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扎堆開設的專業(yè)，是新“天坑”？

大二下學期，穆婷接觸到了她的第一門編程課Python編程基礎。現在回想起來，她覺得自己當時還帶著文科生的天真——寫個小程序，分析西方詩歌里各種意象出現的頻繁程度，或者做個華麗的圖表，展示文學作品里不同敘事階段所用的意識流手法。至少，代碼是服務于語言學習的。

穆婷就讀于某“雙一流”語言類大學的英語專業(yè)，目前是一名大四學生。她選擇英語專業(yè)的原因可能與很多人一樣：自覺有語言天賦，且想逃避自己不擅長的數學。然而入學一年后，這種文科象牙塔的幻想就被打破。

“大一專業(yè)課都是語言類常見的語法、聽力、泛讀等，課下會有大量的閱讀書目或者電影，短暫符合我對大學文科學習的浪漫想象。”穆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進入大二，絕大部分專業(yè)基礎課都已結束，選第二外語、英語專業(yè)四級考試、翻譯專業(yè)資格考試等門檻接踵而至。是繼續(xù)深入文學、翻譯等專業(yè)方向，還是“另尋高明”？

自教育部2020年發(fā)布《新文科建設宣言》以來，國內高校紛紛開設跨學科、跨專業(yè)新興交叉課程、多學士學位，推動文科與理工農醫(yī)的交叉融合。近兩年，不少高校都推出了“文科+AI”、AI輔修、AI類微專業(yè)等，南開大學今年首次試點跨學科輔修制度，將輔修專業(yè)修讀納入畢業(yè)基本要求。復旦大學去年設立了4個“外語+計算機”和23個“X+AI”的雙學士學位項目，已有210名學生進入培養(yǎng)。

面對新文科的洶涌來勢與外部就業(yè)壓力，高校傳統(tǒng)文科如何自救成了迫在眉睫的議題。北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程樂松認為，AI帶給文科的真正沖擊是，重復性、技巧性、程序性的工作將會被有效且全面地取代。真正該回答的問題是：文科還剩什么是無可取代的？

圖/視覺中國

“縫合感”仍在

穆婷在大二時撞上了ChatGPT等大模型的興起，她回憶，有一個學期的時間身邊的同學都在談論翻譯專業(yè)的沒落，甚至有人取消了翻譯資格考試報名。AI將文科長久的隱憂放到了臺面上：如果多年苦學比不上AI大數據一喂，這個專業(yè)還能帶來什么？

一些傳統(tǒng)文科專業(yè)也有類似境況。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終身教授、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會長胡曉明長期鉆研中國詩學，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古典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AI大模型已可以打敗目前95％的教授和博士生。例如駢文、賦或古體長詩，強調的是規(guī)范，詞匯的考究、語言的華美與用典，這些全部踩中AI的長處。據胡曉明估計，DeepSeek已掌握了300多種詩詞套路、2000多位古代詩人的風格，能夠像玩積木一樣將語料拼合組織起來。“大學里以寫賦高手自居的教授容易有失業(yè)焦慮，花幾十年研究的東西被AI一朝一夕就學會了。”

高校內部不是沒有改革。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首都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副院長郭英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幾年，國內高校外語專業(yè)的課程結構和研究范式都在發(fā)生明顯變化。本科語言技能課比重有所下降，跨學科課程顯著增加，如國際傳播、區(qū)域國別研究、數字人文、語言與AI等。研究也從以文本闡釋為中心，轉向現實問題導向與跨學科方法并行。

穆婷身處這樣的變化之中。但隨著選課增多，她發(fā)現，校內絕大多數面向文科生的跨學科課程不直接教授編程和算法，而只教概念，于是，她還是“老老實實報了人工智能技術微專業(yè)，從底層邏輯學起”。不知何時起，她開始感到自己的專業(yè)已成為代碼的附庸，優(yōu)勢也變成了“更快看懂外國文獻”。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傳統(tǒng)文史哲領域與新技術的結合是長期而緩慢的。北京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人工智能”雙學士學位項目今年開始招生，但據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理學院中文系教授趙勇觀察，在他熟悉的文學理論等老牌中文專業(yè)內，課程設置、教學方式尚未發(fā)生顯著改變。在胡曉明看來，許多文科教授到現在都沒有深度接觸過AI，也不會在課堂上嵌合AI手段或內容。他們對AI和新文科持審慎態(tài)度，并不是單純因為怕被“搶飯碗”，而是不相信AI能帶來助力。

