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毛澤東領導了紅軍，魯迅關切地問道：他有多大歲數了？

1931年10月的一張晚報被雨水打濕后送到上海大陸新村。魯迅翻開頭版，黑體字寫著“中央紅軍擊破蔣介石第三路圍剿”。他皺眉又展開，找到了那兩個反復被提起的名字——朱德、毛澤東。片刻沉默后，魯迅抬頭問茅盾：“毛澤東今年多大？”這句隨意的詢問，成了兩位巨人精神聯系的真實開端。

茅盾回憶起五年前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見到的那個湖南青年：“大概三十七八吧。”魯迅點火吸煙，目光卻越過窗外梧桐，似乎在丈量江西到上海的距離。對很多人來說，毛澤東還是遙遠的軍事代號；對魯迅而言，他更像一支在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火把，直接照到自己的案頭。

時間退回到1918年。北大圖書館地下室燈光昏暗，年輕的毛澤東整理借閱卡片。李大釗偶爾走近，對他談俄國革命，也遞來《新青年》。那時的北京學界把魯迅、胡適并稱新文學旗手，可毛澤東只在刊物上讀過《狂人日記》，從未與作者謀面。兩人同居一城，日程卻像錯開的鐘面指針，永遠差幾分鐘。

蔡元培評價毛澤東“潤之為大才”后，順手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的名字寫進一封給魯迅的信。魯迅讀后沒回應，他正忙著改寫《阿Q正傳》。或許誰也沒想到，數年后“白面書生”與“橫眉冷對”的筆鋒，會在戰火與文字的交叉口互相呼應。

1927年秋，毛澤東在湘贛邊界舉起“工農革命軍”旗幟。同一年，魯迅攜家眷遷往上海。一個人轉入山林，一個人扎根租界，路線截然不同，卻都對舊秩序保持毫不妥協的姿態。有人打趣道：“一個拿槍，一個拿筆。”聽來淺薄，卻一語中的。

紅軍長征勝利的消息于1936年1月傳到上海。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專門上樓向魯迅確認細節。魯迅支起病中的上半身，執筆寫下致陜北紅軍的電文。字句不多，卻緊湊如號角：“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后半夜，他把信交給馮雪峰，“一定要送到”。對話只有短短幾句，卻重若千鈞。

電報抵達保安時，毛澤東剛開完作戰會議。幕僚讀完文字，屋里片刻無聲。毛澤東吩咐馮雪峰赴滬，當面致謝，并籌建秘密電臺。安排妥當，他提筆在地圖邊緣寫下兩行字：“魯迅，文化戰線的戰士。信已收。”這層跨越千里的認同，日后被不少紅軍老兵掛在嘴邊。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魯迅病逝。噩耗傳來，延安窯洞里燈火徹夜未熄。毛澤東連發四電：致國民政府、致許廣平、致全國同胞、致馮雪峰。字數不多，卻句句有力，甚至提出“國葬”主張。消息外泄后，各界嘩然，議論連連，可毛澤東只說了一句：“骨頭最硬，理應如此。”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延安迎來大批青年作家。毛澤東同蕭軍談話時隨手翻出《華蓋集》。他指著批注處說，“魯迅不留情面，卻從不脫離人民。”這句點評后來寫進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文藝界重要參照。蕭軍在日記里記下：“主席對魯迅用情極深，如談親友。”

建國后，條件寬裕。《魯迅全集》1956年面世，毛澤東讓秘書先買兩套，一套批讀，一套備用。翻閱間，他常把《阿Q正傳》選段抄給身邊干部，“多讀幾遍，別學假洋鬼子那套”。1959年廬山會議，他再度引用阿Q，提醒開會者“給同志留條路”。嚴峻語境里，一篇小說發揮了政治潤滑作用。

1973年，毛澤東視力下降，仍堅持夜讀。醫師唐由之探視時，他忽然背出魯迅《悼楊銓》的末句，“花開花落兩由之”。場面寂靜，唐由之愣住，多年臨床，頭一次見病人以此自況。外人或許難懂，這句詩里浸著兩代人的堅韌——不向命運低頭，也不向歲月讓步。

1976年9月，毛澤東離世。清點書桌時，工作人員發現那套大字本《魯迅全集》仍翻到《且介亭雜文·附集》。書頁被翻得微卷，紙角貼著紅藍兩色標簽。沒有任何官方儀式，卻足以說明兩位巨人之間那條隱秘而牢靠的紐帶：不同戰場，同樣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