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非常畢加索”上海啟幕：全景式視覺，再讀畢加索

繼“盧浮宮展”后，上海浦東美術館2025年收官之作“非常畢加索：保羅·史密斯的新視角”（Picasso Through the Eyes of Paul Smith）將于12月22日對公眾開放。

12月18日，這一大展的開幕式在浦東美術館舉行。《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在現場看到，展覽以來自巴黎畢加索博物館80件畢加索跨越70余年的作品，通過展覽藝術總監、英國設計師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獨特的設計，讓觀眾以全新的方式感受這位二十世紀藝術巨匠的創意世界。“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觀看畢加索，但是這一次是帶來了特別的視覺呈現，保羅·史密斯的展陳也讓我們以一種不同的角度閱讀畢加索的作品，也呈現了畢加索從事業的初期到藝術事業終點的所有階段。”巴黎畢加索博物館主席塞西爾·德布雷（Cécile Debray）說。

展覽現場，塞西爾·德布雷與保羅·史密斯導覽。 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圖

不同于美術館的白盒子空間，“非常畢加索：保羅·史密斯的新視角”（下簡稱“非常畢加索”）呈現的是一個個色彩斑斕的空間。從藍色時期的憂郁、到玫瑰時期的陽光燦爛、再到立體主義、拼貼時代……每一個時期，化為展墻的不同色彩與肌理，也化作不同質地地面的不同質感，甚至是懸于展廳上方的條紋海魂衫——鮮明的色彩、富有趣味的方式，以及對材質與圖案的游戲性運用，讓觀眾與畢加索之間變得親近。

“非常畢加索”展覽現場

這并非巴黎畢加索博物館首次來到中國。早在2011年，在當時世博會中國館（現上海美術館）舉行的“畢加索中國大展”就展出來自巴黎畢加索博物館62件作品，近年來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香港M+都展過來自畢加索博物館的館藏。

“2011畢加索中國大展”展覽現場

“把畢加索作品帶到中國觀眾面前具有普世的意義，我們在不斷展示畢加索的作品的同時，也會關注他在這個不同的文化當中的接受。比如說，我們在香港M+的展覽關注中國藝術家和畢加索作品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探討，如何用現代的目光來重新解讀畢加索的作品。”巴黎畢加索博物館主席塞西爾·德布雷（Cécile Debray）說，“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觀看畢加索，但是這一次是帶來了一個特別的視覺呈現，保羅·史密斯的展陳也讓我們以一種不同的角度閱讀畢加索的作品，也呈現了畢加索從事業的初期到藝術事業終點的所有階段。”

塞西爾·德布雷（左）與保羅·史密斯（右）。 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圖

對于此次以展陳的方式，解讀畢加索的作品，保羅·史密斯說自己“誠惶誠恐”，“很多都是靈光一閃的感受。當然，也是在做了很多的功課、了解畢加索的這些作品之后，也是挑選了我視角中非常熟悉的元素（比如條紋）去實現設計。”

展覽開幕導覽，中為巴黎畢加索博物館主席塞西爾·德布雷和策展人喬安·斯奈什（Joanne Snrech）。 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圖

據展覽策展人喬安·斯奈什（Joanne Snrech）介紹，此次展覽源自巴黎畢加索溯源自巴黎畢加索博物館于2023年舉辦的“紀念畢加索：藏品新釋”。該展作為當年紀念藝術家逝世五十周年的“畢加索慶典”活動之一。彼時畢加索博物館希望有一位非藝術史視野的合作者，于是保羅·史密斯成為了合適的人選。時隔兩年，上海呈現的展覽，在保留原展核心精神的基礎上，根據浦東美術館的空間進行重新定制了不一樣的展陳。

“非常畢加索”展覽現場

何為“保羅·史密斯的新視角”：離開白墻的畢加索

展覽一開始，就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一件由自行車鞍座和把手焊接而成的《牛頭》，與一墻當代鞍座和把手呼應。

“《牛頭》是巴黎畢加索博物館館藏中一件極具標志性的作品，充分展現了畢加索如何從日常物件出發，將其轉化為全然不同的存在。《牛頭》的形象不僅呼應了他西班牙文化的傳統與精神遺產，也具有極強的象征意味。”喬安·斯奈什說。

展覽首件作品，畢加索1942年以自行車零件焊接而成的《牛頭》

1942年3月27日，畢加索的雕塑家朋友胡里奧 · 岡薩雷斯去世。據說，畢加索赴葬禮途中在一個垃圾堆里發現了這套自行車鞍座和把手，后在其巴黎大奧古斯丁街的公寓中完成的。岡薩雷斯曾教授畢加索金屬焊接技巧，這件作品亦是對岡薩雷斯的致敬。

