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率全軍死戰日軍，反被蔣介石撤職，李宗仁說公道話為他請賞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拍到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

發報的是湯恩伯，那是老蔣的心頭肉。

電報里火藥味沖天，大概意思就一句：第十三軍軍長張軫，翅膀硬了，抗命不遵，導致部隊傷亡慘重，必須立馬革職查辦。

這事兒吧，辦得挺荒唐。

老蔣大概是不知道，或者壓根就不想知道，就在他批示的前幾個小時，這個被他還要再踩上一腳的張軫，剛在隨棗會戰的死人堆里爬出來。

他硬是用兩千多條人命，把日本人的第十三師團給頂回去了。

要是沒他這一把“抗命”的死磕，第五戰區的漢水防線這會兒估計已經崩盤了，大家伙兒都得完蛋。

咱們把時間倒回去，扒一扒這個“張大膽”到底是個什么路數。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只知道黃埔軍校出名將，卻很少人關注那些教官。

一九二五年，張軫就是黃埔的戰術總教官。

這含金量什么概念？

后來那些威風八面的黃埔一期、二期生，見了他都得立正喊一聲“老師”。

但這個老師有點“軸”。

他不像何應欽那樣會來事兒，也不像陳誠那樣知道抱大腿。

他是保定軍校出來的，又去日本陸軍步兵學校鍍過金。

在他腦子里，軍人就是用來打仗的，不是用來搞人情世故的。

這種性格，注定他在國民黨那個大染缸里混不開。

這就是典型的技術流遇上了政治流，不死也得脫層皮。

早在北伐那陣子，他就跟蔣介石結了梁子。

當時蔣介石為了清除異己，逼著各軍長站隊表忠心。

別人都忙著遞投名狀，張軫倒好，帶著部隊繞著走，甚至差點被南京派來的飛機給炸了。

從那以后，“張軫”這倆字在老蔣心里，就跟“刺頭”劃了等號。

這種私人恩怨，平時也就是穿穿小鞋，可到了抗戰這節骨眼上，那是真拿命在賭。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一爆發，張軫就把自己那個雜牌軍第十三軍給整編了。

他給每個當兵的發了個臂章，上面繡個“翼”字，意思是“振翼護國”。

老百姓也不懂啥番號，看個臂章就喊他們“翼字軍”。

這支部隊有多猛？

臺兒莊戰役前夕，張軫玩了一手漂亮的“燈下黑”。

大半夜的，他帶著人摸進韓莊陣地，集中兩個炮兵營，對著鬼子搞了一次超飽和打擊。

短短倆小時，日軍那烏龜殼一樣的掩體就被炸成了渣渣。

這還沒完，他又帶著突擊隊趁著夜色強渡運河，直接插到日軍屁股后面切斷補給線。

那時候徐州城里的老百姓都看傻了，遠處火光沖天，那是張軫在拿命換時間。

但戰功這玩意兒，在某些人眼里是有毒的。

臺兒莊大捷后，張軫雖然升了軍長，可還是那個不受待見的“后娘養的”。

這也直接導致了一九三九年隨棗會戰那場要命的“抗命”。

當時湯恩伯給的命令特別雞賊：死守，但要是頂不住，可以撤到均川。

這話聽著沒毛病，其實就是典型的“甩鍋式”指揮。

既讓你干活，又給自己留后路。

可張軫那是行家啊，拿著地圖一瞅就急眼了。

要是讓日軍穿過棗陽平原，整個漢水以東就是一馬平川，還守個屁啊。

他當時就把地圖往地上一摔，對著參謀吼那一嗓子，到現在聽著都提氣：“后撤？

給我守住最后一條溝！”

