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行驚現館藏古畫：南京博物院六十載文物迷蹤

北京某拍賣行的預展清單上，一幅估價8800萬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讓一場塵封六十余年的秘密驟然浮出水面——這幅標注“虛齋舊藏”的珍品，本應靜靜躺在南京博物院的館藏庫房中，如今卻離奇現身拍賣市場，背后牽扯出的，是五幅捐贈古畫集體“失蹤”的驚天疑案。當“文物安全港”的濾鏡破碎，藏在古畫背后的鑒定迷霧、處置暗箱與流轉秘蹤，正等待被層層揭開。

時間拉回1959年的寒冬，收藏大家龐萊臣之孫龐增和，將137幅“虛齋舊藏”古畫無償捐贈南京博物院，江蘇省人民委員會頒發的獎狀上，“愛國熱忱”的字樣格外醒目。沒人能想到，這份滿載赤誠的捐贈，會成為半個多世紀后懸疑劇的開端。六十余年間，這些古畫被納入館藏序列，看似安然無恙，直到龐家后人龐叔令偶然查閱資料時發現：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幅畫作，竟從館藏清單中不翼而飛。2024年，龐叔令一紙訴狀將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要求查清畫作去向；2025年法院調解后，核查結果更令人心驚——這五幅畫早已不在館內，且去向成謎。從訴訟到申請強制執行，龐家的每一步追問，都像投入迷霧的石子，只換來陣陣沉默。

面對追問，南京博物院終于給出回應，卻拋出了更濃的迷霧：爭議畫作在1961年、1964年經兩批權威專家組鑒定為“偽作”，上世紀90年代已依規“劃撥、調劑”處置。但這份回應里的每一個細節，都布滿無法解釋的疑點。法律層面的合規性瑕疵暫且不論，單是鑒定環節就疑點重重：為何關鍵鑒定報告上的專家意見、論證過程全被馬賽克覆蓋，只留下“假”“偽作”三個冰冷的字眼？若真是“偽作”，為何不第一時間告知捐贈人家屬，反而刻意隱瞞數十年？更詭異的是，被認定為“偽作”的《江南春》，不僅有著清晰的“虛齋舊藏”傳承脈絡，還能在拍賣市場被估價近億元——難道權威專家的鑒定，本身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至于“依規處置”，更是迷霧中的核心：劃撥給了誰？調劑到了哪里？審批文件何在？沒有任何一份可追溯的記錄，讓“處置合規”四個字淪為空洞的托詞。

這場懸疑劇的核心，早已不是單一畫作的真偽，而是藏在文博系統深處的“暗箱”。作為承載文化傳承使命的公共機構，南京博物院本應做到“賬物相符、來源可查、去向可追”，但五幅古畫的失蹤，卻暴露了其“重接收、輕管理”的致命漏洞。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捐贈文物雖屬國家所有，但博物館僅享有保管、展示權，無權單方面擅自處置——《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規，本應是文物保護的“防火墻”，卻在這場事件中形同虛設。是當年的鑒定本就存在黑幕？還是“偽作”的結論只是為了掩蓋非法處置的真相？捐贈人的知情權被漠視，公眾的監督權被架空，這場跨越六十余年的迷蹤，正在透支整個文博系統的信任。

公眾的強烈關注，本質上是對“真相大白”的迫切期待。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歷史瑰寶，每一件都藏著歲月的密碼，而民間捐贈正是博物館藏品的重要來源。可當捐贈的善意換來的是“失蹤”的結局，當“捐給博物館”變成“下落不明”的同義詞，誰還敢將世代珍藏托付給公共機構？更可怕的是，南京博物院作為國家級博物館，其操作模式具有示范效應——若這場迷蹤案的真相無法查清、責任無法追究，會不會有更多館藏文物，在“偽作”“處置”的幌子下，悄然流入黑市？這場懸疑劇的走向，早已關乎整個文博行業的信任根基。

江蘇省文旅廳牽頭成立工作專班介入調查，終于為這場迷霧重重的懸疑劇帶來了一絲曙光。但公眾期待的，不僅是一份調查結論，更是對所有疑點的徹底厘清。而對于龐家后人而言，要收回包括爭議畫作在內的全部捐贈品，法律是唯一的“探案工具”，且需循著清晰的路徑推進。第一步，持續推進民事訴訟與強制執行，倒逼南京博物院交出全部館藏檔案——137幅捐贈畫的流轉記錄、五幅爭議畫的鑒定原始材料、處置審批文件，每一份記錄都是破解迷蹤的關鍵線索，唯有通過司法程序固定證據，才能為后續維權筑牢基礎。第二步，依據《文物保護法》《公益事業捐贈法》，以“受贈人未履行妥善保管義務、侵犯知情權”為由，申請撤銷全部贈與——法律賦予贈與人的撤銷權，即便經過數十年，仍能成為追回文物的有力武器。第三步，果斷報案啟動刑事調查——爭議畫現身拍賣市場，不排除被盜、調包的可能，通過警方偵查查清畫作流轉軌跡，或許能揭開“處置”背后的非法交易鏈條，讓隱藏在迷霧中的黑手浮出水面。

古畫迷蹤未散，真相仍在追尋。這場發生在南京博物院的懸疑事件，給所有文博機構敲響了警鐘：文化傳承的底線是透明，文物守護的核心是責任。對于龐家后人而言，維權之路就是“探案”之路，每一步追問都在逼近真相；對于文博行業而言，唯有徹底查清真相、追究責任、完善制度，才能重新贏回公眾信任。當迷霧散盡，我們期待看到的不僅是五幅古畫的歸位，更是文博系統“暗箱”的徹底清除——唯有如此，才能讓每一件文物都在陽光下“說話”，讓捐贈者的善意不被辜負，讓文明的傳承不再暗藏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