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間女官制度述論

“女官，又稱宮官，宮職，內職，官名。”女官制度起源較早，遠在周代就已經設立，漢唐因制襲之，不斷發展，到了明代，繼續完善，臻于完備，為宮廷服務發揮重要作用。

關于明代女官的研究，學界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王云的《明代女官制度探析》研究了明代女官的機構、特點、銓選及作用，具有一定的開創之功，劉惠敏的《明代女官制度作用分析》研究了明代女官制度對朝政的影響及對宦官的抑制作用，李孔楠的《明代女官制度考略》簡略探討了明代女官的初建、銓選、機構設置及影響作用，潘岳的《明代女官研究》研究了明代女官的采選、職掌、宮廷生活及與皇帝、皇后、宦官的關系，論述細致。

由上亦可見，明代女官的研究成果還不是很豐富，特別是對明代女官制度發展的研究還未曾細致探討，上述論文中或只字不提，或一掠而過，未形成一個清晰、完整的體系，因此本文對明代尤其是洪武時期女官制度的發展脈絡及其演變進行梳理、分析，并得出其興衰階段的結論。

明代女官制度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設立、變更、完備、衰落，其中前三個階段皆在洪武時期。洪武時期，女官制度借鑒前代之制設立，其間不斷變化、增減，最終形成一套完備的制度，“女官，宮中六尚之職，國初凡三定，最后則洪武二十八年重定者為準。……蓋斟酌周、漢、唐之制，而損益焉。”

一、洪武初年：女官制度的設立

早在明朝建國前，朱元璋就著手建立女官制度，并設立了機構，“吳元年，置內職六尚局。”女官制度設立的動因在于朱元璋“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他認為：“帝王為治，必自齊家始，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者。”并以先代之法為借鑒，重視治家之道，他說：“周之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下婦職之法，教九御各有職司，非細故也。朕起布衣，陟尊位，而于內治之道不敢忽焉。”故設立女官制度“以職六宮，斯列圣相維之道也”，可見女官制度設立的目的一是沿襲圣人之道，二是服務后宮。

明朝建國后，朱元璋進一步完善女官制度，洪武五年六月，命禮部討論商議女官制度，禮部欲效法前代之例，參照漢唐設立人數，上奏說：“周制，后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史五十余人，皆選良家女予以充之。”朱元璋否定了這個做法，認為：“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于是禮部重新裁定，減少人員設置，“遂定設六局、一司。”

洪武五年女官制度的格局基本沿襲唐制，機構為六局一司。六局即尚宮局、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每局下領四司，其中尚宮局領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四司，尚儀局領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尚服局領司寶、司衣、司仗、司飾四司，尚食局領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四司，尚寢局領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尚功局領司制、司珍、司彩、司計四司，六局共領二十四司。一司即宮正司。

六局中每局設女官一人或二人，其中尚宮局設二人，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每局各設一人，六局共設女官七人。二十四司中每司設女官二人或四人，其中司紀司、司言司、司簿司、司樂司、司寶司、司衣司、司飾司、司醞司、司藥司、司供司、司輿司、司苑司、司珍司、司彩司、司計司每司各設二人，司闈司、司籍司、司賓司、司贊司、司仗司、司饌司、司設司、司燈司、司制司每司各設四人，二十四司共設女官六十六人。宮正司設女官二人。六局一司共有女官七十五人。女史，“古代女官名，以知書婦女充任，掌管有關王后禮儀等事，或為世婦下屬，掌管書寫文書等事。”在明代，女史為“宮廷掌執文書之女官，通常由讀書通文理的宮女遞升，無品秩，明人比之外官掾史”。女史初名女使，洪武五年“改女使為女史”。尚宮局設女史六人，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功局和宮正司各設女史二人，六局一司共有女史十八人。明代女官人數較前代少，“凡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比古減一百四十人。”可以說，這個時期女官的人數與設立初衷的目的是一致的，同時也達到了人員精干的效果。

女官制度設立后，洪武五年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選取，“遣奉御張和、蔡旺往蘇杭二州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愿入宮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俱授職，各賜白金三十七兩以贍其家。有年未及二十者三十人，各賜白金二十兩，遣還，聽其適人。”此次選取，范圍不大，主要為蘇杭二州的識字婦女，年齡也有限制，須大于二十歲，所選人數亦不多，僅有十四人。

二、洪武中期：女官制度的變更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女官制度逐漸不能適應宮中需要，為此統治者又對它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地變更，主要表現為人數、品秩的變動和機構的增設，經此變更，女官制度更加完善。

