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的深夜,剛從江西回到北京的鄧小平翻開一本境外托人帶回的《射雕英雄傳》,燈光下,他一頁頁讀得入神。書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句子,讓這位老將軍放下疲憊,心底涌起久違的激昂。
那一刻,他并不知道,七年之后自己會在人民大會堂親口向作者說一句“我是你的忠實讀者”。但從那天起,鄧小平與金庸的名字,悄悄連在了一起——一個在京城重掌大局,一個在香港筆走龍蛇,他們隔空呼應,用不同方式關心著同一塊土地的未來。
回望金庸的軌跡,1959年創辦《明報》是個關鍵節點。白天寫社評,晚上寫武俠,他把江湖恩怨與家國興亡擰在一起。六七十年代風云驟變,《明報》多次為鄧小平等“受沖擊者”鳴不平,也為普通民眾疾呼。當1976年四五風起,金庸再次在香港社論中斷言“鄧公終會復出”,這一聲“孤注”讓彼岸不少人側目。
1978年改革開放大幕揭開,鄧小平需要向港澳臺和海外華人解釋新政策,選誰當“傳聲筒”成了難題。有人提議:“查良鏞影響大,且敢言。”鄧小平點頭,因為他知道對方不僅寫得一手好武俠,更有一顆滾燙的赤子心。
1981年年初,中央向金庸發出正式邀請。信剛寄出,警衛部門卻捧著兩份材料犯難:一是金庸與結發妻子離異、攜年輕愛侶高調亮相;二是他曾在《明報》刊登針對大陸的尖銳評論,還到臺灣與蔣經國談論統一問題。有人擔心若發生負面輿情,會讓正處關鍵期的開放形象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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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送到鄧小平案頭,他聽完匯報只沉默了幾秒,然后抬頭,說出八個字:“不用管他,安排見面。”短短一句,終結爭議。旁人勸阻,他擺擺手,“私事歸私事,政治立場靠事實去檢驗,我們行得正。”一句話,既體現胸襟,也顯露自信。
7月18日上午,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外,鄧小平提前到場。見金庸步入,他迎上前握手:“查先生,好久想見你。”金庸回以一句:“能與您當面交談,是莫大榮幸。”兩人落座,身邊工作人員悄悄退出,廳里只余輕輕的電扇聲。
交談開始不久,金庸率先提及職位問題:“以您的功績,當國家主席輕而易舉,為何甘當副職?”鄧小平笑了笑:“年紀大了,八小時工作已是極限,擔子太重容易壞事。”隨后話鋒一轉,他談到《明報》:“你的社評我大多贊成,少數不同意。但我們有共同點——都盼中國統一強盛。”這一句“共同點”,把兩人心緒牢牢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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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持續近兩小時,內容涉經濟、科技、對外關系,甚至觸碰金庸父親查樞卿在“鎮反”中的冤案。鄧小平鄭重表示,歷史問題終有厘清之日,希望金庸把目光放在未來。金庸輕嘆:“往事已矣,重要的是國家向前。”寥寥數語,卻讓多年心結悄然松動。
當晚,《新聞聯播》播出兩人會面畫面,海內外輿論嘩然。香港街頭,《明報》被一搶而空,許多讀者守在攤位等待加印。原本憂心會談效果的內地工作人員長舒一口氣,而金庸返港后陸續發表文章,系統介紹大陸改革、鼓勵華商投資,態度比過去更熱忱。
1984年,內地出版社獲批大規模引進金庸作品,“禁書”一朝“開閘”。北方冬夜里的車廂、南方暑天的竹床上,無數青年捧著《天龍八部》夜讀,書頁泛黃,仍津津樂道郭靖、喬峰的氣概。對他們而言,武俠不再只是刀光劍影,也是時代變革的象征。
1995年,金庸出任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1997年7月1日凌晨,他在維多利亞港見證五星紅旗升起。那一瞬間,許多人提到鄧小平,可天安門城樓上的老人已安息三年。傳言當晚金庸低聲自語:“他若在,應當欣慰。”
從深夜書房的一束燈光,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的那一握手,再到香江上空的禮炮聲,兩位“俠之大者”以不同方式守護同一個信念。歷史寫下的,是兩條軌跡的短暫交匯,卻足以讓后人記住那句擲地有聲的話:“我們有共同點——都愛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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