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38%本科新生“殘疾”，精英們鉆空子太拼了

一組數字正沖擊著美國高等教育的信任基石：斯坦福大學2025年本科新生中，竟有38%注冊為殘疾學生；哈佛、布朗等名校的這一比例也超過20%。而在四十年前，殘疾學生在校園里還近乎“隱形”。這場席卷精英校園的“殘疾潮”，表面上彰顯著進步與包容，暗地里卻涌動著一場關乎公平與誠信的深層危機。

一、從“隱形”到“泛濫”：便利措施的異化之路

上世紀80年代，殘疾學生常常被迫坐在教室后排，甚至需要自己拖著輪椅爬樓梯。1990年《美國殘疾人法案》（ADA）的出臺本應扭轉這一困境，其2008年的修訂更拓寬了“殘疾”的定義——從身體障礙延伸至學習、閱讀、注意力等認知領域。制度設計的善意，卻在不經意間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如今，便利措施已從保障基本平等的無障礙設施，悄然演變為滲透學術評價體系的“特權工具箱”。考試延時、作業豁免、特殊考場、甚至“避免課堂點名”的許可，成為越來越多學生的“標配”。芝加哥大學的“無干擾考場”因申請者過多，反而比普通教室更為擁擠；俄亥俄州立大學超三分之一的殘疾學生因心理健康問題獲得學術便利。諷刺的是，這類現象在社區學院等普通高校卻幾乎不見蹤影——其殘疾學生比例十五年來始終穩定在3%-4%。

二、三重驅動：制度、診斷與特權的合謀

“殘疾潮”為何獨獨席卷精英校園？這并非生理或心理疾病的真實蔓延，而是一場由制度漏洞、醫學標準滑落與社會經濟特權共同導演的變形記。

首先，法律與執行層面不斷放寬的尺度，降低了申請門檻。高等教育機構被鼓勵更多采信學生的“自我報告”，而非嚴謹的醫學證據。其次，精神病診斷手冊的修訂使得“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等診斷范圍大幅擴張，正常的學習壓力與焦慮被輕易“病理化”。然而，最關鍵的推手仍是隱蔽的特權運作：一次權威診斷需花費數千美元，這為富裕家庭鋪就了合規的“作弊通道”——他們能夠聘請善于開具證明的私人醫生，將健康子女包裝成“需要照顧”的殘疾學生。

三、失衡的天平：當補償公平淪為競爭優勢

這場游戲的代價遠不止于數字的失真。它正在腐蝕學術評價的公正性、扭曲學生的自我認知，并耗盡學校的行政資源。

考試延時，這一最常被濫用的便利，直接改寫了競爭規則。布朗大學教授史蒂文·斯洛曼警告，成績若不能真實反映能力，其價值便蕩然無存。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它將學生推向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通過將挑戰醫學化，他們無形中削弱了自身應對逆境的能力。佐治亞大學專家威爾·林德斯特倫指出，這種制度暗示學生“看低自己的實際能力”。

研究數據揭示了令人不安的對比：在頂尖文理學院，多數獲得學習障礙便利的學生認知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且無損傷證據；而在社區學院，同類學生大多確有長期學習困難史。這清晰表明，精英校園的激增并非源于需求，而是源于對制度的策略性利用。

四、十字路口的抉擇：包容與問責的艱難平衡

面對這場危機，支持者與批評者展開了價值觀的拉鋸。支持者認為，即使存在濫用，制度的首要目標是確保需要者獲得幫助。“寧愿讓五個需要幫助的孩子得到支持，哪怕其中一人濫用了特權，”一位學者如此表態。殘疾權益倡導者則強調，殘疾人仍面臨高失業率與貧困，大學理應成為他們向上流動的階梯。

批評者的聲音同樣犀利：當便利措施的增長幾乎全部出現在錄取嚴格的精英學府，而非殘疾人本應更多的普通院校時，這已證明制度遭到了特權階層的“劫持”。前教育部官員馬克·施耐德直言，承認殘疾的“回報”已遠超其“污名”，但這種回報的分配極不均衡，反而加劇了它本應消除的不平等。

結語：被重構的“平等”

斯坦福38%的數字，猶如一面棱鏡，折射出美國高等教育中難以調和的多重矛盾——個體權益與集體公平、善意立法與意外后果、資源補償與特權固化。這場“殘疾潮”的終極諷刺在于：一個以平等為名的制度，最終可能正在鑄造新的不平等高墻。解局之道，或許不在于退回漠不關心的過去，也不在于放任當前失控的體系，而須在過度包容與嚴格問責之間，找回那份精準而脆弱的平衡。這既是對大學管理智慧的考驗，更是對社會公平底線的叩問。

（免責聲明：本文為經濟學教授觀天下據公開資料做出的客觀分析，不構成投資或者購買建議，請勿以此作為投資或者購買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