近年來，國內高校新文科專業(yè)開始向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文科教育正跳出傳統(tǒng)框架，擁抱前沿科技。教育部今年3月發(fā)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yè)目錄》中增列29種新專業(yè)，其中就包括AI教育、數字戲劇等新文科專業(yè)。相比于直接改造傳統(tǒng)文科專業(yè)，胡曉明認為，這是大刀闊斧創(chuàng)新前必要的緩沖。

在郭英劍看來，要打造新文科專業(yè)，學生需要三類課程的支撐。首先是高質量的語言與文化基礎課，確保專業(yè)根基。其次是與社會議題、技術變革相結合的拓展課，這些課程在高校的專業(yè)內部已開展。再次是目前最欠缺的工具與方法論，也就是說，要教會學生理解并合理使用新技術。

數字人文是一個新興交叉學科，2023年正式列入教育部本科專業(yè)目錄，目前，全國有近20所高校開設了數字人文本科專業(yè)。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徐永明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開設這一專業(yè)的都是地方院校，“985”高校中還沒有開設數字人文本科專業(yè)的先例，浙江大學正在推行數字人文專業(yè)碩士，但進展很慢。徐永明面向文學院研究生開設數字人文專業(yè)課，講授重要AI工具、數據庫、地理信息系統(tǒng)等。

“數字人文專業(yè)就是用數字工具研究人文領域的問題，旨在培養(yǎng)兼具深度人文思考和前沿技術實踐的綜合能力。學生需要系統(tǒng)學習傳統(tǒng)文史哲專業(yè)的核心知識，同時也要掌握數據采集、編程、分析與可視化等技能。也就是說，本科階段就要掌握足夠的編程知識。”徐永明說。

正是出于這樣的“本領焦慮”，像穆婷這樣的學生才自發(fā)向AI靠近。那么，添加了諸多新技術相關課程的新文科專業(yè)，能否緩解這樣的焦慮？在山東某“雙非”高校數字人文專業(yè)大二本科生陳爍看來，似乎不然。他認為，和穆婷那樣修習相關微專業(yè)，甚至自學AI的文科生相比，自己在技能上沒有什么優(yōu)勢。

陳爍是該校數字人文本科專業(yè)首屆學生。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專業(yè)課程有很強的“縫合感”。從考核角度，技術類課程比如數據分析與可視化，看的是模型“跑分”，也就是準確率、代碼運行效率等。而人文類課程例如文藝理論經典選讀，考核仍是傳統(tǒng)的課程論文，考察觀點、文獻功底。他并沒有看到二者之間的橋梁。“即使我學會了用Python爬取歷代詩詞，也沒有人向我解答‘數字時代的文學性究竟是什么’。”

“歸根結底，數字人文不能只教‘工具’，不培養(yǎng)有想法的大腦。比如給AI一個題目，它能寫一篇漂亮的文章，但如何讓它按照你的意圖寫，給它喂養(yǎng)什么閱讀材料、提示詞和大綱，都依托于作者本身的文史功底。AI只是將想法變?yōu)槌醺宓拿浇椤！毙煊烂髡f。

2024年9月4日，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學組建了跨學院、跨學科、跨專業(yè)的課程團隊，在2024年秋季學期開設了首門AI課程人工智能通識。圖/中新

“技術工藝品”？

DeepSeek問世后，胡曉明幾乎每天都和它對話，有時甚至“掛在對話窗口一整天”。他以生活場景和所見所感為題，讓AI作詩，并與自己或學生的詩作比較。他將DeepSeek視作人機同題比較詩學的實驗室。

長期的比較實驗中，胡曉明得出了上述95％的結論。但剩下的5％，也就是AI所不及之處是什么呢？胡曉明總結為靈性。他認為，人類寫詩是有感而發(fā)，AI寫詩是任務，因此它沒有靈感，只有技巧。學習者永遠不能如AI般通曉古今中外，如果只是模仿寫作技巧，將導致個性泯滅與創(chuàng)造力的稀缺。

因此，AI除了給文科帶來沖擊之外，更讓整個文科開始審視紙面知識之外的學科內核。郭英劍指出，AI對外語學科最大的沖擊，并不是“是否還能干翻譯這一行”，而在于“為何還要學外語”。外語學科被迫要回應更高層次的問題：語言如何承載思想、文化與價值，如何在復雜語境中實現理解、判斷與溝通。高校與其考察學生會不會AI，不如考察其是否了解自身專業(yè)與AI的合理邊界，這需要全新的課程與引導。

