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場少有人注意到的官司。1910年前后,日本藥商在上海狀告一家中國藥鋪,說對方的藥名“人丹”侵犯了他們的“仁丹”商標權。
案子打了幾個月,最終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日本人輸了。
贏的人不是誰背后有官方支持,也不是哪個資本大鱷,而是一個出身浙江小鎮、靠祖傳醫術謀生的普通商人。
他叫黃楚九。
那時候的上海,表面繁華,底子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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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里電車叮當,洋人來去如風,華人卻大多靠苦力和小生意維持生計。
黃楚九剛到上海時,沒有背景,沒有關系,連個像樣的鋪子都沒有。
可他偏偏做了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到處借錢,借了不花,全鎖進一個木箱。
黃楚九不是不想用錢,而是太知道什么叫“沒有信用寸步難行”。
那會兒的上海,借錢容易還錢難,放貸人最怕的就是“借了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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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楚九借來幾十塊、幾百塊,按時還,帶利息,分文不差。
有人問他:“你借了又不做生意,圖什么?”他說:“圖讓人相信我。”
還真別說,這法子管用。
三年下來,他能借的錢翻了十倍,還款期限從半個月延到半年。
那時候,有些商人甚至主動找他:“黃先生,要不要用點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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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手頭松動了,黃楚九才開始干實事。
他先在閘北開了個藥鋪,名字叫“同仁藥局”。
門臉不大,藥柜卻整整齊齊。
祖傳的中藥方子他熟得不能再熟,但他沒守舊。
他注意到西藥在租界里越來越流行,便請了幾位懂外文的學生翻譯藥典,自己也跑去聽幾堂公開課,學點化學和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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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傳統中藥制成小丸,便于服用,又開始研究包裝設計。
在那時候,一包藥能有彩印商標、密封包裝的,少之又少。
他的“人丹”就是這樣來的。
主打解暑、提神、清火,一顆小藥丸,夏天賣得比冰棒還快。
然后,日本人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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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丹”在日本本土已經大賣,擴展到中國市場后,銷量不錯。
但“人丹”一出,立刻搶了風頭。
尤其是包裝上寫著“不含洋成分”“純中藥配方”,一下子擊中了當時民眾心里的民族情緒。
日本藥商很快起訴,說“人丹”抄襲“仁丹”,要求停產并賠償。
事情鬧大了,黃楚九沒躲,反而請了當時有名的律師周履靖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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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擺出一摞證據,證明“人丹”配方源于明代古籍,加上自家幾代人改良,跟“仁丹”根本不是一回事。
庭審當天,聽眾擠滿了法庭。
有人說,那天連租界巡捕都停了崗看熱鬧。
黃楚九不卑不亢,律師據理力爭。
日本代表一度氣得摔文件,說中國人“偷學、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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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楚九只是淡淡回一句:“我們祖上做藥的時候,貴國還在學穿衣呢。”
最后,法官判定“人丹”并未構成侵權,中日藥品雖名近似但來源不同,駁回日方訴求。
這次勝訴,意義不只是保住了一個商標。
那段時間,上海街頭一片叫好。
不少報紙都刊登了消息,說這是“中藥工業的勝利”。“人丹”銷量暴漲,甚至賣到了廣州、天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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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楚九的藥業集團也迅速擴張,最多時旗下有21家分店和藥廠,成了老上海醫藥界響當當的一號人物。
不過,故事要從他當年借錢不花說起。
那會兒他租住在四川北路一間小廂房里,一張床、一口箱子、兩本書。
鄰居說他“借錢不做生意,只會還錢”,還有人背后笑他“書呆子開藥鋪”。
可就是那口箱子,裝著他早年所有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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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他站在法庭上,面對日本商人的咄咄逼人,沒人再敢笑他。
黃楚九很少在公開場合提自己早年的事,但據說有一次,他在新開的分店剪彩時,對身邊人說了一句:“那年在上海灘站不住腳,全靠還債撐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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