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前浪”“后浪”與“新浪”

張新剛教授將他撰寫的《古希臘思想通識課：希羅多德篇》和《修昔底德篇》贈送給我，令我十分感動。在兩本書的后記中，張新剛都說，這是他在高校（北京大學、山東大學）長期開設古希臘經典閱讀課程的成果。他和我是同齡人。在時代大變局的環境下，他堅持帶領年輕學子認真研讀古希臘經典著作的精神讓人著實敬佩。

張新剛的本行是政治思想史。由他來解讀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視角與專注于考據古代史實和文本詞義的路徑不同，對中國讀者或許能帶來更多啟發。我這里只談《修昔底德篇》。張新剛將修昔底德作為一位“同時代人”來閱讀，于我心有戚戚焉。他列舉了三大古今都存在的話題：戰爭、代際和政體。（《古希臘思想通識課：修昔底德篇》第ⅲ-ⅷ頁，下同）關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戰爭和政體問題，國內外已有大量討論。而對于公元前5世紀后期雅典的代際問題，國內學者卻較少關注。我讀了《修昔底德篇》的附錄一“代際視角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原是他在浙江師范大學的一次講座），覺得與我這幾年閱讀修昔底德的體會多有不謀而合之處。在此寫上幾句，想與張新剛和讀者朋友們討論。

撰文｜白春曉

伯里克利的雅典歷史分期

公元前431年冬季，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一年結束了。在隆重的國葬典禮上，伯里克利回顧雅典的光輝歲月時說：

“首先，我將從我們的祖先開始談起。因為在這樣一個場合將這種紀念的榮耀獻給他們是正確而恰當的。相同的族群通過世代承襲始終占據著這片土地，并由于勇敢而使她將自由傳至今日。我們的祖先值得贊頌，而我們的父輩更應受到贊頌。除了他們已經得到的以外，他們經過巨大的艱辛才獲得了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帝國，并將它遺留給了我們現在這一代人。我們在場的這些人絕大多數仍處于盛年，并已經大大地擴張了這個帝國，還使城邦在各方面都做好了準備，無論在戰爭還是和平時期都是最充分的（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2.36.1-3）。”

在這里，伯里克利將雅典的歷史分為三期：祖先、父輩和“我們現在這一代”。同時，他明確表示，祖先的榮耀主要來自“始終占據著這片土地”這一點。而雅典帝國是由父輩獲取，并由我們這一代“大大地擴張了”。

伯里克利的這種歷史分期暗含著以民主政治和雅典帝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如果放到更長的歷史跨度來看，在伯里克利之前，雅典先后經歷過王政、貴族統治、僭主統治和民主制改革，這幾個階段加起來有好幾百年。而在他的歷史建構中，許多代的祖先卻被一筆帶過，真正值得贊頌的是“父輩”和“我們這一代人”。父輩們目睹了僭主統治被推翻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兩次成功抗擊了波斯帝國的入侵（馬拉松、薩拉米斯），幫助恢復了小亞細亞沿岸希臘城邦的獨立，并建立了提洛同盟，被稱為“馬拉松一代”（Marathon generation）。伯里克利這一代人改進了雅典民主，鞏固了提洛同盟，重建了雅典衛城，擴大了雅典帝國，創造了輝煌的文化事業，使雅典成為“全希臘的學校”。在他們的努力下，雅典進入了“黃金時代”。而且，伯里克利認定這一帝國還會繼續擴大，他們能夠打敗斯巴達人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他們為此已做好了“最充分的準備”。（第369—376頁）事實上，對于伯里克利和那次國葬典禮在場的親歷者而言，民主政治僅運行了半個多世紀，而雅典人成為真正的帝國盟主只有大約一代人的時間。伯里克利作為雅典政治的主導者，想借國葬典禮這一正式場合強化這種“厚今薄古”的歷史觀念，并將其灌輸給當時的雅典人。他所厚者，雅典民主與雅典帝國也。

