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葉劍英點將宋時輪，安排一項特殊任務反被拒，葉：指揮不動了

1984年5月下旬，北京西山已是初夏，樹葉濃得像要滴出水來。電話鈴聲忽然響起，葉劍英的秘書拿著聽筒小聲問：“宋院長，葉帥三天前交代的那篇序，寫好了嗎？”對面一陣沉默，然后傳來幾不可聞的喘息聲，隨即電話被輕輕放下。從秘書的表情里，葉劍英猜到答案，老人搖頭笑道：“宋時輪這回是真不聽我的指揮了。”

把鏡頭拉回二十多年前。1957年11月，國慶閱兵余溫尚在，葉劍英剛接手籌建軍事科學院，第一件事就是“點名要人”——要宋時輪擔任第一副院長。理由很簡單：這一位既打過淮海、又啃過長津湖，還是有名的“條令控”，既能上戰(zhàn)場，也能坐冷板凳。葉帥拍著桌子說：“缺他不行。”一句話，把宋時輪從南京軍區(qū)調進北京城。

宋時輪進京后干的第一件事，是翻譯馬克思《軍事札記》。他給譯校小組立了規(guī)矩：“一個標點都不能錯。”有人好奇，他只是抬抬眉：“搞學問跟修橋鋪路一樣，經不起抖。”幾年之后，蘇聯(lián)專家來訪，翻開譯本，連連點頭，這才算給他出了口氣。

緊接著的1958年冬，他召集作戰(zhàn)條令座談會，整整三天，桌上堆滿地圖、資料、咖啡渣；最后版條令一錘定音，成為解放軍訓練的范本，到今天還能找到影子。老兵回憶那三天：宋時輪煙不離手，說一句改一句，連夜手抄。他自己笑稱：“沒丟過槍，卻差點丟了嗓子。”

時間撥到1972年10月，宋時輪重新出任軍事科學院院長。此時的他已經嚴重心臟病、高血壓纏身，卻依舊一頭扎進資料堆里研究戰(zhàn)略方針。他盯上了“積極防御，誘敵深入”那個提法。一次軍委會上，他站起來就說：“誘敵深入作為戰(zhàn)略方針不合時宜了。”話音落，會議室里一片安靜。隨后，他把厚厚一沓《關于戰(zhàn)略方針問題的建議》交到葉劍英、徐向前、鄧小平手上。三位領導相繼批示，通過。自此，“積極防御”單獨成策，“誘敵深入”退出戰(zhàn)略層面。

外人只看到文件，卻不知道文件背后的推演。宋時輪把全國重點山口標在沙盤上，連夜推了三十多種態(tài)勢。有人問他原因，他僅一句：“把地形讓出去，再想拿回來，就要付雙倍代價。”這句硬邦邦的話，被許多軍校課堂反復引用。

進入八十年代，他又攬下《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總編委主任的活兒。那年他73歲，身上掛著五種慢性病。有人勸他住院，他擺擺手：“提前進醫(yī)院是浪費國家床位。”為趕進度，他天天從科研樓步行到辦公室，2200米，全程不坐車。秘書記下他的習慣：上樓從不乘電梯，理由是“電梯里沒空氣流通，腦子不轉”。

1981年，中央決定為十位開國元帥立傳。軍事科學院被點名負責《葉劍英傳》。葉帥點將，指定宋時輪和粟裕掛帥，理由依舊是那句話：“他最了解我。”宋時輪接令后，帶隊跑遍贛南、粵北、延安、香港，凡是葉帥待過的地方都留下了腳印。對每件史實，他都要求“三證”——文獻、實物、口述一個不能少。有人感慨，這是作戰(zhàn)偵察的作風搬到了史學田地里。

采訪最棘手的環(huán)節(jié)是面對葉劍英本人。葉帥低調到極致，多次婉拒。宋時輪派人再上門，對葉帥說：“不是寫個人傳記，是還原黨的歷史。”葉帥沉默片刻，終究點頭：“時間每次不超過一小時。”自1982年起，前后共56次訪問，每次都卡著表走。有意思的是，每次采訪完，葉帥都會親自把客人送到院門口，哪怕剛才問的是極其敏感的細節(jié)。

1984年，《葉劍英傳略》十幾萬字定稿。宋時輪趕去向葉帥報喜。葉帥握著他的手輕聲說：“辛苦了。”話未落，葉帥忽然提出：“序言就由你來寫。”宋時輪愣了幾秒，說不。兩人的身份關系在那擺著：一個是元帥，一個是部屬兼晚輩，他覺得不合適。葉帥只留下一句：“三天時間，等你稿子。”然而三天后電話打不通，宋時輪躲過去了。葉帥聽完秘書匯報，搖頭失笑：“他現(xiàn)在是真指揮不動了。”

宋時輪最后沒有寫序，卻補了一篇后記。后記里沒有套話，只有冷靜的史料和幾句簡短回憶：“葉帥慣以大局為重，很少提個人。”筆鋒停在這里，沒有拔高，也沒有煽情。讀過的人評價：像一份戰(zhàn)場簡報，客觀到尖銳。

宋時輪的堅持，有時顯得倔，有時像一把尺子。正是這股倔勁，才讓軍事科學院有了今天奠基；也正是這把尺子，讓《葉劍英傳略》成為后人研讀的重要史料。在嚴格與謙遜之間，他始終知道自己要守的底線——凡關乎國家安全與歷史真相，半步不退。

葉劍英的那句玩笑“指揮不動了”，在許多人看來是一段佳話。它表明，元帥與大將之間，不只有尊卑，更有對原則的互信與尊重。八十年代初，這股風氣對軍內學術氛圍的影響不容小覷：對事不對人，講證據(jù)而非級別，這在任何時代都是寶貴的。

1985年，宋時輪因病卸任。離開科研樓時，他抬頭看了看院徽，什么也沒說。外面風很大，卷起遠處松柏的枝葉，如同他當年在延安穿行溝壑時聽到的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