浙江大學今年秋季開始推行人工智能導論的通識課，人文藝術專業(yè)的學生也要修習人工智能C類課程。相比于理科學生的A類課，C類課較少涉及具體代碼，只是整體介紹工具。徐永明認為，通識課的重要性在于讓學生知道什么是好工具，以及工具是怎么來的。

2024年9月20日，天津大學面向全體本科生推出通識課程人工智能導論。圖/新華

他舉例稱，DeepSeek這樣的通用大模型在回答專業(yè)領域問題時常常“胡言亂語”，不能用于深度語義交互。比如問某本書在圖書館哪里，大模型很容易檢索到，但如果要問“朱元璋是如何反腐的”，現有通用模型往往是從二手材料、著作中尋找答案，而無法從古籍里尋找記載。文科專業(yè)若要主動擁抱AI，就要先構建專有數據庫，這是文科生要首先掌握的東西。

在足夠聰明且專業(yè)的AI加持下，課堂生態(tài)才能做出改變。在胡曉明看來，新文科改革最重要的是改變學科生態(tài)，未來中文專業(yè)課堂上一定要有三個角色——老師、學生和AI，摒棄原有的老師講、學生聽的模式，而是三方共同討論。目前幾乎沒有這樣的實踐。而如果只是“文科+AI”的簡單交叉，文科生還要增加理科技能學習的負擔，他們中大多數原本很可能不擅長這些。“每疊加一個專業(yè)，都帶來一個知識無底洞。我對AI和編程都一竅不通，但我可以讓AI變成我的‘書童’，不斷討論、對話、學習、發(fā)現問題。”但在程樂松看來，文科生最好至少選修一門理科課程，培養(yǎng)數理思維。

因此，專業(yè)知識分配是新文科建設的一個重要議題。趙勇表示，僅看中文專業(yè)，每一個分支都有大量閱讀任務，四年怎么學都學不夠，如果學生還要學習其他領域知識，勢必要壓縮本就不寬裕的閱讀時間。

陳爍目前的許多專業(yè)課都采用項目制學習，學生分入各個小組，承接一個橫跨整學期的課題，比如“量化歷史語料中‘女性’與‘家庭’的相關性”。他感到，表面上看，這種學習的邏輯很清晰：閱讀盡可能多書籍，提取相關詞，建模分析。但實際上，為了中期展示，小組成員花費在PPT動畫、交互設計、圖表生成上的時間，往往遠超對核心人文問題的深度鉆研。他開始問自己：除了證明技術可行性，這一課題對文學作品中女性地位問題，是否提出了任何新角度，抑或僅僅制造了一件“技術工藝品”？

拋開一切形制，文科培養(yǎng)應回歸“非工具理性”。趙勇認為，理工科的研究思路是追求工具理性，文科雖然不應把理性排除在外，但更多思考的是工具的人文關懷。真實世界中的一切問題都和人有關，許多學者、思想者都在思考如何更加人性地生活，擁有世俗所不染的精神高度。情懷如果要在培養(yǎng)方案中作為紙面數據來衡量，本身就又返回了工具理性。“這不是文科的培養(yǎng)思路，是‘兩條道上跑的車’。”

在他看來，閱讀和寫作就像文科學習的一呼一吸，無法偏廢。本科階段應盡可能全面學習語言和文學，以培養(yǎng)興趣、積累知識為主，逐步建立自己的“根據地”。趙勇回憶，2005年，法國文學家讓-保羅·薩特去世百年，他被系里分配了一個思考薩特和存在主義的課題。“大概有一年，我一直都泡在薩特的存在主義書籍里，寫過超6萬字的課題報告。長期閱讀是建立‘根據地’的必要過程，‘根據地’越來越多就會連點成片，素養(yǎng)就豐厚起來。但可惜，現在的文科生越來越沒有時間做這件事了。”

相比考試，趙勇仍建議文科學生多進行文章寫作訓練，培養(yǎng)方案也應多以論文形式來考核。“真正讀了文學作品，審美、判斷力、鑒賞力會獲得滋養(yǎng)。而論文就能最大程度體現這些特質。”胡曉明也認為，寫文章能反映學生視野中的問題框架和問題意識，展示其展開思考和論證的過程，以及語言表達力。

培養(yǎng)“非標準件”

穆婷還沒有想好畢業(yè)后的出路，她時常焦慮，“文科專業(yè)素養(yǎng)積累不足，代碼又沒有理科生過硬”。她記得，一位英美文學專業(yè)課的老師把她稱作就業(yè)市場里的“非標準件”。

