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黃河岸邊的北風直往棉衣里鉆,一輛破舊的卡車在延安城外停下,幾個青年跳下車,沈之岳就混在其中。灰呢子大衣、圓框眼鏡,再加一口略帶上海腔的普通話,表面看不出任何異常。
誰能想到一年前,他還在復旦校園里喊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次請愿游行,他被軍統捕進牢房。面對白熾燈和槍托,他冒出一句謊話:“我姑父是高層。”就憑這句狠話,他保住了性命,也被戴笠相中。
訓練營里,他學爆破、學化裝,更學察言觀色。心理課教官說得干脆:“活著回來最重要,其他都是手段。”沈之岳記住了。三個月后,他拿到代號“梅花”,任務只有一句話——滲透延安,目標:毛澤東。
旅途用了十幾道跳板。他先在西安假扮救亡學生,與進步青年同吃小米;抵洛川時又換成小學教員身份。一路上,他把自己包裝成反蔣抗日的怒青年,連眉宇間都寫滿憤懣。
到延安后,政審并不輕松。中央社會部三番五次問學籍、查履歷,可軍統早給他準備了同窗證明、師長信函,一切看似嚴絲合縫。最終,他被分進抗大四隊,課堂上抄馬列、跑早操,連汗味都跟別人一樣。
有意思的是,沈之岳并未急于下手。延安警戒森嚴,私下接頭一次失敗就足以送命。那名扮和尚來遞信的同伙被捕后招供“城里還有人”,沈之岳卻硬是按兵不動。謹慎讓他逃過第一道暗礁。
幾個月后,組織發現他寫作速度快、字跡端正,于是把他從抗大調去機關做文書。再過一段,領導提議:“毛主席身邊缺個年輕幫手,推薦他去試試。”任務近在咫尺,他裝出受寵若驚的神情。
第一次走進窯洞,毛主席正伏案批文件,抬頭淡淡一句:“小沈,給我點根煙。”他心里一緊,但動作嫻熟地遞上“555”,隨后自己也點了一支。煙霧升起,毛主席瞇起眼看了他幾秒,沒有再說話。
短短幾十秒,卻埋下懷疑的種子。毛主席熟悉身邊工作人員的生活習慣,他清楚這位新來的青年根本不會抽煙。更蹊蹺的是,沈之岳竟隨身帶著自己常抽的牌子,顯然做過功課。
當天夜里,衛士聽見毛主席低聲嘟囔:“人太用力就露了馬腳。”不久之后,一紙調令把沈之岳派去浙江白區做外聯。表面是另有重任,實際上是請他離開核心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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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之岳坐在開往新四軍駐地的吉普上,百思不得其解。他自認沒露餡,卻沒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在于“過度迎合”。在共產黨的機關里,拍馬與投機恰好是最刺眼的警報。
離開延安后,他迅速回歸軍統身份,協助策劃了皖南伏擊。夜色中,新四軍番號被迫撤銷,9000人隊伍死傷殆盡,其中就有沈之岳遞交的情報。自此,他成為蔣介石眼里的“急先鋒”。
戴笠墜機后,蔣介石更加倚重他,“重要任務多托付給阿沈”,幾乎成了口頭禪。1963年,沈之岳又奔赴澳門,圖謀刺殺劉少奇,行動剛啟動就被當地警方識破,只得狼狽離境。
時間來到1990年,77歲的沈之岳因心臟問題申請赴京就醫。釣魚臺國賓館的房間里,他見到了張愛萍。將軍拍拍他的肩:“安心治病吧,別想太多。”一句普通關懷,卻讓沈之岳沉默良久。
鄧小平、楊尚昆隨后也來探望,場面異常微妙。島內情報圈至今猜測,這是統戰,也是試探,更可能是另一種歷史債務的清算。
四年后,他病逝臺北,張愛萍送去十六字挽聯:“文武全才,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俱無傷。”這句話把謎團推向新的高度——他究竟是不是“雙面刀”?
有人翻遍檔案,也有人走訪舊人,線索全都半真半假。留得最清晰的一條,卻是毛主席當年那句輕描淡寫的評語:“此人,很可疑。”
故事到這兒戛然而止。檔案尚未解封,塵埃仍未落定。沈之岳到底站在哪邊,或許還需要更多歲月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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