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斯海默：美國終于承認失敗，但仍然選錯了方向

本文根據米爾斯海默演講錄音整理而成。

特朗普政府的新《國家安全戰略》，代表著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大戰略最重大的轉向。幾十年來，這是第一次美國總統當局承認我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不斷警告的現實：單極時刻已經結束，美國霸權不可持續，試圖充當“全球警察”最終只會毀掉我們自己。

這份文件幾乎是在悄無聲息中公布的。48頁，密密麻麻的官僚話語。大多數美國人在新聞推送里掃了一眼就劃過去了。但我逐字逐句地讀完了，而我在其中看到的內容，一方面印證了我最深的恐懼，另一方面，也讓我產生了一絲希望：華盛頓也許終于要從長達30年的幻覺中醒過來了。

文件談到了與盟友分擔責任，談到了優先關注西半球，談到了避免在那些與美國核心利益無關的地區陷入無休止的戰爭。這正是“離岸平衡”戰略的預言——我多年倡導的那套思路。

但問題就在這里，一個致命錯誤，一個注定會糾纏我們的錯誤。

即便這份戰略文件正確識別了“戰略過度擴張”的問題，它卻同時把美國牢牢綁定在一場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對抗之上。文件明確將中國列為首要威脅，釋放出繼續防衛臺灣的信號，并在印太地區的軍事競爭上全面加碼。

華盛頓以為自己可以兩頭兼得：一邊在歐洲和中東實行戰略收縮，一邊在中國方向保持前沿存在與“可信威懾”。但這是不可能的。不是在一支有限的軍隊條件下，不是在工業基礎日益空心化的情況下，不是在盟友不愿承擔責任的前提下，更不可能對付一個在自己“家門口”擁有全部結構性優勢的崛起大國。

正在我們眼前上演的悲劇，并不在于特朗普團隊不理解美國的極限——他們是理解的。真正的悲劇在于：他們在所有地方都理解美國的極限，唯獨在那個一旦誤判就意味著災難的地方除外。

讓我說清楚，這份文件究竟意味著什么。

幾十年來，華盛頓奉行的是我稱之為“自由主義霸權”的路線：認為美國應該在全球推廣民主、自由市場和人權；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被納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認為軍事力量不僅用于防御核心利益，還可以用來“改造社會”。

我親眼看著這種意識形態一步步摧毀了美國的外交政策。

我們入侵伊拉克，試圖在中東“輸出民主”；我們把北約擴展到俄羅斯邊境，試圖向東傳播自由主義價值；我們干預利比亞、敘利亞、也門，妄圖在自己根本不了解的社會中操縱政治結果。

每一次干預都在削弱我們自己。每一場戰爭都在消耗資源。每一項承諾都讓我們的軍力被拉得更薄。

結果呢？失敗國家、無盡占領，以及在我們把血流在毫無安全意義的沙漠和山地時不斷壯大的對手。

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終于——終于——承認這一切是錯誤的。它承認“國家建設”行不通，政權更迭只會制造混亂，美國無力繼續充當世界警察。這是對華盛頓長達三十年兩黨共識的一次根本性背離。

共和黨和民主黨，長期以來都在“自由主義霸權”的祭壇前頂禮膜拜。兩黨都相信美國力量是無限的，相信我們可以同時打多場戰爭，相信經濟全球化永遠不會侵蝕我們的工業根基。

特朗普的戰略否定了這種幻想。它要求盟友自我防衛，要求美國聚焦核心利益，在邊緣地區實行戰略克制。

但隨后，決定未來十年的矛盾出現了。

同一份在歐洲和中東高談“收縮”的文件，卻一頁又一頁地寫著如何遏制中國、威懾臺灣方向的所謂“侵略”、維持西太平洋軍事優勢、動員盟友對抗北京的影響力。

你看出問題了嗎？

你不可能一邊實行“離岸平衡”，一邊又承諾前沿防御臺灣。你不可能一邊減少軍事過度擴張，一邊又維持在中國近海作戰所需的力量態勢。你不可能告訴歐洲“自己管好安全”，卻又要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為了美國去冒著與最大貿易伙伴開戰的風險。