如何將其核心競爭力“變現”成為下一個問題。穆婷在本科階段參與了三段實習，除了通過本校申請的在圖書館數字中心的兩段實習外，還有一段當地某AI初創(chuàng)企業(yè)的AI產品崗位的實習經歷。她的經驗是，任何專業(yè)內標準化資質，例如在校成績、專業(yè)考試、各種資質考試，都不是企業(yè)看重的決定性因素。

她回憶，今年夏天她在該公司做遠程實習，團隊要優(yōu)化一款英語AI寫作助手的語氣。工程師們精通算法，但大模型對“幽默語氣”的理解，在美國同事眼中總是帶著刻板甚至冒犯。產品經理懂市場，卻無法向工程師精準描述“何為地道的、有分寸的英語諷刺”。

那一刻，穆婷站到了那個夾縫里。“我能看懂代碼，理解控制語言風格的技術路徑。同時，我本科積累的對英語語境、文化潛臺詞的敏感，讓我成了合格的翻譯者，把產品經理心目中那種‘略帶荒謬的夸張諷刺’，轉化為工程師能操作的提示語。工程師隨即順利生成特征詞和相應參數，形成幽默語氣的同時，將語句中可能包含的隱性歧視剔除掉。”穆婷說，雖然技術上全是工程師的功勞，但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想法”的力量，一種專業(yè)自信油然而生。

上海某游戲制作企業(yè)的一位AI產品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其團隊一直想找一位“提示工程師”。他描繪的崗位圖景和穆婷所說的類似，提示工程師須具備獨立的審美和判斷力，對游戲中AI交互所用語言有成熟的把關能力。這不僅需要抽象的品味，更要對敘事邏輯、情感表達、文化內涵有深度理解。“提示工程師要能和模型有效溝通，就像一個導演，能用演員明白的語言去指導他們演戲。越來越多的企業(yè)需要這樣的文科生。”

除了初創(chuàng)企業(yè)，文科生的能力在本專業(yè)仍有很大發(fā)揮空間。徐永明團隊開發(fā)了一個人文領域的智能知識服務平臺，已錄入超200萬條數據。目前，國內多所頂尖高校都在搭建和完善這樣的平臺。徐永明指出，文史類數據浩如煙海，國內古籍數字化工作還處于初期，大約有1/6的古籍完成了影像數字化，文本的數字化進程只有1/15，因為文言文的智能識別更困難。而真正的高質量數據，也就是按照文科研究標準，做了標注、標引、標點的數據，就更少了。

2021年12月7日，安徽合肥的一所大學內，古籍部修復師將修復后的書籍進行數字化掃描，提供可研究、易傳播的“數字化樣本”。圖/中新

“古籍的標引和標點是非常宏偉的任務，可能涉及好幾代人。現存古籍如果不進數據庫，古人的智慧就無法得到充分利用，AI也就無法真正變聰明。”徐永明認為，目前國內對語料建設的投入太少，大多由文科老師、學生來建設。而這正是潛在的文科生就業(yè)崗位。但這樣的崗位潛力尚未得到開發(fā)，首先，因為“大部分學生看不上這類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看得上的又都搞研究去了”。其次，市場上鮮有企業(yè)愿意投資高校圖書館的數據建設。

2024年7月6日，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期間，工作人員介紹AIGC古籍修復技術。圖/中新

同樣，其他文科專業(yè)的學生，未來也需要成為技術與所學專業(yè)之間的橋梁。在郭英劍看來，文科之本在于對意義、價值和人類處境的持續(xù)追問，技術可以提高效率，但無法替代對“重要”“正當”的判斷。文科人才不是知識的保管者，而是能夠在技術、制度與人之間進行解釋、協(xié)調與反思的中介。

胡曉明也強調了“發(fā)現意義”這一能力的重要性。他認為，無論是外部世界的意義發(fā)掘，還是自我內心的探索發(fā)現，都是多年訓練后潛藏在大腦中的基本文科素養(yǎng)。如果沒有人類個體對意義的持續(xù)追問，世界將是干枯乏味的。

趙勇則提到了一個更高層級的概念：人腦尊嚴。他解釋，不管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學術性寫作，“AI無法提供原創(chuàng)性，它生產的東西最終都以人類最頂尖學者的思想為藍本，這便是人腦尊嚴”。

（文中穆婷、陳爍為化名）

發(fā)于2025.12.22總第121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AI，文科的勁敵還是救贖？

記者：周游（nolan.y.zhou@gmail.com）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