路有諸多相似之處，甚至都因為“熱衷”，脫離了傳統技術官僚的發展路徑，卷進絞肉機式的權力漩渦。受革命排滿敘事影響，文學與影視作品中的剛毅，形象往往顢頇而暴悍，對著維新志士咬牙切齒。但從研究者的邏輯乃至情感而言，我更愿意相信《清史稿》描述的場景。作為政治場域的勝利者，面對將死的同行后輩，一向“剛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剛毅詞窮了，并沒有發出權勢的叫囂。他先是“默不應”，又忙不迭地把責任推給慈禧，可見那兩句“專業”的質問，作為曾經的法律人，他是認可的，因為認可而感到理虧。

亦或者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他對這位同樣“熱衷”的后輩產生了些許佩服。庚子變亂后，剛毅身死名滅，照當時的風評，他這樣的人，被歸于：“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只為過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做到這樣?！毖矍暗哪贻p人，曾和他一樣刻苦、勤勉、明決，且未嘗不想循序漸進，得個大官做做——甚至在許多人眼中，維新派攛掇皇帝變法改制，正是耐不住寂寞的投機行為，是“營營競觸熱”“浮名嬰羅網”。但刀斧加身之際，他竟能問出那樣“幼稚”的話來，他的心是多么純粹，一心想做大官的人，又哪里來得這樣至死不渝？可見他到底是想做大事，是想圖強救國家的。

劉光第的一生很苦，除了少年登科，聊可光宗耀祖外，在北京的大多數日子，他都過得清貧、勞碌，心底里也難免自卑。所以閉門謝客，逢人做出一副冷臉來，又極力上進，盼望著早日補缺，緩解經濟壓力。這樣的人放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是不討喜的，天長日久，更可能心態扭曲，奔著撈錢辦事，或是仇富害人上去。所以比之聰明好學，劉光第最過人的稟賦，其實是意志堅韌，心氣強固。再難得他生長在僻遠山鄉，所受教育全是舊式的，刑部工作具體而瑣碎，也不容易接觸到洋務外交這樣時興的話題。可他的胸襟開闊，視野高遠，持論中正，毫無固步自封的短見，這就比剛毅等頑固舊派要強上百倍。至于憂國醒民，九死不悔，則又是一重更偉大的境界，足以使其千秋彪炳，化作國人語境中永恒不滅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