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北京西長安街的秋風有些涼。授銜大廳里,遲浩田腰板筆直,肩章上的三星剛剛別好。就在閃光燈一陣又一陣劈啪作響的同一秒,他的思緒卻悄悄飄回十二年前——那通半夜打來的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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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到1976年10月6日零時過七分。唐山以西七十多公里的野戰指揮帳篷里,值班燈昏黃。遲浩田剛把《貞觀政要》翻到“納諫”一章,還沒來得及合書,一陣刺耳的電話鈴響破了寂靜。對面自報“中辦值班室”,只說八個字:“馬上返京,專機接你。”他追問緣由,電話那頭卻只拋下一句“到京再談”,隨即掛線。
沒到五分鐘,幾位連夜巡查的干部推門而入,七嘴八舌地猜測:“是不是又有緊急救災任務?”遲浩田卻合上書卷,簡單吩咐:“把工具包、換洗衣服和筆記本備好,八點起飛。”吩咐完,他主動前往秦基偉的桌前打電話請示。秦基偉苦笑著回答:“中央直接點名,我也蒙在鼓里,歸隊吧。”
次晨,里-2螺旋槳的震動還未停歇,機艙門就被人拉開。遲浩田落地后立即被帶進中南海西樓。短暫寒暄后,政治局委員紀登奎開門見山:“浩田同志,人民日報需要有人坐鎮,你合適不合適?”遲浩田略作停頓,答道:“組織怎么定,怎么干。”紀登奎拍了拍他的臂膀:“那就算定了,這可是大任務。”
從唐山廢墟轉身投入輿論前線,這樣的跨界當時聽來讓不少人咋舌。其實,翻翻遲浩田的履歷,這位山東膠縣出身的漢子早已習慣“硬仗”。1944年參軍時他才十五歲,真正拿槍抵著敵人,是在攻打膠縣的夜墻。傳言他從四米多高的城頭跳下去追俘虜,著地那刻腳掌鉆心地疼,他卻笑著說:“先把人抓住再說疼不疼。”
1947年5月,孟良崮突擊戰。炮彈在他左側炸開,彈片劃破眼眶。他捂著鮮血高喊:“耳朵聾了還能瞄準,沖!”跌跌撞撞地擠進最后一波沖鋒。醫護要送后方,他硬是拽著彈藥袋往前爬,直到主峰插上紅旗才倒下。
兩個月后,南麻、臨朐會戰進行到白熱化。整編十一師構筑的“子母堡”陣群把三營咬得死死的。遲浩田腳踝被破片撕開,失血過多。一位沂蒙大嫂舍不得看他沒營養,竟悄悄用乳汁喂他。醫生要鋸腿,他怒吼:“截肢不如截頭,我要還手。”結果是腿保住了,人也硬撐回前線。
1949年上海外圍,蘇州河北岸鐵絲網固若金湯,炮兵卻因保護城市不得開火。僵持之際,遲浩田踩到排水井,靈光乍現:“能不能鉆過去?”他帶兩名戰友貓腰潛行,在漆黑惡臭的涵洞里摸索十幾分鐘,直接摸到“四行倉庫”背后。等敵警戒兵看清這“三個‘黑鬼’”,槍口已被奪。不到一小時,青年軍一個師指揮部繳械。軍長聶鳳智后來與他見面,樂呵呵地打量:“我還以為你長了三頭六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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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期間,遲浩田在長津湖側翼執行穿插。攝氏零下三十多度,他的棉鞋被凍成硬殼,腳趾生生粘在鞋底。戰后清點,他所在營傷亡七成,卻被總評為一等功營。他則拿到了朝鮮國旗勛章三級,是79師唯一營以上獲此章者。
和平年代,同樣少不得惡仗。1977年,遲浩田離開人民日報,擔任總參謀長助理。總參政治部會議室里,羅瑞卿高挑的身影與他并肩而坐。鄧小平聽完匯報,扭頭問:“新崗位上,有沒有把握?”遲浩田只說兩字:“能干。”鄧小平笑著用四川話打趣:“有羅老子給你頂天,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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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底,他接替楊得志任總參謀長。那一年,邊陲多線拉練,他頂著零下二十度風雪在阿勒泰前沿連跑五個連隊。隨行干部說:“首長,寫個簡報就行,何必親自走這么遠?”遲浩田只擺擺手:“地圖上的一厘米,野外得走出汗才算數。”
2002年從中央軍委領導崗位退下來時,他給身邊同志留下兩句話:“堂堂正正做人,認認真真做事。”這八個字,其實也是他對那通1976年電話的回應:崗位可以變,打仗的勁頭不能丟。
倘若再把時間撥回至那個秋夜,電話鈴聲依舊清脆。但帳篷外的夜色,早已匯入共和國跌宕的脈搏。唐山廢墟、人民日報辦公室、總參作戰室、邊防觀察哨……這些地點看似毫不相干,卻被一個共同的坐標串起——遲浩田認準的“服從”二字。
紀登奎當年說“大任務”。對遲浩田而言,任務大小不在職務,而在于是否需要沖鋒。沖鋒,就得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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