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德國都是許多中國人眼中的楷模、榜樣。那里有精準的機床、嚴謹的工匠、還有令人艷羨的“萊茵模式”,也就是高福利、強保障、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休息權。
然而,就在中國努力探討該如何“去內卷化”、如何落實雙休、如何讓廣大勞動者更有尊嚴的時候,一位83歲的德國工業界泰斗,卻向德國社會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咆哮。
這位德國老人名叫馬丁·赫倫克內希特(Martin Herrenknecht),以他名字命名的赫倫克內希特股份有限公司,是德國著名的重型盾構機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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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倫克內希特的核心邏輯簡單而粗暴。他覺得今天的德國人“太嬌氣”了。要想在全球競爭中活下去,應該去東方看看,去學學中國人是怎么“卷”的。
赫倫克內希特最近在接受德媒《世界報》采訪時,拋出了一個刺耳的詞匯,“軟弱社會”(Softie-Gesellschaft)。
在他看來,今天的德國像極了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子弟:沉溺于安逸,缺乏斗志,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討論著一周4天工作制,而全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經變了天。
赫倫克內希特對德國引以為傲的福利制度尤其不待見。他認為,現在的德國不是在保護勞動者,而是在溺愛懶惰。
他說,在瑞士,辭退一名工程師至多只需要付出幾個月的薪水作為補償;而在德國,這一過程卻無比的漫長、昂貴且痛苦,仿佛一家德國企業一旦雇傭了一個人,就背負了一輩子的包袱。
在如今這個企業普遍需要斷臂才能求生的寒冬,這種僵化的保護制度,反而成了壓垮德國這艘大船的石頭。
還有那個讓無數打工人向往的病假制度。在德國,生病是受到全方位呵護的。但在赫倫克內希特眼里,這個制度已經變味了。他激進地提議默茨政府:縮減帶薪病假的時長,甚至設立“等待期”,也就是生病前幾天不給錢。
赫倫克內希特的潛臺詞很直白,德國的工人不應該動不動就請病假,除非你真的爬不起來。
他的這話這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這種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對人情的冷酷剝離,恰恰是很多中國的打工人最想逃離的職場生態。
但現在,它卻被一位德國企業家奉為了某種“救命良方”。
讓赫倫克內希特產生如此巨大心理落差的,是他在中國的見聞。
作為一家深耕全球的企業,赫倫克內希特的公司在中國有近千名員工。他看到的東方景象,與暮氣沉沉的歐洲截然不同。
他眼中的中國競爭者,擁有一種德國人已經遺失許久的特質,饑餓感。
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赫倫克內希特反復提及一個細節:
“在中國和印度,人們習慣了每周工作6天。他們總是饑腸轆轆,而我們卻是吃飽了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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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企業家:德國想贏就得學中國,一周卷六天,卷不死就往死里卷
這種高強度的投入,在赫倫克內希特看來并不是壓迫,反而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象征”。
在西方傳統的敘事里,中國人的勤奮往往被描繪成“廉價勞動力”的無奈。但在赫倫克內希特眼里,這反而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競爭壁壘”。
他羨慕這種近乎軍事化的執行力,羨慕那種為了趕超對手而不惜透支體力的拼勁。他甚至因為這種危機感,開始呼吁默茨政府對中國制造加征關稅。
但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一方面,赫倫克內希特想在精神上復制中國的“卷”;另一方面,他又必須在物理上阻擋中國“卷”出來的產品。
恰恰是這種矛盾的心態,暴露了德國制造目前的尷尬處境。
中國在努力反思“唯GDP論”,在嘗試通過立法限制超時加班,在呼吁關注勞動者的心理健康,試圖從內卷的泥潭中拔出腿來,走向高質量發展。
而德國的精英們,卻在試圖把中國想扔掉的舊鞋撿起來,穿在腳上,認為那是一雙“風火輪”。
赫倫克內希特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德國傳統工業資本的焦慮。
面對如今歐洲能源成本飆升、官僚主義盛行、技術迭代放緩的困境,他們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破局辦法,就是“向人要效率”。
既然技術突破很難,既然能源降價無望,那就讓打工人多干點活、少拿點錢、別那么矯情。
但這真的是德國的解藥嗎?
恐怕并不是。
赫倫克內希特的邏輯里存在一個巨大的誤區。德國制造的核心競爭力,從來不是靠“拼時長”拼出來的,而是靠拼技術、拼積淀、拼體系。
德國的學徒制、德國工程師的嚴謹、德國社會的穩定契約,才是“德國制造”的金字招牌。
就算德國真的學了中國的996,真的讓德國的打工人每周卷6天,真的把解雇變得像點外賣一樣容易,德國也一樣很難卷得贏中國。
因為中國的高效,不僅僅是靠人“卷”出來的,更是得益于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最龐大的工程師紅利、以及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建設。
這些是中國的系統性優勢,不是單純靠德國打工人少休幾天病假就能抹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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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企業家:德國想贏就得學中國,一周卷六天,卷不死就往死里卷
相反,如果德國貿然打破了勞資平衡,摧毀了那個讓德國人能體面生活的“軟環境”,反而更可能導致社會動蕩,甚至扼殺德國人引以為傲的創造力。
赫倫克內希特的言論雖然有欠妥之處,卻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問題。
那個中國人一直念茲在茲的“發達國家躺平模式”,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在激烈的全球存量博弈中,高福利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就連德國這樣的優等生,也開始在“要體面”和“活下去”之間動搖了。
同時,它也在警示我們:“卷”在外國人眼里,固然是一種可怕的戰斗力,但這種戰斗力是有代價的,也是有極限的。
德國人想學中國的“卷”,是因為他們感到了生存危機;而我們想學德國人的“不卷”,是因為我們意識到了發展的可持續性危機。
德國的企業家想把德國變成一個“內卷社會”,這或許是一劑猛藥,但也可能是一劑毒藥。
對于中國來說,看著德國人如此羨慕我們的“卷”,我們更應該思考的問題或許是:
如果我們的對手是認真的,開始學我們“卷”起來時,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了比“卷”更高級的武器了呢?
靠透支體力贏來的領先,終究是會被追上的。
只有唯有靠智慧和制度贏來的尊嚴,才真正難以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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