這套戰略既想收縮，又想對抗；既想保存美國力量，又把力量投入到最危險的任務中——阻止一個崛起的超級大國在其自身地區取得主導地位。

這不是謹慎現實主義，而是戰略混亂偽裝成理性。

我很清楚這是怎么發生的。因為我已經觀察華盛頓40年了。這份文件，本質上是特朗普政府內部兩派妥協的產物。

一派是真正的“收縮派”，他們明白美國力量有限，明白我們已經災難性地過度擴張，明白必須從歐洲和中東撤退，才能保留應對真正挑戰的實力。

另一派是“對華鷹派”，他們相信阻止中國崛起是生死攸關的使命，相信一旦失去臺灣，美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信譽就會崩塌，相信與中國的軍事競爭不可避免，且必須獲勝。

兩派誰也壓不倒誰，于是妥協出現了：一些方向收縮，另一些方向對抗。

但大戰略無法靠妥協來運作。你不能既克制又對抗，不能一邊削減承諾，一邊維持最危險的那項承諾。

讓我告訴你，“進攻性現實主義”對這種局勢是如何判斷的——因為這是我畢生研究的理論，而它對結局的預測無比清晰。

大國是殘酷的競爭者。它們通過最大化相對實力來最大化自身安全。當一個崛起大國有可能主宰一個戰略關鍵地區時，正在衰落的霸權國家將面臨一個痛苦選擇：

要么接受對方的勢力范圍；要么為阻止對方取得地區霸權而開戰。

“接受”意味著承認世界是多極的，允許對方在其周邊地區確立主導地位，而自己轉而守護核心利益。這在心理上很痛苦，但在戰略上是理性的。

“對抗”意味著冒著大國戰爭的風險，把巨量資源投入到一場你未必贏得了的競爭中，并可能觸發你原本想避免的那場災難性沖突。

歷史告訴我們，衰落的霸權往往選擇戰斗。英國選擇對抗德國，美國選擇遏制蘇聯。主導國家很少體面地接受地位下降，它們會加碼，會升級承諾，會說服自己“再打一仗就能保住位置”。

有時，這會導致災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并非因為有人想要它，而是因為大國們都相信自己不能退讓，相信信譽要求對抗，相信妥協等于失敗。

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正體現了這種危險邏輯。它在幾乎所有地方承認美國的衰落，唯獨在最關鍵的地方拒絕承認；它在所有地方擁抱克制，唯獨在本可以避免戰爭的地方拒絕克制。

真正讓我恐懼的是：中國不是蘇聯，這也不是冷戰重演。

蘇聯經濟規模只是美國的一小部分，技術落后，被一種對大多數人毫無吸引力的意識形態所束縛。我們可以在經濟上拖垮它，在制度上熬死它。

中國完全不同。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已經超過美國，名義規模也即將反超。他們造船更多、鋼鐵更多、工程師更多、基礎設施投資更多。他們并不試圖輸出意識形態或重塑世界秩序，他們只想在東亞實現地區霸權，確保政權安全，并獲得大國尊重。

這讓他們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有限且可實現的。

臺灣距中國大陸只有100英里，距加州卻有7000英里。中國可以在數天內投送壓倒性力量，美國則需要數周動員、數月維持，而且是在橫跨太平洋的漫長補給線盡頭作戰。

五角大樓的每一次兵推結果都一樣：我們損失艦艇、損失飛機，無法阻止臺灣在中國決心奪取時失守。

但國家安全戰略仍然承諾防衛臺灣——不是因為我們能贏，而是因為華盛頓相信“信譽不能丟”。

這才是真正的致命錯誤。

我們正在為一個并非美國生死攸關的地區，承諾打一場贏不了的戰爭，對手卻擁有全部優勢。

而與此同時，我們還假裝中國是唯一重要的挑戰，一邊在其他方向削減軍事承諾，一邊在臺海方向孤注一擲。但進攻性現實主義告訴我們，安全競爭是國際政治的常態。

俄羅斯不會因為我們專注中國就自動消失。伊朗不會停止追求地區影響力。朝鮮仍會繼續發展核武器。恐怖主義也不會因為戰略重心轉移而消失。

把所有籌碼都押在中國身上，并不能解決“過度擴張”的問題，我們只是選擇了優先在哪個方向過度擴張。

文件中關于臺灣的措辭，尤其耐人尋味。它并沒有明確承諾防衛臺灣——因為那會違反“戰略模糊”，也可能刺激北京。但它反復提到“可信威懾”、提到“確保臺灣自我防衛能力”、提到“與盟友協調應對侵略”。