張新剛指出，要理解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代際問題，最核心的要點就是需要理解伯里克利指出的民主與帝國的演變。雅典在從希波戰爭到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個時期（公元前479年至前431年）經歷了民主制度的逐步定型，也經歷了帝國從無到有的過程，這兩點都實質性地塑造了雅典民主的品性。而不同代際的雅典政治家和民眾所表現出的不同是由他們不同的成長環境，以及對雅典和希臘世界的不同認知造成的。（第371頁、第367頁）對于這一看法，我是贊同的。“馬拉松一代”不甘于被奴役、勇敢抵抗外敵入侵，他們是由“公共精神支配的一代人”，“不會為了領錢來參加城邦的公共事務”。（ 第378頁）隨著時間推移，他們剛毅、樸實的形象在歷史上被理想化了。而伯里克利所在的黃金一代（張新剛稱之為“中興一代”）則是與雅典帝國同步成長的一代，他們雖遭遇過困難，但一生都在不斷取得成就，具有自信而穩健的心態。他們在精神與思想上與“馬拉松一代”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例如，米提亞德（馬拉松戰役指揮官）與客蒙（提洛同盟前期主要的指揮官）、克桑西普斯（米卡列海戰指揮官）和伯里克利都是這種愛國精神父子相繼的典型。用現在的話說，在雅典帝國的崛起和擴張中，“馬拉松一代”的父輩是“前浪”，伯里克利的一代是“后浪”。“前浪”是雅典帝國的基礎，“后浪”使帝國更加得勢。這是理解伯里克利歷史分期的要義。

19世紀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

尼西阿斯、亞西比德與

西西里遠征前夕的雅典

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后暴發的大規模瘟疫（公元前430年夏季）使雅典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包括伯里克利本人在內的“處于盛年”的公民們有許多都病逝了。雅典雖然是希臘世界內人口最多的城邦，但仍然是小型規模國家。公元前420年，瘟疫、戰爭在較短時期內對雅典人口結構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導致社會出現代際更迭加速。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壇出現紊亂，新、舊勢力展開激烈斗爭。原先處于領導地位的穩健民主派支持力量減少，克里昂等激進民主派的新政治家崛起。這與當時的代際差異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在“尼西阿斯和約”簽訂（公元前421年）后，雅典新生的一代更加壯大。西西里遠征前夕（公元前415年），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是亞西比德。他們這一代“新浪”深受激進民主和智術師運動的影響。在政治活動、思想觀念和文化趣味上，他們與“馬拉松一代”和“黃金一代”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可以說出現了代際斷裂現象。

尼西阿斯出生于公元前470年左右。他的前半生處在伯里克利領導下雅典的黃金時代，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年約40歲，屬于“黃金一代”中的相對年輕者。他出身于貴族階級，非常富裕，有1000名奴隸在勞里烏木銀礦工作。伯里克利逝世后，他是穩健民主派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反對克里昂的激進民主和對外戰爭政策。在克里昂戰死后，他主導了與斯巴達人的停戰。在修昔底德眼中，尼西阿斯是當時最成功的將軍，長期擁有好運氣。但相比投入戰爭，尼西阿斯更希望自己和雅典都能保持和平，遠離危險，避免災禍。（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5.16.1.）公元前415年，他大約55歲，是一位長期執政、穩重老成的保守派大叔。

亞西比德約出生于公元前450年。他出身于雅典非常顯赫的貴族家庭。他的父親在他幼年時陣亡了。他由監護人伯里克利撫養長大，年輕時曾追隨蘇格拉底討論過哲學問題。他長相英俊且富有才華，深通文韜武略。公元前420年，他約30歲時就當選雅典將軍，剛符合城邦規定的最低年齡。他也擁有大量財富，而且爭強好勝。他的馬車在公元前416年的奧林匹亞運動會上包攬了第一、第二和第四名。（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6.16.1.）他生活奢侈放蕩，又野心勃勃，在當時雅典年輕人中頗具號召力，但由于其處事風格和私人生活方式，他又被許多人所忌憚。公元前415年，亞西比德約35歲，是一位充滿活力又自視甚高的新派潮男。張新剛將亞西比德視為雅典“年輕一代”中最有名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第379頁）這是很有見地的。

《古希臘思想通識課：修昔底德篇》

張新剛 著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公元前415年夏季，雅典人受厄革斯塔人之請，決定大舉遠征西西里。修昔底德認為，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大的決策失誤就出現在這次西西里遠征之時。（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2.65.11.）而這次遠征前的公民大會辯論是雅典代際沖突爆發的集中場合。當時的雅典由于“尼西阿斯和約”所帶來的幾年休戰，從之前的瘟疫和戰爭中恢復過來，大批年輕人成年。（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6.26.2.）“黃金一代”步入中老年，不愿再冒風險，“年輕一代”青春躁動，渴望建立新功。大體上，他們分別是尼西阿斯（主和派）和亞西比德（主戰派）的支持力量。也就是說，這兩個年齡段的群體成了尼西阿斯和亞西比德各自在演說中想要爭取的票倉。兩代人的代際差異引發了決策討論上的分歧和沖突。尼西阿斯直接攻擊亞西比德和他所代表的“年輕一代”：

