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政策,絕非源于封閉與落后,而是源于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70多年前,1200萬海外華僑曾因雙重國籍的身份糾葛,險些遭遇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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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直接奠定了中國如今對待雙重國籍的堅定態度。回溯歷史,清朝末年國內戰亂頻發,民不聊生,大量百姓為謀求生路遠赴東南亞討生活,這便是歷史上的“下南洋”浪潮。
彼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國籍認定標準存在本質差異:中國奉行血統原則,只要流淌著華人血脈,無論出生何地均被視為中國人;東南亞國家則采用出生地原則,在當地出生的人自動獲得本國國籍。
兩套規則的碰撞,讓在東南亞出生的華人后代,不知不覺間成為了雙重國籍持有者。到1950年,這類人群的規模已達到1200萬,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當時不少東南亞國家的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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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華僑向來吃苦耐勞,極具經商天賦,經過數十年的打拼,他們在當地積累了豐厚的財富與不俗的社會影響力。這本該是值得驕傲的事,卻不料成為了矛盾的導火索。
當地政府的心中漸漸生出猜忌:這些人定居本國領土,履行納稅義務,卻同時擁有中國國籍,倘若未來中國想在東南亞有所動作,這1200萬人究竟是本國國民,還是中國安插的棋子?這種猜忌最終釀成了洶涌的排華浪潮,印尼等地的華僑首當其沖,人身安全與財產權益遭到嚴重侵害。
正是在這樣的危急關頭,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做出了一個艱難卻必要的決定,推行一人一國籍原則,從根源上斬斷外界的猜忌,讓華僑能夠真正融入當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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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這一原則被正式寫入相關法律,成為中國國籍政策的核心準則。由此可見,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初衷,恰恰是為了保護海外華僑的切身利益,是一項用心良苦的抉擇。
即便時光流轉到今天,有人提出時代已然不同,是否可以考慮放開雙重國籍,答案依舊是否定的。
因為雙重國籍帶來的隱患,遠不止歷史上的排華危機那么簡單,其衍生的問題是層層疊加且影響深遠的。最直接的危害,便是為違法犯罪行為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
試想,若中國放開雙重國籍,今后但凡有點門路的違法者,都能手持外國護照潛逃海外,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是他國公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那么法律的威懾力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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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層來看,雙重國籍會在社會內部撕開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能夠取得外國國籍的人,要么是手握巨資的富人,通過投資移民實現身份轉換;要么是身懷絕技的高端人才,憑借技術移民獲得他國認可,普通老百姓根本無力企及。
這意味著,雙重國籍從一開始就不是什么普惠性的自由,而是一種帶有門檻的特權,專門為社會金字塔尖的少數群體所準備。
更令人感到不公的是,這些人的子女可以通過華僑生聯考的通道報考國內大學,分數線遠低于普通高考。反觀國內普通家庭的孩子,每天起早貪黑,寒窗苦讀十余載,卻仍要擠過高考的獨木橋,面臨千軍萬馬過隘口的激烈競爭。
同樣是追逐大學夢,一部分人輕輕松松彎道超車,另一部分人卻要拼盡全力苦苦追趕,這種差距若因雙重國籍政策放開而被固化,社會階層之間的壁壘只會越筑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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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雙重國籍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它會從根本上瓦解一個國家的向心力。
國籍的本質,是一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契約:個人享受國家提供的保護、福利與發展機遇,同時也要對國家承擔責任、履行義務,在關鍵時刻與國家并肩而立。
但雙重國籍徹底打破了這一契約邏輯,它讓一部分人得以同時與兩個國家建立“契約關系”,哪邊利益豐厚就向哪邊靠攏,哪邊出現危機就向另一邊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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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國籍從來都不只是一張紙、一本護照那么簡單,它代表著一個人的選擇與立場,代表著你愿意與誰并肩同行、共擔風雨。
選擇加入他國國籍,是個人的自由,無人可以干涉,但絕不能一邊享受著國外的福利,一邊還想著回國瓜分發展成果。天底下沒有這樣的好事,中國這些年取得的輝煌成就,是千千萬萬扎根這片土地的普通人,一步一個腳印打拼出來的。
一個時代的紅利,從來只屬于那些真正投身其中、傾力付出的人,而不是那些隨時準備抽身離去的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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