洪武十七年，重新更定人數和品秩，并在二十四司增設二十四掌，宮正司增設司正。“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宮正各一人，俱改正五品。二十四司正六品。增設二十四掌，正七品。宮正司增設司正，正六品。”二十四掌為二十四司增設的女官，每司一掌，分別為掌紀、掌言、掌簿、掌闈、掌籍、掌樂、掌賓、掌贊、掌寶、掌衣、掌飾、掌仗、掌膳、掌醞、掌藥、掌饎、掌設、掌輿、掌苑、掌燈、掌制、掌珍、掌彩、掌計。

洪武二十七年，再次更定品秩，并在二十四司增設二十四典、彤史，宮正司增設典正。“增設二十四典，正七品。改二十四掌為正八品。尚儀局增設彤史，正六品。宮正司增設典正，正七品。自六尚以下，員數俱如前所列。凡宮官一百八十七人，女史九十六人。六局各鑄印給之。”女官人數大幅增加，為洪武五年的兩倍多，超過了制度規定的上限，開啟了后代女官人數多于規定的先河，可以說，明太祖制定了制度，又違背了制度。二十四典亦是二十四司增設的女官，每司也為一典，分別為典紀、典言、典簿、典闈、典籍、典樂、典賓、典贊、典寶、典衣、典飾、典仗、典膳、典醞、典藥、典饎、典設、典輿、典苑、典燈、典制、典珍、典彩、典計。

洪武十四年，女官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地選取，“敕諭蘇、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間女子年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年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愿入宮備使，令各給鈔為道里費，送赴京師。”此次選取，與洪武五年相比較，范圍由蘇杭二府擴大到蘇、松、嘉、湖四府及浙江、江西等省，年齡也由二十歲以上變為民間女子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

三、洪武末年：女官制度的完備

經過洪武年間的不斷完善與發展，到洪武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宮官六尚品職”，明代女官制度臻于完備，形成一套機構龐大、職責全面、體制明確、組織縝密、分工細致、功能齊全的制度，它幾乎囊括了后宮所有的事務，“包括了導引中宮、出納文籍、宮闈管鑰、禮樂起居、朝見宴會、衣服首飾、羽儀仗衛、司膳傳膳、醫方藥物、帷帳灑掃、園苑種植、燈燭膏火、女工課程、飲食薪炭等等事項。”

洪武二十八年女官制度與洪武五年女官制度有一些相同之處，這些相同之處為：

首先，體制大體相同。洪武二十八年女官體制仍為六局一司，每局有四司，六局共領二十四司，此與洪武五年無異。

其次，職責基本相同。洪武二十八年女官職責與洪武五年相比沒有根本的變化，如尚儀局下司籍司，洪武五年規定“掌經籍、圖書、教授之事”，洪武二十八年規定“掌經籍、圖書、筆札、幾案之事”，前后職責大同小異。

但與洪武五年女官制度相比較，洪武二十八年的女官制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

首先，人數的增加。女官由七十五人增加為一百八十七人，女史由十八人增加為九十六人，總數由九十三人增加為二百八十三人，增加了兩倍。人數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女官的增設，二十四司增設二十四掌、二十四典，尚儀局增設彤史，宮正司增設司正、典正，這就使女官人數大大增加，僅二十四掌就有女官五十六人，二十四典亦有女官五十六人，僅此兩項就增加女官一百三十二人;其次是女史的增加，洪武五年女史設于六局之下，洪武二十八年則設在二十三司下，司饎司無女史，這也使女史人數大為增加，如洪武五年尚宮局設女史六人，洪武二十八年尚宮局司記司設女史六人，司言司設女史四人，司簿司設女史六人，司闈司設女史四人，這樣尚宮局共設女史二十人，為洪武五年尚宮局的三倍多。

其次，品秩的變動。六局中的六尚、宮正司的宮正俱由正六品升為正五品，彤史為正六品。二十四司中的女官也有了品秩，其中二十四司為正六品，二十四典為正七品，二十四掌為正八品。宮正司司正為正六品，典正為正七品。