這是外交語言中的“承諾”。

北京把它當作承諾。臺北把它當作承諾。東京也把它當作承諾。

而一旦所有人都相信美國會為臺灣而戰，我們就被鎖死了。

如果中國對臺灣采取行動，而我們不回應，那么美國在亞洲的整個同盟體系都會崩塌。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都會得出同一個結論：美國的安全承諾不值錢。

但如果我們回應呢？

那就是一場與擁有核武器的大國的戰爭，為了一個不屬于我們的地區作戰，在極端不利的地理條件下作戰，盟友未必愿意跟進，而美國公眾也并不想為臺北送命。

大國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

不是源于精心策劃，而是源于那些看似“可控”的承諾；源于對“信譽”的執念，把有限沖突一步步推向無限災難。

文件對歐洲的處理方式，更清楚地暴露了政府的真實思路。它明確指出：歐洲安全主要是歐洲自己的責任，北約盟國必須提高國防開支，美國無法繼續承擔大陸防務的過重負擔。

這一點是正確的。

歐洲擁有足夠的人口、財富和工業能力，完全可以在不依賴美軍的情況下防御俄羅斯。他們選擇不建設足夠的軍隊，那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

幾十年來，我一直主張，北約向東擴張是一次災難性的錯誤。我們把一個敵對軍事聯盟推進到俄羅斯邊境，制造了防衛并非美國核心利益國家的義務，同時也保證了歐洲國家繼續“搭便車”，依賴美國安全而不自建防務。

新的戰略并未退出北約，但它釋放了一個信號：歐洲必須站出來，否則就得自己承擔后果。

這才是理性的離岸平衡：保留聯盟，但減少前沿駐軍；維持核保護傘，把常規防務責任推回歐洲；扮演平衡者，而非永久霸權。

但請注意這個對比。

在歐洲——我們擁有強大而富裕的盟友、威脅相對可控——我們選擇削減承諾；在亞洲——我們面對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軍事平衡正在向不利方向傾斜——我們卻維持最高程度的承諾。

這完全是反著來的。

如果你要在某個方向收縮，恰恰應該是在你最不具優勢的戰區。

文件對西半球的表述，則再次展現了罕見的戰略清醒。它強調：本半球是第一優先級，應防止外部大國在拉美獲得軍事立足點，地區穩定比遙遠糾葛更重要。

這符合自《門羅宣言》以來指導美國戰略的邏輯：我們不會容忍大國在自己后院競爭，但也沒必要統治別人的后院。

如果美國把重心放在確保美洲主導地位、防止任何對手從本半球威脅我們，并在海外通過平衡而非控制來應對威脅，我們會比今天安全得多。

問題在于：臺灣不符合這套邏輯。

臺灣距離舊金山7000英里，不在我們的半球，也不是美國的生死攸關利益。

是的，臺灣生產全球大部分先進芯片，失去這些產能會帶來經濟沖擊。但對臺灣的經濟依賴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重建本土芯片產業來緩解，而不是為了它打一場戰爭。

