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生前曾預言：三戰若爆發，敢打美國的就3個，其中卻沒中國

在2023年5月的時候，在紐約為基辛格舉辦的百歲壽宴上。這位經歷過冷戰的老人被問到，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哪些國家有可能把戰火引到美國本土。聽說他的回答并非是當時輿論場中大家所熱議猜測的很多內容，而是說出了三個讓人感到意外的名字，分別是朝鮮、俄羅斯、日本。

我認為基辛格的這番判斷背后，有著他一生對國際關系均勢以及現實政治的深入理解。他經歷過納粹德國所帶來的陰影，作為難民逃到美國，從佛的學者轉變成為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以及國家安全顧問，主導了1971年秘密訪華的破冰之行。這樣一位懂得大國博弈邏輯的戰略家，他的視角常常能夠超越短期政治方面的喧囂。

他感覺到，朝鮮所采取的行為的邏輯或許是源自于一種絕望的理性。這個國家經歷了持續長達七十多年的高強度軍事壓力以及經濟封鎖，其發展的空間被極大地壓縮。當常規的生存通道全部被堵塞住的時候，發展極端的威懾力量或許被當作保障政權持續存在的最后一種辦法。基辛格曾經提醒華盛頓，要留意把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政權逼迫到絕境之后可能會出現的非對稱反應。

基辛格對于俄羅斯的看法，或許帶著一些歷史的悲憫之情。他目睹過冷戰后期蘇聯嘗試與西方進行緩和的努力，也清楚冷戰結束之后北約幾次擴大在東邊的領土范圍對俄羅斯戰略空間所造成的擠壓。一個擁有巨大核武庫的大國，如果覺得自身的生存空間被系統地壓縮，并且依靠常規的手段沒有辦法改變這種局面，那么它的核威懾在戰略決策當中的重要程度可能就會變高。這并不是說俄羅斯肯定會采取極端的行為，而是說結構性的矛盾正在積累風險。

最耐人尋味的或許是日本。從表面來看日本是美國在亞洲十分堅定的盟友，駐日美軍的基地在日本的領土各處都存在。但是基辛格仿佛看透了這種同盟關系之下所潛藏的歷史積怨以及對于戰略自主的渴望。從二戰之后的被占領情況，到經濟處于鼎盛時期時被迫簽訂《廣場協議》之后的長期停滯狀況，日本對于美國的情感可能是比較復雜的。基辛格或許擔憂，一旦國際秩序出現劇烈的動蕩情況，美國的實力呈現出衰頹的跡象，日本借助自身強大的工業以及技術方面的潛力，為了追求正常國家的地位，它的戰略選擇會存在不確定性。

基辛格將中國排除在那個名單之外。這與他晚年一直倡導的中美和平共處的立場是相同的。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內向并且喜歡深入思考，其戰略重點是通過經濟上的相互聯系、外交上的調解以及區域的整合來營造對自身發展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而不是主動去追求軍事上的擴張或者霸權的更替。他多次著重強調，中美之間的和平與合作是非常關鍵的，人類的命運就取決于這兩個大國能否找到和睦相處的辦法。

這么看來，基辛格所說的這個預測，其核心的警示或許并不在于具體是哪三個國家。而是提醒美國：真正的戰略風險，往往并非來自正面挑戰的強大對手，而是來自自身政策所催生的仇恨、所導致的背叛的信任以及所縱容成長的潛在變數。他在晚年不斷呼吁美國要克制盲目的對抗，要尋求與中國乃至其他國家進行對話，這是基于對歷史規律的那種深邃洞察。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這位百歲老人在生命臨近尾聲之際所留下的，不僅僅是一個大膽的預測，更是一面能夠映照美國外交政策潛在風險的鏡子。他借助其經典的現實主義視角，指出了國際政治中那種尖銳的諷刺：最致命的挑戰，有的時候并非來自于你所鎖定的那個對手，而是來自于你所忽視的角落，亦或是你自己所種下的種子所結出的惡果。

基辛格博士已經離世。他對于世界秩序以及大國博弈所展現出的智慧，尤其是認為中美關系應當作為壓艙石而不應該成為引爆點的遠見，是比較值得后來人去認真思考的。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時代當中，去弄清楚這種結構性風險，或許比僅僅害怕戰爭本身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