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南京剛解放沒幾天,空氣里那股子火藥味還沒散干凈,就被梅雨季的悶熱給蓋住了。
就在這當口,剛掛牌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大門前,來了個怪人。
這人坐著輪椅,或是拄著拐(那時候亂,也沒人記得太細),反正是雙腿都沒了,看著挺慘。
但他那一身行頭倒是不含糊,穿戴得板板正正,臉上那表情,怎么說呢,又想擺譜,又透著股心虛,眼珠子滴溜溜亂轉。
他沖著門口警衛員嚷嚷,說自己是劉伯承市長的“老戰友”,有天大的急事,必須馬上見到劉司令。
誰能想到,這個在門口耍賴的殘疾人,就是后來那個讓中央都震驚的“徐夢秋案”的主角。
更沒人能猜到,這哪是什么老戰友敘舊,分明是自投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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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平日里儒雅得像個教書先生的“軍神”,眼神突然冷得嚇人。
他沒讓人把這位“老友”請進會客廳喝茶,而是直接抓起桌上的電話,要通了南京市公安局。
這事兒吧,擱誰看都覺得奇怪。
要想弄明白劉伯承為啥這么狠,咱們得把日歷往回翻個十五年。
那時候的徐夢秋,可不是現在這副喪家之犬的模樣。
在紅軍那會兒,人家是妥妥的高級干部,紅一方面軍的宣傳部部長,跟毛澤東、周恩來那都是能坐在一塊兒聊天的。
特別是長征過雪山的時候,這人確實硬氣過,為了不掉隊,雙腿嚴重凍傷,最后不得不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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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這兩條沒了的腿,就是他身上最硬的“鐵卷丹書”。
你想啊,走完兩萬五千里的幸存者,又是搞筆桿子的,要是順順當當走下來,1955年授銜,肩膀上少說也得扛顆金星。
可惜啊,歷史這玩意兒,從來不看如果你以前多牛,只看你關鍵時刻是不是個人。
徐夢秋的這輩子,毀就毀在1937年的新疆。
那年,組織上安排他和一批干部去蘇聯治病,路過迪化(就是現在的烏魯木齊),結果被當時的“新疆王”盛世才給扣下了。
盛世才這人,是個典型的政治賭徒,墻頭草隨風倒。
那時候他為了穩固地盤,裝得跟親蘇親共似的,把徐夢秋這幫人當菩薩供著,還讓他當了新疆教育廳副廳長。
對于過慣了苦日子、身體又有殘疾的徐夢秋來說,這簡直就是掉進了福窩里。
他在新疆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小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滋潤。
人一旦在蜜罐里泡久了,骨頭也就酥了。
真正的坎兒在1942年。
蘇德戰爭一打響,盛世才覺得蘇聯要完蛋,立馬翻臉,抱上了蔣介石的大腿。
為了納投名狀,他開始瘋狂抓捕在新疆的共產黨人。
這其中包括毛澤東的親弟弟毛澤民,還有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
這就像是一場人性的“大考”。
在酷刑和死亡面前,毛澤民、陳潭秋這些人,那是真金不怕火煉,咬碎了牙往肚里咽,最后把命都搭上了,也沒吐露半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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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夢秋呢?
這位曾經的“紅軍歷史學家”,在審訊室里,膝蓋那是軟得一塌糊涂。
死亡的威脅一逼近,再加上高官厚祿一誘惑,他立馬就跪了。
他不但寫了脫黨聲明,更惡心的是,他竟然加入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
據后來的解密檔案,這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忠誠”,利用自己對黨內情況的熟悉,親自參與審訊昔日的戰友。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怕死投降了,這是要把以前的戰友往死里整。
從他在供詞上簽字的那一刻起,長征路上的那個英雄徐夢秋就已經死了,活著的,只是一個沒了腿也沒了良心的叛徒。
后來的幾年,徐夢秋徹底活成了一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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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附在軍統系統里,跟著國民黨混到了南京、上海。
可是呢,國民黨內部那是啥環境?