“如果有人樂于被選中做統帥，建議你們出航，心里卻只考慮他自己——特別是他的年紀對于做統帥而言還太年輕——想要別人羨慕他養馬，想要從統帥的職位得利以維持他的奢侈生活，……現在我看到這群被鼓動起來的年輕人圍坐在這個人身邊，我感到恐懼。我轉而呼吁那些年長者們的支持……不要像那些年輕人一樣深陷到對遙遠目標的癡迷之中，而是要知道成功最少來自熱望，最多來自先見之明。為了正遭受空前危險的祖國，請舉手反對（遠征）……”（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6.12.1-13.1.）

這是作為“黃金一代”代言人的尼西阿斯對“年輕一代”的直接抨擊。在他眼中，亞西比德和雅典“年輕一代”有兩個主要缺點：1.自私，只考慮自己的利益；2. 癡迷于不切實際的目標。這兩點導致城邦正在“遭受空前危險”。西西里遠征前的尼西阿斯和發表《國葬演說》時的伯里克利對于代際的看法截然不同。此時的雅典社會已經從代際傳承轉變為代際沖突。這不僅使雅典城邦陷入政治紛爭，而且西西里遠征的慘敗和雅典由盛轉衰都與此有關。

伯里克利像。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全面的代際沖突？

張新剛對于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代際差異以及西西里遠征前的代際沖突過程分析得都很到位，但限于篇幅卻較少提及相關研究，只提到了卡爾·曼海姆的《代際問題》（1928年）。（第367頁）其實，關于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代際沖突，至少有兩項研究是繞不開的。一是邁耶·賴因霍爾德（Meyer Reinhold）在《美國哲學學會會報》上發表的《古代的代溝》（1970年）一文，后來收入斯蒂芬·博特曼（Stephen Bertman）主編的《古希臘羅馬的代際沖突》論文集中。二是巴里·施特勞斯（Barry S. Strauss）所著的 《古代雅典的父與子：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意識形態與社會》（1993年）一書。

邁耶·賴因霍爾德認為，古代近東地區的人民根本無法想象代際緊張的可能性。那里的意識形態是渴望獲得社會秩序的連續性。年輕人依賴家庭，生活的主要關注點就是模仿父母，并訓練自己迅速融入長輩的生活模式。（Meyer Reinhold, “The Generation Gap in Antiqu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14, No. 5 (1970), p. 347.）離開家庭或部落所導致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會迫使年輕一代竭盡全力獲得長輩的認可。正是這種不安全感和對變革的恐懼感維持了基本的代際和諧。（Meyer Reinhold, “The Generation Gap in Antiquity”, p. 348.）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稱，血緣社會是變動得慢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年長的對年幼的具有強制的權力，因此長老權力很大。（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5、125頁。）對于血緣社會的權力格局，賴因霍爾德和費孝通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的看法對于理解絕大多數古代社會也都有效。

當然，在古代，并非沒有父子之間的沖突，但這種沖突主要是由權力結構導致的，如波斯帝國王室宮廷內的斗爭，在古代國家幾乎都存在。而在古希臘神話中，以烏拉諾斯、克洛諾斯和宙斯為首的三代神祇之間進行了殘酷斗爭，這也是對現實中統治者代際之間的權力更替進行一種形象化的描繪。但這些都還夠不上社會學意義上代際差異導致的對立與沖突，而是一種政治權力爭奪導致的沖突。在這種環境中，祖孫之間、夫妻之間、兄弟之間無疑也會發生沖突。

