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春天,朱德在中南海散步時,偶然遇到一位老朋友。
說起當年南昌起義突圍的事,他忽然停下來,皺著眉頭說了句:“要不是范石生,恐怕井岡山的會師就沒那么容易了。”
這句話聽起來輕描淡寫,但了解背景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句隨口而出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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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會兒的情況,真是差點就撐不下去了。
那時候是1927年,南昌起義剛打完,局勢急轉直下。
起義軍原本打算往南撤,結果一路上不僅遭圍追堵截,糧草彈藥也幾乎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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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帶著幾千人,走在湖南和廣東交界的山區。
山高林密,路窄難行,士兵鞋子都磨破了,冬衣也沒有,很多人直接用破被子裹著身子躲寒風。
走到汝城附近,朱德實在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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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再不找救命稻草,整支隊伍可能就散了。
于是他想到了一個人——范石生。
這事兒說起來其實挺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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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石生當時還是國民黨第16軍的軍長,按理說,兩人已經是“敵對陣營”。
可朱德還是派人悄悄送了一封信過去。
信不長,說得也很直接:我們在這兒,情況很難,能不能幫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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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石生收到信的那個晚上,據說什么話也沒說,只是坐著抽煙。
第二天一早,他把參謀一叫,說:“準備糧草,調兩連人,去汝城西邊接人。”
這不是第一次他們幫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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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云南講武堂,兩人就是同學。
朱德比范石生年長幾歲,性子直爽,說話帶勁。
范石生話少,但做事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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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他們就常常約著討論國家大事,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國家到底該往哪走。”
從辛亥革命到護國戰爭,兩人都在戰場上拼過命。
但到了1927年,立場開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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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了,范石生則留在國民黨系統。
可說到底,他們都不愿意看著這國家被搞爛。
接到援助信的第三天,范石生帶著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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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帶太多隨從,就幾匹馬、幾輛騾車,拉著米、布、彈藥,還有幾十床棉被。
朱德當時穿著一件破舊軍大衣,看到他的時候只是點了點頭,沒多說話。
那一刻,大家都明白,什么都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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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人還能走嗎?”范石生問。
朱德點點頭,“還能,補給到了,能走。”
那次支援,就像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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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的路重新鋪開了,士氣也穩住了。
幾個星期后,朱德帶著部隊進了井岡山。
在那里,他和毛澤東的部隊完成了歷史性的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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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事兒說回去,那會兒范石生其實也危險。
他在國民黨內部早已邊緣化,沒怎么跟著蔣介石的“清黨”節奏。
他堅持三大政策,也沒參與鎮壓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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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態度,在當時,意味著“模糊立場”。
他后來被調來調去,最后干脆借口身體不好退了下來。
1939年,他在廬山遭遇暗殺,身中13槍,當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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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是他手下的舊部,說是為父報仇。
可誰都知道,那件事背后,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
范石生死后,連個像樣的公開悼詞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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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一度流離失所。
朱德聽到消息后非常沉默。
他沒公開發聲,只是私下托人照顧范石生的遺屬。1950年,他親自安排陳賡接手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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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封信寫得很簡短,但字句間全是信任和交情。
“范兄之后事,煩將軍過問。”這是朱德寫的原話。
1957年,他回到昆明,又專程去見了范石生的遺孀和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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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穿著中山裝,頭發已經花白。
見面沒說太多政治話題,就是聊了聊當年講武堂的事情,還特意叮囑要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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