同時，這件作品與保羅·史密斯之間也形成了有趣的關聯。“保羅本人熱愛自行車運動。當他看到這件直接指向自行車與騎行世界的作品時，又發現其中蘊含著畢加索的幽默感與非凡的創造力，立刻意識到，它正是開啟這一合作項目的完美起點。”

畢加索的《牛頭》與當代的自行車把手。

轉而，一條通道中，畢加索在雜志時尚版面上隨手畫下小幅漫畫和速寫，用自己的筆觸“補充”或“改寫”原本的時尚圖像（如給雜志封面的模特添上了一頂帽子、在穿著婚紗的女性身后畫一些小怪物），讓人想到自己的少年時代，也曾在課本上這樣畫著。

1950年代，畢加索在時尚雜志上的繪畫

這些帶著諷刺意味的幽默作品，輕松、有趣、帶著一種游戲感，加之其所依附的時尚雜志，也可以被看作是對保羅·史密斯所處的時尚世界的一次巧妙致意。

展覽現場，時尚雜志的盡頭，是一件畢加索藍色時期的《男人肖像》

通道的盡頭、一片憂郁的藍色中，《男人肖像》靜靜懸掛，引領觀眾走入一片無聲的孤獨。在此，畢加索描繪了一個面無表情的男人：他望向虛空、目光迷離，同時蜷縮著身體，雙臂交叉，頹然坐在咖啡館的長椅上。

畢加索《男人肖像》1902-1903，布面油畫

尚未走入憂郁深處，眼睛又被一片緋色吸引。此時，又走進了《阿維尼翁的少女》（又譯作《亞維農的少女》）之序幕。

保羅·史密斯在現場導覽

“畢加索藍色時期的作品極為罕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館藏中藍色時期的作品只有三件，此次帶來了一件。”喬安·斯奈什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玫瑰時期展廳中的作品，以及為《阿維尼翁的少女》所做的習作，同樣非常特別。這些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是畢加索最偉大的杰作之一的前期準備。雖然《阿維尼翁的少女》并不在館藏中，但觀眾可以看到畢加索在完成這件作品之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在數周時間里創作了幾十件，甚至上百件素描、繪畫和細節研究，最終才抵達這件杰作。”《阿維尼翁的少女》研究稿和相關素描作品，展示了畢加索如何在立體主義探索中拆解并重組人體形態，奠定了現代繪畫的基礎。

展覽現場，“粉紅女子：《阿維尼翁的少女》之序幕”板塊，右為《女人或水手胸像》（《阿維尼翁的少女》研習稿），展墻上還模擬了阿維尼翁的陽光。

在下一個展廳所呈現的立體主義時期，墻面與作品形成互文。墻面之上，《圣心大教堂》（1909–1910）體現“立體主義”對現實形體的重新組織，使具體建筑在畫面中介于寫實與抽象之間，為觀眾帶來這一里程碑式藝術變革的關鍵面貌。

展覽現場，畢加索立體主義作品《圣心大教堂》

作為展覽主視覺之一的《閱讀》（1932）展現了畢加索在“瑪麗–特蕾茲·瓦爾特時期”的肖像語言：圓潤的曲線與流動的色彩塑造出柔和卻結構清晰的形象。保羅·史密斯從畫中提取“條紋”元素，將其延伸至展廳墻面，使觀眾在空間中獲得更直接的視覺體驗。

展覽現場，畢加索作品《閱讀》

何為“非常畢加索”：杰作之前，看他的實驗

巴黎畢加索博物館館藏畢加索作品數量在全球公立機構中位居第一，其中大部分在1973年4月8日藝術家逝世后不久，便由其工作室轉入法國國家收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作品在藝術家去世時仍留在身邊，是其一生中從未割舍的創作。因此，它們與藝術家之間保持著私密且直接的關系。

展覽現場， “集合與拼貼藝術”板塊，畢加索作品《吉他》

也正因為這些作品來自他的工作室，其中包含了大量并非為出售而創作的“小作品”。斯奈什稱其為“藝術家的‘創作實驗室’”，讓觀眾得以理解畢加索在最終完成一件作品之前，經歷了哪些階段，進行了怎樣的嘗試。“數量眾多的草圖，以及各種可以視為研究或練習的作品等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展現了他創作的核心。”

展覽現場，“斗牛”展廳中，一組黑白速寫版畫作品

比如，在“斗牛”展廳中，一組1957年描繪斗牛的黑白作品，讓人看到畢加索的造型功底。兩件創作于1930年代、呈現出宏大的尺度小幅繪畫，可以看到黑色的公牛與白色的馬之間的對抗，這個主題不僅僅局限于斗牛本身，更象征著斗爭與死亡，這正是后來在《格爾尼卡》中被進一步強化的主題。在《格爾尼卡》中，馬更是成為爆炸與痛苦的象征受害者。

