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當年中了什么蠱，對美國發起攻擊？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二戰格局，也留下深刻的歷史教訓。

生于東京的堀田江理（Eri Hotta），先后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接受教育，并先后執教于牛津、東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領域為國際關系。

堀田江理整理和剖析了二戰中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前八個月的歷史細節，整個計劃的決策過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臨的兩難處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國后，耗盡人力和有限的資源，經濟也每況愈下，日本的統治階層在是否繼續擴張主義的問題上嚴重分裂，甚至在軍隊高層中也不乏質疑者，軍方強硬派內部亦有人認為如果美國開戰，日本將必輸無疑。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軍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將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難之中等等這些問題。

通過深度剖析許多迄今未公開過的日文第一手資料，堀田江理在他的《日本大敗局》一書描述了那些將國家引向災難的存疑者、謀劃者和所謂的愛國者的動機及作為，展示了當一個強大國家的政治體系失靈時可能帶來的全球性危險，展現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沒的，當每個人都是明白人，可誰也不敢說不時，災難將不可避免。

下面這篇文章，原載江西師范大學《讀寫月報》，作者蔣祖權。

致命的敗局

文/蔣祖權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

戰術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戰略上卻是自殺。在深陷中國戰區同時，又樹敵于美國，決策如此無理性，難道他們都是瘋子嗎？

1941年10月16日，近衛文麿首相宣布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任命他為首相，這讓東條大感意外。

在近衛內閣中，陸相東條英機令人頭痛，他力主對美強硬。在決策圈中，人人都知道東條在瞎扯，就算和美國打，靠的也是海軍，與陸軍無關，且日本不可能打贏。

據估算，當時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9倍，鋁7倍，美國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開戰，日本年均損失戰艦140萬噸，遠超補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將消失。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做事猶豫，總想討好各方。可陸軍和海軍為了搶資源，都在拼命折磨近衛，東條英機的絕招是：頻頻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軍國主義氛圍下，“反美”等于“愛國”，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這比邏輯更有號召力。中層軍官多支持東條，他們出身寒微，在升職的天花板前，他們覺得主和派應該統統下臺，好讓他們放手大干一場。

當時，日本的決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憤青誤會，無人敢言反戰。在東條英機咄咄進逼下，近衛文麿只好拖延，可東條拿出了絕招：設置解決問題的最后時間點。在倒計時聲中，近衛文麿干脆撂挑子，辭職了。

讓東條英機上臺，其實也含有惡意：讓他也來嘗嘗近衛文麿的滋味，看他還真敢和美國人開戰？

把東條英機推上前臺之后，東條也開始犯難了。

麻煩源于“七七事變”。日本陸軍以為幾個月就能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沒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資資源、人力資源匱乏，連皇宮的鐵欄都被拆掉，送進煉鋼爐。

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是主動出擊，陸軍產生了激進想法：進攻東南亞。東南亞有橡膠和錫，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提供石油，同時切斷中國物資供給線，逼蔣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強的殖民地，美國不可能坐視。果然，日軍剛邁開腳步，美國便下令石油禁運，日本陷入恐慌，儲備用油只夠一年，只能盡快向美屈服。

其實，美國也有意與日媾和。此時羅斯福已決心對德開戰，他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讓出實利，保留道德制高點。可東條英機更需要面子，以保證他的“反美”表演不穿幫。在條約中，他設置了太多復雜措辭，對皮毛問題寸步不讓。

其實，美國提出過大幅度讓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沒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讓步方案，可美國人也無法看懂。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瞬間，美日仍有達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沒設置倒計時，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羅斯福甚至對他們說，“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余地”，但負責最后斡旋的日本外交官來棲知道，已經沒有時間了。

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一點，日本將盡收實利，可那樣怎么向愛國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結果全部丟掉。

在沖向戰爭的進程中，日本有幾方面力量可以踩剎車。為什么沒人踩剎車？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戰派，還因此遭遇過暗殺。面對戰爭動議，他的一連串反問讓將軍們目瞪口呆。可明治維新以來，從沒有天皇否決過內閣意見，他最終選擇了退讓。

其次是海軍，山本五十六是堅決的反戰派，可他沒勇氣反對上級，卻主動提出“要打就先動手”，在反對錯誤決策方面，遠沒他在備戰方面下的功夫多。在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竟將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預測數據壓縮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的判斷。負責人的解釋是：反正天皇會否決。

第三是東條英機，他“反美”是為了拉票，未必發自內心；可大權獨攬時，各方送來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膽的“偷襲珍珠港計劃”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嗎？那樣他將失去政治基礎，他用口號綁架了日本，可口號也綁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來棲、野村等在國際社會擁有極佳口碑，他們了解世界，是堅決的反戰派，但他們謹小慎微，寧愿大船沉沒，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絕不主動作為。

當時日本還有自由派，堅決反戰，可他們朝中無人，民間亦應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擺設。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親）年間，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帶來空前的自由氛圍，卻遭遇戾氣劇增的局面。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各階層變動極快，可上層卻相對封閉，這讓人人都覺得自己利益被剝奪了。

內部有怨氣，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憤渠道，在教育、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愛國主義”一家獨大。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面對現實的種種不如意，日本民眾將責任推給了“賣國賊”，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眾矢之的。

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一手提拔起來的，但西園寺本人差點在政變中被殺，他后期和近衛觀點差異越來越大，甚至不再往來。

兩人都反戰，但近衛基于實力分析，認為開戰必敗，而西園寺則基于“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價值觀，反對為本國利益放棄道義準則。

事實證明，西園寺具有先見之明。在“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中，沒有一個高層人物從道義立場上提出異議，他們都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而沒有道義高度，他們靠貪婪很容易結成邪惡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日本沒市場？這確有思想傳統、文化傳統的責任。通過《日本大敗局》這本書，可以體會到這樣的悲劇，在近代東方絕非個案。

后發既是優勢也是劣勢

后發者借鑒別人來減少“試錯成本”，是為“后發優勢”。可是當進入相持階段，又會出現“后發劣勢”：

一方面，未經試錯，社會就缺乏訓練，無法化解高速增長帶來的集體浮躁心態。另一方面，后發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著強國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領先，就會出問題，因為其發展不是內生的，是模仿而來的，是在“與別人比”中獲得的，比的對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無視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釀成災難。

民族主義綁架社會

日本之所以走向戰爭，中層軍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別容易被神話、激情所欺騙。而高層卻以為用制造神話、煽情能凝聚中層、把握更多的資源。

雖然生物界經常是牛搖尾巴，但在權力場中，常常是尾巴搖牛。

事發之前沒有反對聲音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來棲、野村能不顧一切，果斷向美國讓步，結果會不會改變呢？

事實上，不會。

因為在不良的大環境中，上層普遍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潛艇，但依然在實戰中使用，能表示一下異議，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證明了。

一個社會缺乏“忠誠的反對者”，只會增加“不忠誠的贊同者”。

開局錯了，就很容易一錯到底

二戰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夠機會來修復錯誤，既然受侵華戰爭拖累，退兵就是，雖然沒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價了。

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內部也是能換掉東條英機的，但是由于戰爭事態一步步惡化，最終總要有人為此負責。所以，日本內部各方決定保持沉默，讓東條英機繼續干下去。戰后，東條英機等人負責上國際法庭，其他各方負責重建日本。

回顧日本當年的敗局，不難發覺，當文化和制度偏離了進步發展的軌道，社會危機會隨著發展的壓力日益變大，終會發展到誰也補不了的地步。

就算東條英機這一代沒出問題，下一代也會出問題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攜手走進災難，依然會集體拋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