我們真正執著于臺灣的原因只有一個：信譽。

華盛頓相信，如果放棄臺灣，整個同盟體系都會崩塌；盟友會質疑美國決心；對手會變得更加大膽。

但“信譽邏輯”本身就是一個陷阱。

它會迫使你去防守根本防不住的陣地，只因為后退會損害名聲；它會把每一次摩擦都變成意志測試；它讓理性的戰略收縮在政治上變得不可能。

20世紀初的英國就掉進了這個陷阱：在相對實力下降的情況下，仍試圖維持遍布全球的帝國承諾。結果就是過度擴張、精疲力竭，最終帝國解體。

美國正在重蹈英國的覆轍。

我們死死抓著已經負擔不起的承諾，只因為害怕收縮帶來的“聲譽成本”，卻忽視了維持這些承諾的真實代價只會更高。

現在，有人會說我過于悲觀：認為美國的軍事技術仍然賦予我們優勢；認為中國面臨嚴重的內部問題；認為我們的同盟體系是力量倍增器。讓我逐一回應這些論點。

是的，美國的技術依然先進。我們的潛艇、戰機和衛星仍屬世界一流。但戰爭不是靠技術單獨贏下來的。戰爭靠的是規模，是工業生產能力，是補充損失和持續作戰的能力。

中國造船比我們多、比我們快、也比我們便宜。他們生產更多導彈、更多無人機、更多一切。在一場長期沖突中，工業能力比“質量優勢”更重要。而我們，卻把工業基礎外包給了我們正準備交戰的那個國家。

是的，中國確實面臨內部挑戰：人口老齡化、高負債、抑制創新的體制。但這些都是長期問題。短期到中期內，中國擁有主宰本地區所需的一切：龐大的軍力、持續增長的經濟，以及與其關切領土之間的地理鄰近性。

我們不能指望中國的內部矛盾替我們解決問題。等到那些矛盾真正顯現時，臺灣早就已經不在了。

是的，我們的聯盟在理論上很有價值。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確實能增加能力。但聯盟的強度，取決于為之而戰的意愿。

日本會為了臺灣與中國開戰嗎？韓國會嗎？澳大利亞會把軍隊送進臺海送死嗎？

任何聯盟都是雙向的。當你要求盟友承擔災難性戰爭風險時，他們就會開始重新計算，這個聯盟是否仍符合自身利益。

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假定盟友會站在我們一邊。但我研究聯盟幾十年，我清楚：當大國真正對撞時，小國往往會“騎墻”，希望在結果明朗前避免選邊站。

我們不能指望盟友支持一場他們國內大多數民眾都反對的戰爭。

那么，這一切把我們帶向何方？

特朗普政府在戰略理性上邁出了一步：承認美國力量有限，自由主義霸權失敗，戰略克制是必要的。但他們只走了一半。

他們在歐洲實行克制——因為那里更容易、代價也更小；卻在亞洲加倍下注——而那里才是真正需要克制的地方。

結果是一套**說起來像離岸平衡、做起來卻是“選擇性霸權”**的戰略。而“選擇性霸權”不過是過度擴張的另一種形式。

你仍在試圖主宰自己并不具優勢的地區；仍在維持無法兌現的承諾；仍在為并非生死攸關的利益冒著大國戰爭的風險。

如果由我來設計美國的大戰略，我會這樣做：

第一，把文件中“暗示”的東西明確說出來：歐洲必須自行防衛。不僅是增加軍費，而是真正承擔起自身安全責任。美軍應當回國。美國的核保護傘可以繼續存在，但常規防務是歐洲的事。這將釋放出巨量資源，并消除一場波羅的海危機把我們拖入對俄戰爭的風險。

第二，承認臺灣并非美國的核心利益。這并不意味著放任對臺灣的脅迫，而是要誠實面對我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們可以提供防御性武器，外交上支持臺灣民主，明確任何對臺動武都會損害中國的國際地位。但我們不應承諾軍事干預，因為在當前力量對比下，這種承諾并不可信。

第三，把美國戰略重心放在防止任何力量主宰西半球，并在歐亞大陸維持有利的力量平衡——但不試圖控制所有結果。這意味著，我們阻止中國完全主宰亞洲，但通過離岸手段：海空力量、區域平衡聯盟，而不是前沿基地和駐軍這種可以被中國精確打擊的存在。

這才是真正的離岸平衡。

你防止敵對霸權出現，但不建立自己的霸權；你平衡，而不是統治；你在必要時介入，但不永久占領；你承認其他地區會有自己的權力結構，而你的職責只是確保這些結構不會孕育出能威脅本土安全的純粹競爭者。