接下來的三天三夜，那是真的人間煉獄。

日軍出動了戰車部隊，就是坦克。

那時候咱中國軍隊窮啊，哪有什么反坦克導彈，連像樣的穿甲彈都沒有。

怎么打？

張軫也是豁出去了，把山炮推到最前沿，命令炮兵平射，對著坦克的履帶轟。

這那是打仗啊，這就是拿炮兵的命換鐵疙瘩。

陣地上的尸體堆得跟戰壕一樣高，兩千多個“翼字軍”兄弟就這么沒了。

最后換來的結果是，日軍主力整整三天愣是沒能往前挪一步。

到了最后關頭，張軫手里就剩兩挺重機槍還能響，但他硬是扛到了日軍因為后勤斷了全線撤退。

仗是打贏了，可湯恩伯的面子掛不住了。

一個雜牌軍長居然敢公然違抗中央軍總司令的命令，這以后隊伍還怎么帶？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出“即刻革職”的鬧劇。

就在張軫準備卷鋪蓋走人的時候，有人站出來了。

這次保他的，是桂系的大佬李宗仁。

在重慶較場口的軍事復盤會議上，氣氛壓抑得嚇人。

李宗仁慢悠悠地把戰局圖鋪開，指著漢水防線說了一句大實話：“張軫不退，才保住了漢水中央線；如果按命令撤退，后果不堪設想。”

旁邊有幾個不開眼的還在那嘀咕，說張軫部隊損失太大，不值得。

李宗仁冷冷地懟了一句：“打日本人，不死人難道死鬼嗎？”

這句話噎得蔣介石半天沒吭聲。

最后，為了平衡各方如面子，老蔣玩了一手高超的“平衡術”：撤銷革職處分，給張軫發一枚“寶鼎勛章”，但是，免去第十三軍軍長實職，調去當什么豫鄂邊區游擊總指揮。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拿個破勛章買走了他的兵權。

把一只正規軍的老虎，趕進山里去當游擊隊。

換別人早炸毛了，但張軫沒廢話，拿著那枚勛章，帶著殘部三千人一頭扎進了大別山。

這一去就是好幾年。

在大別山深處，他和日軍玩起了“貓捉老鼠”。

炸鐵路、燒倉庫、截糧車，雖然沒有了大規模會戰的那個陣仗，但這種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日子，更考驗人的神經。

當地老百姓編了個順口溜，只要半夜聽見火車爆炸聲，就知道是“翼字軍”下山干活了。

歷史的轉折點，往往就在一念之間。

抗戰勝利后，張軫以為好日子來了，結果又被調去搞什么“整訓”，說白了就是變相削權。

到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那是真的大廈將傾，爛到根子里了。

張軫徹底看透了這個政權，他不是不愛國，是在那個腐朽的體系里，實在找不到報國的路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身為湖北“剿總”副司令的張軫，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個重大違抗——他帶著剩下的部隊通電起義，投向了人民解放軍。

這不僅僅是一次軍事上的倒戈，更像是一個職業軍人在漫長的失望后，終于找到了歸宿。

解放軍接納了他，改編后的部隊依然保留了戰斗力，只不過這次，槍口終于不用再對自己人了。

建國后，張軫過得特低調。

他住在漢口，平時除了協助訓練民兵，很少提當年的那些事兒。

有朋友勸他寫回憶錄，說說當年怎么抗命、怎么打坦克，他總是擺擺手：“成敗都過去了，別折騰。”

在他看來，那些死在隨棗平原上的兩千多兄弟，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就是個幸存者。

一九八一年，八十七歲的張軫在武漢走了。

據說在他床頭，一直掛著那枚當年用撤職風波換來的寶鼎勛章。

這枚勛章對他來說，或許不是榮耀，而是一個諷刺的見證——見證了一個想好好打仗的軍人，在那個畸形的舊時代里，想要單純地愛國有多么艱難。

現在我們再回看這段歷史，除了那些冷冰冰的數字，更應該記住那個夜晚。

當所有人都在算計利益得失的時候，有一個倔強的河南老頭，把地圖摔在地上，選了一條最難走的路。

有些溝，一步都不能退，因為那條溝的背后，站著咱爹娘。

參考資料：

一九八一年五月，張軫病逝于武漢，享年八十七歲，骨灰安放在九峰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