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軍9年三野參謀處長回家探親，才知65歲的母親已成四野連級干部

1949年初夏，上海剛剛解放。

市中心的電話鈴聲，響得清脆又突然。

“蔡參謀，你母親到了，在軍管會。”

電話那頭的人語氣平靜，可蔡群帆的手卻頓住了。

他剛從前線抽空回家探親，結果家里院門銹跡斑斑，屋里空無一人。

他在門口站了很久，問了鄰居，沒人知道他母親去了哪里。

有人說看見她幾年沒露面了，也許是逃難走了。

可現在，軍管會告訴他，母親來了。

他穿著軍裝，走進軍管會的會客室。

一眼就看見了她。

一位瘦小的婦人，身板挺得筆直，滿頭白發，穿著一套筆挺的軍裝，肩章清晰，軍帽壓得低低的。

她站在那兒，和市里來的干部說話，聲音不高，卻特別有底氣。

蔡群帆愣住了。

直到她轉過身來，眼神一動不動地看著他，眼里慢慢泛起淚光：“是你啊，群帆。”

誰能想到，這位連級干部，竟是幾年前音訊全無的母親。

這事兒要從頭說起。

那會兒的上海，戰爭還沒結束，但日軍已經撤退了。

城市表面看著還算平靜，實則暗流涌動。

日本憲兵撤了，國民黨的特務卻沒閑著。

老百姓的日子很難過。

楊鳳珠原本在城里生活，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

丈夫早年去世，長子戰死，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兒子蔡群帆。

那時候她五十出頭，個子不高，走路總帶點風，操持家務從不含糊。

蔡群帆參軍后，沒過多久，家里就開始被盯上了。

有人上門打探，有人半夜敲門。

她不敢多說話，弄壞的鎖自己修，門窗一夜不敢合眼。

后來連鄰居都勸她：“走吧，別熬了。”

她沒走，直到有一天，一個人悄悄找上門來。

那人她認識，是蔡群帆的老同學，穿著便裝，說話卻帶著軍人的口氣。

他告訴她，上海不安全了，有人要抓她，必須馬上離開。

她沒多問，只收拾了一點東西，跟著走了。

一開始去了蘇北，后來又轉到山東，那是根據地。

她沒什么文化，也不會拿槍。

到那兒時，只能干點后勤雜活。

有人讓她去種菜，有人讓她挑水，她都干。

可她更在意的是，前線的戰士穿得太差。

冬天冷，棉衣破，鞋子也露底。

她說：“我兒子也在外面，我知道風雪里的滋味。”

她主動申請到縫紉小組。

那時候的縫紉機是腳踏的，機器老舊，燈光昏暗。

她白天干，晚上也干。

別人累了她還在踩機器。

有人攔她，她就說：“我不干活，心里不踏實。”

小組里沒人比她年紀大，但也沒人比她更拼。

有一回，前線急需冬裝，她帶著人連夜趕制，沒睡五個小時。

衣服送上去那天，連長專門寫了張感謝條，貼在縫紉間門口。

半年后，她被提拔為縫紉隊負責人，再后來成了連級干部，協助管理一整個后勤系統。

她從沒想過自己能穿上軍裝。

可那天配發軍裝時，她什么都沒說，只在內衣口袋里縫了一小塊布。

那是她離開上海前從兒子舊衣服上剪下來的，紅布上還留著一個“帆”字。

她說：“我不知道他在哪兒，這塊布不能丟。”

很多人都記得她每天晚飯后一個人坐在門口，摸著那塊布，低頭不說話。

戰爭結束后，四野部隊開始南下支援接管。

她隨部隊到了上海。

她沒說自己是上海人，也沒說兒子在哪。

直到軍管會接待干部問她有沒有親人，她才拿出那塊布，說：“我兒子叫蔡群帆，聽說三野的，不知道還在不在。”

登記員一聽愣住了，馬上去查。

幾天后，電話就打到了蔡群帆那兒。

重逢那天，母子倆坐在會客室里說了很久。

周圍的人都沒打擾，門口的值勤兵悄悄把門帶上了。

他們沒哭，只是一直握著手。

她的手滿是老繭，蔡群帆的手也粗糙，都不再年輕了。

后來他們一起走出會客室，陽光正好。

她走得慢，他沒有催，只是攙著她，一步一步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