展覽現場，《斗牛：斗牛士之死》，1933年，木板油彩

展覽現場，畢加索作品《斗牛》

在策展人看來，《格爾尼卡》以極為強烈的方式表現戰爭的恐怖，在題材和尺寸上，都是畢加索創作中的孤例。然而，展覽展示了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實際上，畢加索在戰爭期間更多創作的是標準尺寸的作品，且并沒有直接描繪戰爭本身，也沒有直接描繪沖突、死亡或暴力，而是通過灰色、黑色、米色等較暗、略顯骯臟或晦暗的色調，塑造出一種壓抑感和戰爭的氛圍。”

展覽現場，畢加索“戰爭期間”的作品

在暗黑氛圍中的“戰爭期間”展廳，雖然僅有四件作品，但依舊能感受到某種壓抑的氛圍，畫中的人物臉部常帶威脅感或被扭曲，女性被置于看似狹小的空間中，營造出緊閉、束縛的感受。

“戰爭期間”展廳中，畢加索《室內的貓頭鷹》

保羅·史密斯給畫中的《室內的貓頭鷹》戴上眼鏡

此外，在“拼貼與組合”的展廳，有一件由木頭、紙板制作的小型作品《玻璃杯與報紙》，是畢加索非常私人的、實驗性的嘗試。介于二維與三維之間，形成了一種介乎繪畫與雕塑之間的混合形態。

展覽中一件小作品，《玻璃杯與報紙》

在“古典主義板塊”能看到畢加索在具象藝術與古典題材的回歸，其1919年的鉛筆速寫《致敬奧古斯特·雷諾阿》、《安德烈·德蘭肖像》等作品，也依稀透露出畢加索的藝術交往。

展覽現場，畢加索1919年鉛筆作品《安德烈·德蘭肖像》。德蘭與馬蒂斯共同開創野獸派，后回歸古典創作。

展覽現場，畢加索1919年鉛筆作品《致敬奧古斯特·雷諾阿》

而一整個對馬奈《草地上的午餐》研究的展廳，更讓人感受到這位現代藝術家對于前輩畫家的作品，不斷地研究和解構。在此，繪畫、版畫以及紙質小雕塑展示了畢加索在直面馬奈這一經典杰作時所經歷的創作“沸騰”狀態——他同時在多種媒介中工作，試圖吸收、占有并徹底探索這一構圖的所有可能性。

展覽現場，畢加索對于馬奈《草地上的午餐》的各種研究

畢加索，《草地上的午餐（致敬馬奈）》1960，布面油畫

當然，經典作品也并未缺席。除了《牛頭》《男人肖像》《閱讀》等外，《裝扮成丑角的保羅》，以畢加索的長子為原型，身著丑角服裝，作品充滿溫情，同時也呼應了畢加索對戲劇、舞臺與服飾的熱愛。

畢加索《裝扮成丑角的保羅》，1924，布面油畫

展覽還展示了畢加索晚年的作品（1970年代），風格更為奔放、不拘一格，筆觸和色彩更加自由，面對作品甚至能感受到畢加索筆觸運動的痕跡。

展覽現場，畢加索晚年作品《坐著的老年男人》

《坐著的老年男人》（手部局部），能看到藝術家創作的痕跡

“不僅僅重復展示已經被認識的畢加索，也通過這些較少曝光的作品，引導觀眾發現他新的實踐方式和新的藝術形態。”斯奈什說。

展覽現場，畢加索的瓷盤創作

展覽尾聲，畢加索生前所舉辦過的數百場個展以海報形式呈現，從1901年，安布魯瓦茲·沃拉爾畫廊舉辦了畢加索在巴黎的首次個展到，1970年阿維尼翁教宗宮舉辦了他的晚期繪畫主題展，1973年畢加索去世后不久，又舉辦了第二場同主題展覽。

展覽尾聲，“展覽中的畢加索”展廳，以海報的形式回顧畢加索一生的展覽。

畢加索通過創作和一次次展覽在世界各地傳播并廣受認可，每逢展覽，宣傳這位藝術家作品的海報便會遍布城市街頭。如今，這些海報成為呼應展覽，成為畢加索藝術生涯的另一種詮釋。

“在同一時期迎來兩家世界頂級博物館（巴黎盧浮宮和畢加索博物館）的重要展覽，是一次難得的文化機遇。兩場展覽在策展風格與呈現方式上各具特色，形成富有層次的對話，為觀眾提供了多樣化的觀展體驗。”陸家嘴集團副總經理、浦東美術館董事長李旻坤說。

展覽將于2025年12月22日至2026年5月3日在上海浦東美術館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