派系林立,互相傾軋,誰會在意一個身體殘疾的叛徒?
他想在官場分一杯羹,結果人家根本看不起他,連殘羹冷炙都輪不到他。
到了1949年,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那幫大官們大包小包逃往臺灣。
徐夢秋因為腿腳不便,再加上本來就是個邊緣人,直接就被主子像扔垃圾一樣,扔在了南京。
這時候的徐夢秋,腦回路也是清奇,竟然生出了一種近乎天真的幻想。
他琢磨著,現在的共產黨還是當年的紅軍,講究個“優待俘虜”;他又想著,憑自己當年丟掉的那雙腿,憑著跟劉伯承這些人的老交情,只要低個頭,認個錯,哪怕當不了官,混口飯吃總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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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好還能混個“統戰對象”當當。
于是,他就這么鬼使神差地來到了南京市政府。
但他算錯了一件事。
劉伯承確實寬厚,對戰場上起義的國民黨將領,那是以禮相待。
但對于這種從內部腐爛、出賣靈魂、手上沾著同志鮮血的叛徒,共產黨的字典里就沒有“原諒”這兩個字。
當徐夢秋被帶進市長辦公室的時候,場面那是相當尷尬。
徐夢秋一看劉伯承,眼淚那是說來就來,張口就是“老首長”,閉口就是“大雪山”,想打感情牌。
劉伯承就坐在那,靜靜地看著他表演,眼神里既沒有憤怒,也沒有憐憫,只有一種看透了底細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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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桌上放著的材料,比徐夢秋自己交代的要詳細得多——他在新疆怎么變節的,怎么出賣陳潭秋、毛澤民的,樁樁件件,都有人證物證。
“夢秋,路是你自己走的。”
劉伯承最后也就說了這么一句。
這一句,就把兩個人的關系徹底畫上了句號。
這不是敘舊,這是宣判。
劉伯承心里清楚,如果放過了徐夢秋,怎么對得起死在新疆荒原上的毛澤民和陳潭秋?
怎么對得起那些流血犧牲的烈士?
有些底線,是絕對不能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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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劉伯承揮了揮手,早就等在旁邊的公安人員走上來,直接把徐夢秋帶走了。
這一走,就是永別。
徐夢秋被關進了南京老虎橋監獄。
諷刺的是,這地方以前是他現在的“主子”關押革命者的地方,現在成了他的歸宿。
在監獄里,他也折騰過,寫材料辯解,說自己是“被迫的”,想用早年的功績來抵消后來的罪孽。
這人啊,到死都沒明白,功是功,過是過,罪是罪。
你哪怕以前爬過刀山火海,只要你后來把刀尖對準了自己的同志,那你就是罪人,沒得洗。
說起來,那個年代像徐夢秋這樣的“尷尬人”其實不少。
有的脫黨了,就找個地方隱姓埋名過老百姓日子;有的雖然離隊了,但嘴巴嚴,沒干壞事。
對這些人,建國后大多都寬容處理了。
但徐夢秋不一樣,他跨過了那條紅線——他當了幫兇。
1976年,徐夢秋在監獄里病死,結束了他這荒唐的后半生。
這時候,距離他被捕已經過去了27年。
他死的時候,外面的世界早就翻天覆地了,根本沒人記得還有這么一號人物。
這就是歷史的公正。
它不會因為你曾經少了兩條腿就原諒你的背叛,也不會因為你以前多風光就掩蓋你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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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當年的那個電話,不僅僅是出于義憤,更是在維護一種最樸素的正義:背叛信仰的人,注定無路可走。
現在回頭看這段往事,挺讓人唏噓的。
徐夢秋這輩子,起點那么高,資歷那么深,結果就因為在最黑暗的時候沒守住那盞燈,最后只能消失在黑暗里。
一九七六年6月13日,他在牢房里咽了氣,終年75歲,連個給他收尸的親人都沒有。
參考資料: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人民出版社,2011年(側面提及相關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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