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向突變！特朗普票倉縣翻紅，民主黨警長叫停，ICE，合作

根據《衛報》報道，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縣（Bucks county）作為該州“最搖擺的縣”，距離費城僅40英里，早已是全國政治風向標般的存在。這里兩黨注冊人數幾乎持平，2020年拜登勝出，而2024年特朗普總統則在此地大獲全勝。今年11月的縣級選舉，一場警長之爭卻意外引爆全國關注，成為美國移民政策激烈辯論的縮影，其結果預示著該縣執法方式的重大轉變。

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內，共和黨籍的現任警長弗雷德里克·哈蘭（Frederick Harran）效仿全國許多保守派執法官員，與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這些備受爭議的“287(g)協議”，允許地方和州政府官員在不同程度上協助執行聯邦移民法。哈蘭簽署的“287(g)特遣部隊模式”協議，賦予了他的警員在交通檢查中盤問民眾移民身份，并進行移民相關逮捕的權力。

這種合作關系注定短暫。33歲的陸軍退伍軍人丹尼·塞斯勒（Danny Ceisler），曾在五角大樓和賓州民主黨州長喬什·夏皮羅（Josh Shapiro）政府任職，以民主黨身份挑戰哈蘭的警長職位。他在競選期間承諾，一旦當選，將立即終止與ICE的合作。結果令人震驚，塞斯勒不僅贏了，而且贏得毫無懸念。他以23000票的優勢擊敗了擁有三十多年執法經驗的哈蘭，實現了11%的壓倒性勝利。

上個月，塞斯勒在巴克斯縣東南部的布里斯托爾鎮（Bristol）接受《衛報》采訪時直言不諱：“我感覺警長辦公室把重心放在了某種‘特朗普式’的政治上，而非真正關乎本縣公共安全的實際需求。”他進一步解釋道：“有確鑿證據表明，當地方執法部門開始執行移民法時，反而會損害公共安全。首先，這會占用警員的核心職責，讓他們去處理ICE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會嚇壞那些我們本應依賴其舉報犯罪的移民社區。”

巴克斯縣擁有超過50萬人口，其中7萬是外國出生居民。因此，即將卸任的領導層與聯邦移民執法部門的協議，引發了強烈批評。社區倡導者在縣法院外集會抗議，縣委員們也質疑哈蘭簽署協議的合法性。賓夕法尼亞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甚至對哈蘭提起訴訟，指控此類287(g)協議“為有害且陰險的種族定性以及其他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打開大門”。10月的一項裁決卻維持了巴克斯縣警長辦公室與ICE之間的協議。但僅僅幾周后，哈蘭就被選民趕下了臺。

當被問及與ICE的協議時，哈蘭毫不后悔地表示：“我不后悔這樣做。”他帶著一絲不甘和憤慨補充道：“我認為有些人被全國性的歇斯底里所裹挾，很多不喜歡唐納德·特朗普的人，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很可惜，因為新警長上任后，巴克斯縣將面臨很多問題。”這番話語間，透露出他對敗選的不解與對政治風向的無奈，仿佛在指責選民被情緒而非理性所左右。

塞斯勒將于明年1月上任，他表示：“人們面臨的選擇是：他們喜歡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對ICE的做法嗎？還是希望看到它發生在巴克斯縣？”他強調：“在一個一年前特朗普總統還贏得的縣，我們現在正在向全國執法部門傳遞一個信息：與ICE合作是注定失敗的。”

哈蘭聲稱，在他等待針對他的訴訟結果期間，“特遣部隊模式”并未在巴克斯縣“完全實施”。但他同時透露，已有17名警員通過該計劃“接受了培訓”。當被問及有多少移民被接受過培訓的警員拘留時，哈蘭表示數量“非常少”，但未具體說明。塞斯勒重申，他無法阻止ICE在巴克斯縣開展行動，但他可以阻止那17名通過“特遣部隊模式”培訓的警員參與移民工作。

287(g)計劃由國會于1996年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任期內設立。2012年，由于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縣（Maricopa county）警長辦公室受到聯邦調查后，引發了對種族定性的擔憂，奧巴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終止了該計劃。

特朗普總統政府于今年1月重新啟動了“特遣部隊模式”，目前已有34個州的600多個地方或州機構簽署了協議。根據聯邦數據，僅賓夕法尼亞州就有49個機構與ICE簽署了協議。

在巴克斯縣南部，靠近費城的地方，大多數移民是拉丁美洲裔。特朗普總統曾在2024年訪問該地區，在費斯特維爾（Feasterville）一家麥當勞的免下車窗口，擺拍制作薯條并為預先篩選的顧客服務，這無疑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競選活動。

巴克斯縣南部也居住著數千名2022年逃離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人。縣城多伊爾斯敦（Doylestown）位于縣中部，移民社區由亞裔和拉丁裔組成。盡管城市化進程加速，巴克斯縣北部仍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農業社區，嚴重依賴移民勞動力。

魯克斯在布里斯托爾的瑪格麗特·格倫迪紀念圖書館（Margaret Grundy memorial library）內表示：“當287(g)計劃（特遣部隊模式）簽署時，移民社區將其解讀為‘你們不信任執法部門，你們不應該報警’。”她進一步揭示了令人心酸的現實：“我們聽說過一些家庭暴力受害者，她們因為害怕被驅逐出境而不敢報警。

想象一下，你必須同時考慮自己的人身安全和移民身份，這就是為什么現在撥打911有時需要極大的勇氣。”這種深層恐懼和兩難境地，無疑是政策背后最殘酷的注腳，揭示了權力運作對個體命運的無情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