在古代，真正具有社會學意義的代際沖突發生于公元前5世紀后期的雅典社會。賴因霍爾德指出，這一時期希臘世界處于戲劇化的變動環境之中，年輕一代的代際觀念和進取之心使老一輩人的權威和經驗貶值，導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代際關系失調”（generational disequilibrium unparalleled in the previous history of mankind）。（Meyer Reinhold, “The Generation Gap in Antiquity”, p. 355.）此時，雅典帝國發展迅速引發雅典社會變化加快。以尼西阿斯為代表的“黃金一代”和以亞西比德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存在巨大分歧，他們兩代人各自秉持自身的理念，圍繞城邦決策、民主政治和文化價值觀展開全方位的角逐，并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代際權力斗爭。這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的代際沖突。雖然這場沖突是短暫的，但仍值得現代學者認真思考。

巴里·施特勞斯對這一歷史現象的研究更為全面。他提出了兩個值得關注的要點。第一，伯里克利逝世之后，代際差異對雅典的民主政治有著顯著影響。在雅典人的家庭里，父親是一家之主，兒子是附屬于父親和家庭的。但當兒子成年后獲得了公民權，便在民主政治中與父親一樣擁有投票權。公元前420年，由于瘟疫和戰爭的劇烈影響，老一輩人數逐漸變少，年輕一代轉占多數。在亞西比德等人的影響下，沒有經歷過戰爭洗禮的年輕一代卻渴望戰爭，（第388頁） 他們在人數上居多，意見竟壓倒了老一輩。這種局面在公元前415年西西里遠征前達到高潮，深刻影響了雅典城邦的決策。巴里·施特勞斯將這一時期稱為“兒子的統治”（rule of the son）。此時的雅典民主在一些保守人士看來，“年輕人充老資格，分庭抗禮，侃侃而談，而老一輩則順從年輕人，說說笑笑，態度謙和”。想要約束年輕一代的人（如尼西阿斯），“這個社會就要起來指控他們，叫他們寡頭分子”。（ 柏拉圖：《理想國》，562c-563b.）施特勞斯認為，這種局面要到公元前413年西西里遠征結束后才終止，因為遠征的慘敗又使大批參戰的年輕人陣亡，再次改變了雅典城邦的人口結構和政治格局。許多先前激進的“年輕一代”此時已步入中年，西西里遠征的結局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這被巴里·施特勞斯稱為“向父輩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father），回歸到“父親的統治”（the rule of the father）。（Barry S. Strauss, Fathers and Sons in Athens: Ide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Era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 209-210.）

《伯羅奔尼撒戰爭》。

第二點是智術師運動沖擊了雅典傳統的價值觀。公元前5世紀中期，隨著普羅泰戈拉等人來到雅典并傳播新的思想，雅典社會的思想風氣逐漸發生轉變。在追求理性和智慧的名義下，雅典年輕一代，尤其是出身于貴族和富裕階層的年輕人，不再信服“馬拉松一代”和“黃金一代”所尊崇的傳統和習俗，對以往的城邦價值觀和父輩權威采取懷疑和批判態度。這動搖了城邦的政治共識和信仰根基。巴里·施特勞斯認為，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是權力“向父輩回歸”的過程中對這種思想運動的清算。蘇格拉底被雅典公眾認為是一位宗教上的革新者和智術師，因此他被起訴的罪名是“崇拜新神”和“敗壞青年”。在雅典公眾眼中，亞西比德和“三十僭主”中的克里提亞斯是這種青年人的代表。蘇格拉底所討論的思想“毒害”了他們。事實上，蘇格拉底未必如此。但是，審判蘇格拉底是雅典父親們重建城邦宗教信仰和法律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恢復“父親的統治”的關鍵一環。（Barry S. Strauss, Fathers and Sons in Athens: Ide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Era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209.）蘇格拉底很不幸成了雅典代際沖突過程中的犧牲品。他受審后被處死也為這場代際沖突畫上了句號。

張新剛對公元前5世紀后期雅典代際問題的分析側重于雅典帝國幾代人的基本面向和動態演變。（第390頁）我以為，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進一步的研究應直面雅典帝國失敗命運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為何“馬拉松一代”（前浪）和“黃金一代”（后浪）在精神氣質上具有繼承關系，而“年輕一代”（新浪）與前兩代人在政治傾向和思想觀念上發生了斷裂現象。對于一個正在擴張的帝國，激進民主運動和懷疑主義哲學加速了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引發老一輩人和年輕一代彼此很難達成共識，最終導致政治決策混亂和帝國覆滅。這能否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代際沖突”所留下的教訓？期待感興趣的同仁一同加入閱讀并提出高見。

撰文/白春曉

編輯/李永博

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