但華盛頓不會選擇這條路，因為這意味著承認：我們無法控制所有結果，我們的力量有限，我們必須冷酷地設定優先級。

美國政治文化獎勵擴張承諾，懲罰戰略收縮。任何明確放棄臺灣的總統都會被政治摧毀；任何從歐洲撤軍的政府都會被指控向俄羅斯投降。

因此，我們會繼續當前路線：口頭克制 + 實際過度擴張。

我們會談“分擔責任”，卻維持同樣的承諾；我們會承認極限，卻拒絕在極限內行事；我們會一步步滑向與中國的對抗，相信“信譽”要求防衛臺灣，相信同盟需要前沿存在，相信超級大國地位要求抵制任何對霸權的挑戰。

這正是帝國衰亡的方式。

不是轟然倒塌，而是承諾不斷累積，超出資源承載；不是戰略失敗，而是戰略混亂被豪言壯語掩蓋；不是外敵太強，而是不區分核心利益與邊緣關切。

羅馬并非敗于蠻族強大，而是敗于戰線拉得過長、防守無法守住的邊界、承擔負擔不起的承諾，并在可以收縮時拒絕收縮。

英國并非在軍事上被擊敗，而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耗盡資源，最終無力維持超過國力的全球承諾。

美國尚未走到那一步，但正在走同一條路。

我們每年花費8000億美元軍費，而中國只花一半卻獲得更強能力；我們在80個國家維持軍事基地，而本土基礎設施卻在崩塌；我們不斷增加防衛對象，而自身工業基礎卻在萎縮。

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本可以成為一次真正的路線修正。30年來第一次，有政府承認自由主義霸權失敗，承認過度擴張，承認克制的必要性。

但他們沒有做出真正艱難的選擇。

他們在容易的地方收縮，在危險的地方對抗；他們承認極限，卻拒絕生活在極限之內。

結果將是兩頭都輸：在邊緣戰區削弱自身；在唯一贏不了的戰區押上全部。

即將到來的中美戰爭，并非因為北京渴望戰爭，而是因為華盛頓無法想象一個自己不在所有地區都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無法接受臺灣命運終將由地理與力量對比決定；無法承認建立在不可持續承諾上的“信譽”，根本不是真正的信譽。

我用整個職業生涯警告過這條道路。

我警告過北約東擴會激怒俄羅斯——我被忽視，直到烏克蘭燃燒；我警告過政權更迭會制造混亂——我被忽視，直到中東崩潰；我警告過中國挑戰需要痛苦抉擇——而現在，我再次被忽視，我們正夢游般走向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對抗。

致命錯誤不在于特朗普團隊不理解問題，而在于他們幾乎在所有地方都理解，唯獨在最重要的地方理解不了。

他們在歐洲看到過度擴張，卻在亞洲看不到；他們在中東看到霸權代價，卻在太平洋看不到；他們想從一些地方回家，卻在那個“加碼必然導致災難”的地方選擇加碼。

而當危機真正到來，當中國在臺灣采取行動，當我們面臨“屈辱性撤退”與“災難性戰爭”的抉擇時，我們將發現：

所有規劃、所有承諾、所有關于信譽與決心的空談，都無法改變一個基本事實——

你不可能在距離對手100英里、距離本土7000英里的地方，擊敗一個為自身核心利益而戰的同級大國。

這不是悲觀主義，不是投降主義，這是現實主義。

這是當你讓“信譽邏輯”凌駕于戰略理性之上時必然發生的結果；當你拒絕區分能防衛的利益與無法防衛的利益時；當你因為害怕名聲受損而投入一場注定打不贏的戰爭時。

文件已經發布，戰略已經確定，通往對抗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晰。

我們曾有機會選擇另一條路：真正的離岸平衡，真正的艱難選擇，真正為了保全美國力量而收縮。

但我們選擇了那個最舒服的謊言：我們可以既克制又霸權；可以一邊削減承諾、一邊保住臺灣；可以承認極限，卻拒絕遵守極限。

這就是美國的致命錯誤，而后果，我們所有人都將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