再次，名稱的變化。尚食局的司饌司改為司膳司，司供司改為司饎司。

四、洪武以后：女官制度的衰弱

洪武以后，女官制度斷斷續續地沿用，地位有所下降，不再如洪武時期那么顯赫，呈現出衰弱的趨勢。

建文時期和永樂初期，女官制度基本沿襲前制未改。建文四年六月成祖即位，八月即詔求民間婦女充實內職，“凡軍民之家有識字婦人年三十至四十、女子年十七以上，不拘容貌，但愿赴選者，官給驛舟，令其父母親送京師，量授以職，其合得俸以給其親，仍復其家，婦人年至五十愿還鄉里、女子給事十年以上愿還家及適人者俱從之。”此次詔選女官與洪武時期基本無異，只是年齡做了變動，婦人年齡不變，民間女子年齡則由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改為十七歲以上，變動較大，且沒有年齡上限。

永樂中后期，宦官地位不斷抬升，女官“職盡移于宦官，其宮官所存者，惟尚寶四司而已”。從此以后，女官制度受宦官制度的排擠，漸走下坡路，輝煌不再。

洪熙、宣德以后，有關女官選取的記載減少，甚至某個時期鮮見史料，推其原因應有兩點：首先是內監地位上升，作用增大，宮中事務多由宦官打理，女官在一定程度上無用武之地，不受重視，亦不大張旗鼓地選取;其次是女官入宮后長期使用，服務年限增加，無須頻繁更補。

洪宣到明末，較大規模地選取女官有四次。

天順三年，因缺人任用，英宗下令會選女官，“敕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江西太監葉達、福建少監馮讓曰：‘中宮原設六尚女官，以紀內事，必選識字婦人以充其任，近年以來，多有放出還家及老疾不堪事者，缺人任用，敕至，爾即密切體訪良家子女十五以上及無夫婦人四十以下，能讀書寫字并諳曉筭數者四五十人，籍記姓名，待明年春暖別遣人同爾會選，令其親屬送來，有司應付口糧腳力，體訪之際，不可委用非人，因而詐騙財物，驚擾下人，爾其慎之。’”此次詔選，又對年齡做了變動，同樣分為女子、婦人兩組，女子年齡減小，由永樂時期的十七歲以上改為十五歲以上，婦人則由永樂時期的三十至四十歲改為四十歲以下，且為無夫之婦。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選取的女官僅有四五十人，符合洪武初期女官制度設立時人數的規定，并為洪武以后有史料記載的人數最少的一次。

嘉靖四十二年，又因缺人久矣，世宗下詔選女官補六尚，“上諭禮部曰：‘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讀書習于禮法，今缺久矣，其選民間女子三百人入宮’。”此次選取，與前代最大的不同是選取人數的增加，所選女官由天順時期的四五十人增加到三百人，從側面反映出宮中女官的缺乏。這次選取，只選民間女子，婦人則排除在外。

隆慶三年，再次因女官缺少，穆宗下詔遵循舊制，設六尚以備內治，選女官以職內宮，“諭禮部：‘祖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以讀書使知禮法，茲已缺少，可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以上、十六以下者三百人進入。’禮部尚書兼學士高儀請差官選取，京城內外并順天等八府州縣得旨，各府太遠，止于京城內外選取。”此次選取，又一次對年齡做了變動，年齡再一次縮小，由天順時期的十五歲以上改為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與嘉靖時期一樣，將婦人排除在外，選取人數也為三百人。

萬歷八年，神宗欲選女官，但未實行，“諭禮部：宮中六尚缺人，其選民間淑女二百人入內。尋復罷之。”萬歷十九年，神宗再選女官，得三百人，“宮中六尚局……俱缺人役使，著禮部選民間女子年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三百人，進內預教應用。”此次選取，年齡又一次縮小，由隆慶時期的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變為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到此可見，明代選取女官的年齡是逐漸變小的，與眀初期相比已大相徑庭。

明中后期，女官之制漸不受重視，幾次選取也是因缺人任用而不得已行之，因此，女官制度從永樂開始衰落，終明之世，一直處于低迷狀態。

女官制度的衰落，為宦官專政埋下伏筆，朱彝尊說：“使女官舊章不廢，祎衣褕翟，絳紗貂嬋，雍雍肅肅，何遽稱九千歲于大珰之前乎?”“宮官罷設，閹寺乃得橫行。”此話雖太絕對，但不無道理，女官之衰使宦官大有用武之地，宦官因此得到皇帝的寵信，步步為尊，以致竊取權柄。

由上可見，洪武時期是女官制度發展的重要階段，它經過洪武初年的設立，洪武中期的變更，到洪武末年達到完備，最后在洪武以后慢慢衰落下去。縱觀整個明代女官制度的發展，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驟興慢衰，興短衰長，但仍為明代一項重要制度，在內官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明代宮廷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節選自《淮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