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6日凌晨,南京城一場冬雨淅瀝,守在中山陵八號樓門口的通信兵遞進了一封加急公函。信不長,卻足夠讓將軍們回想半生:寫作班子正式向王必成發出邀請,請他回憶與許世友并肩作戰的往事,協助整理《我在紅軍十年》《我在山東十六年》兩部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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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剛寄出,另一端幾乎沒有遲疑便回了話。“此材料已閱,因身體欠佳,況時間已久,記不清了,望諒解。”寥寥數字,字跡硬朗。王宣拆信時低聲嘀咕:“將軍風格,一個字也不多。”寫作組有人愣住:兩位同鄉同袍,怎么說忘就忘?
時間線隨即倒回到1926年。麻城乘馬崗鎮,兩條土路把許家洼、小寨村隔開不到十里。秋收季,青年許世友在祠堂里敲鑼集結赤衛隊,王必成背著鐮刀擠進人群。起義、轉移、再起義,風聲火火里結下第一段袍澤情。那段日子,鄉親只記得夜里常見兩位小伙子并肩巡邏,一個嗓門大、一個話不多。
紅軍時期,兩人同在四方面軍,血戰蘇區反“圍剿”。許世友沖鋒在前慣了,王必成當時掛槍托后陣護尾。誰也沒料到,幾年后抗戰前線一個奔晉南、一個赴皖南,自此走出兩條軌跡。129師386旅副旅長、茅山“王老虎”的名號,就在這段時間各自成形。
華東野戰軍再度重逢,局勢已換人間。萊蕪、孟良崮,九縱與六縱隔山呼應。六縱強攻張靈甫,九縱截擊援軍,戰況緊時粟裕一句“六縱頂住”,王必成掐著秒表連推三個高地。戰后統計,他一役殲敵萬余,卻把傷亡數字壓到可控,老兵私下服他穩、服許世友猛。不過就在這一高光之后,漣水慘敗讓六師折了大半口氣,差一點撤職。陳毅、粟裕拍板留職檢查,王必成卻只提一句:“再打七十四師,別忘了我。”這句倔強后來真兌現——孟良崮頂峰,他第一個沖進指揮所。
朝鮮硝煙又把兩個人拉到近前。1953年春,三兵團與九兵團一個接一個過江。途中列車停在安東站,許世友隔窗招呼王必成:“老王,東線見!”王必成抬手回答兩字:“遵命。”對話短得像口令,但同行將士都記下了——那是他們在朝鮮戰區唯一一次碰面。
1955年授銜,許世友晉上將,王必成列中將。外界議論紛紛,南京軍區禮堂卻出現截然不同的場景:王必成抱著新軍裝與家眷合影,一臉孩子般滿足。許世友聽說此事,只是擺擺手:“這小子,心寬。”然而正是這份“心寬”,數年后在北京一場會議上被輕輕撕出一道口子。許世友因故情緒起伏,握手環節忽然說了句“不好”,氣氛瞬間跌入冰點,旁觀者以為兄弟反目。
轉折發生在1982年初。王必成休養南京普陀山一號,得知老戰友也在城里,專車直奔中山陵八號。兩位將軍聊到夜半,王必成感嘆:“一百多赤衛隊員,就剩咱倆。”許世友點煙沒吭聲,眼眶卻紅了。照片留下兩張倚肩而立的身影,很多人以為尷尬終結,也就沒人再提北京那次冷場。
誰料僅隔兩年,第一次中顧委華東組會議變了調。許世友主持會上隱晦批評三人——名字沒說,指向卻清清楚楚,其中就有王必成。原因說復雜也簡單:特殊年代南京軍區的措辭與簽字,許世友始終放不下。會場鴉雀無聲,王必成忍住當場發言,私下找聶鳳智聊天。聶鳳智一句“老許脾氣硬,給他個臺階吧”才算壓住風波。
1984年6月杭州第二次集會,王必成終于把話挑明:“幾十年革命,我無一句反你;我們七十多歲,多栽花少栽刺。”講到動情處,他用手背擦了下額頭。許世友坐在對面,輕點頭:“談得好。”散會后,兩人并肩走出會議室,短暫沉默后握手,連多年秘書都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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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這種時刻,寫作班子的催稿信送到小寨村。王宣考慮過,王必成也許并非真忘,而是怕口述再燃舊怨。歷史細節他記得很深,可若只留下自己一面之詞,未必公平。于是才有那句“記不清了”,既掛念身體,更給彼此留個余地。
回憶錄終究問世,帶著許世友濃重的個人筆法,爭議隨之而來——有說褒功過大,也有稱“諉過不爭功”。有意思的是,每當有人質疑許世友未曾赴朝,王必成總是第一個站出來糾正:“三兵團1953年夏季反擊,許司令親自在金城前沿。”短短一句,為老鄉亦為真相。
王必成去世前留下半本未完手稿,扉頁只寫四個字:“勿枉、勿縱。”手稿里沒有一句批評許世友,也沒有回憶錄班子所求的戰地細節。他似乎更在意的是,雙方幾十年的相扶相持,而非功過分野。王宣后來感嘆,寫史難就難在此:人可以爭榮譽,也可以讓榮譽歸于沉默;可對同袍的執念,往往在沉默里才顯得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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