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能熬死蘇聯，同理也能打敗中國？李顯龍說了句公道話，很中肯

2022年1月中旬，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布最新軍費報告的當天，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行一場封閉研討。主持人拋出問題：“既然美國曾耗死蘇聯，那把同一套劇本搬到中國身上能不能奏效？”話音未落，視頻連線的幾位亞洲學者面面相覷——這個設問似曾相識，卻又顯得相當過時。

先把時鐘撥回到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在克里姆林宮降下那一刻，冷戰宣告終結。美國的確在地緣競賽中笑到了最后，但仔細梳理，蘇聯垮臺更像是一場“內生性崩塌”。民族離心、經濟僵化、軍事過度擴張，任何一條都足以拖垮一個大國，三條合在一起便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幾根稻草。蘇聯的失敗，是自身硬傷與外部壓力的復合結果。簡單等式“熬死蘇聯=也能熬死中國”，邏輯上并不成立。

跳回現實。2022年5月24日的達沃斯論壇現場，輪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言。面對滿場政商精英，他先點開幻燈片，展示三組數據：人口紅利、產業鏈長度和外匯儲備。然后淡淡一句：“把今天的中國和當年的蘇聯相提并論，顯然欠缺對比基礎。”坐在后排的歐洲銀行家不禁低聲感嘆，“這話說得透亮。”李顯龍接著補充一句：“美國若想復制舊劇本，成功率基本趨零。”短短兩句話，成為當天最被媒體引用的“金句”。

民族凝聚力是繞不過去的話題。蘇聯由15個加盟共和國拼接，每個共和國內部又有多重民族劃分。一遇到經濟下滑，本就脆弱的共同體認同瞬間瓦解。1990年底至1991年初，波羅的海三國爭相宣布獨立，最終引發骨牌效應。中國情況截然不同。56個民族之間，國家認同居于首位。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法等配套政策，讓各族群眾在同一制度框架內共生共榮。不時出現的分裂主義火花，只要觸碰主權底線，立刻遭到全社會的強烈抵制。基辛格評價“中華民族遇強則強”，并非客套。

再看經濟結構。蘇聯長期堅持以重工業和軍工為軸心，忽視消費品和服務業。從1970年代起，石油美元短暫支撐了外匯收入，但中下游產業始終孱弱。到了1980年代末，街頭商店貨架空空，居民排隊購買日用品已成常態。對照今天的中國：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電商支付、5G通信、新能源汽車均位列世界第一方陣；外匯儲備多年穩居世界首位。就算外部環境收緊，龐大的內需市場依舊能形成“自我循環”。想靠貿易壁壘和科技封鎖迫使中國“脫血”，難度不言而喻。

軍事投入更是一大差異點。蘇聯在冷戰后期，軍費占GDP比重常年徘徊在20%左右。財政蛋糕越分越大，留給民生發展的空間自然被擠壓。中國的軍費增速與經濟總量基本同步，十余年間穩在GDP的2%上下。理性投入，重點投向信息化、智能化和海空遠洋支撐力量，不搞全面攤大餅式擴軍。結果是軍隊現代化不斷推進，財政卻沒有被掏空。就像李顯龍在接受日經新聞采訪時所說，“北京軍費數字聽上去龐大，但攤到14億人口頭上并不算離譜，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盲目競賽。”

再把鏡頭拉到國際舞臺。蘇聯在冷戰期間奉行陣營對抗思維，派兵進入阿富汗是一個拐點。十年戰爭消耗物資，更消耗國際形象。不少原本搖擺的國家紛紛疏遠莫斯科。中國堅持“不結盟”和“相互尊重”的外交準則，既強調主權也重視合作。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再到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都是基于互利而非陣營的項目。政策差異導致國際支持度截然不同，美國想打造一個“新冷戰聯盟”卻始終拉攏不齊隊伍，這就是現實反饋。

在達沃斯現場，有位西方學者忍不住追問：“李總理，如果美國手段升級，比如聯合盟友切斷高端芯片供應，中方是否會陷入被動？”李顯龍略作停頓，答得輕描淡寫：“任何供應鏈都存在瓶頸，但中國在補鏈、強鏈的速度超乎想象。”一句話，引來會場低低驚嘆。2023年，中國大陸自研28納米及以上工藝晶圓產能已覆蓋超過70%的國內需求。可能不夠炫目，卻足以保障工業心臟的穩定跳動。再往后，自主可控的比例只會繼續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內部并非鐵板一塊。軍方、國會、商界在對華策略上各有算盤。波音、特斯拉、高通等企業依賴中國市場；金融資本關注人民幣資產；心懷明年選舉的地方州長盯著對華貿易訂單。對立與合作此起彼伏，一邊喊“風險外溢”，一邊批量申請對華出口許可。外界往往只看到高調的國會聽證，卻忽略了每年數千億美元的雙向投資流。基辛格曾提醒，美國當然不愿意一個潛在對手崛起，但裂痕擴大到撕裂全球供應鏈，也會讓美國經濟受傷。

李顯龍的“中肯”，更像是一份現實主義備忘錄。新加坡經濟體量不大，戰略位置卻很要命，馬六甲海峽轉個彎就是中東與東亞能源大動脈，誰都不希望這條航線因中美對撞而風聲鶴唳。“如果兩頭大象打架，小草連喊疼的機會都沒有。”那位東南亞領導人的比喻雖然樸素，卻點出要害。東盟國家對中美兩大市場依賴度極高，任何強硬脫鉤都可能讓區域產業鏈瞬間斷裂。

回到美國“熬死”策略的可行性。所謂“熬”，無非拉長戰線、制造消耗、削弱對手的經濟潛力。冷戰后期，蘇聯國家生產總值與美國差距被倍速拉大，軍事投入占比卻反向膨脹，于是“軍費陷阱”一招見效。今天的中國，GDP規模超過美國的70%，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位居全球第一。經濟多元度、產業層次、內需體量均遠勝當年的蘇聯。想用金融制裁逼迫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外匯儲備和相對封閉的資本賬戶；想用油價戰術拔掉經濟引擎？中國能源進口多元化布局已持續十余年，且在加速新能源轉型。外部“熬”的空間，比對付蘇聯時窄得多。

有意思的是，歷史學者注意到一個細節：蘇聯1985年到1991年間對外貿易額一直不及GDP的4%，對外依賴度幾乎可以忽略；而當今中國外貿依存度保持在30%左右，對世界經濟貢獻巨大。如果美國真想讓全球供應鏈脫離中國，那么，它的盟友首先會遭殃——日韓斷芯，東南亞缺零部件，歐洲少市場。對比之下，未必是中國先“認輸”。

當然，中美相互競爭不可能止步。科技、金融、地緣、安全議題層層疊加，摩擦在所難免。然而，“全盤對抗”并非唯一選項。從1972年上海公報到1998年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再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兩國在博弈與協商之間摸索出眾多緩沖機制。基辛格說得直白：“雙方都無法消滅對方的存在，就只剩下如何管理差異。”這句話，道理并不玄奧，卻屢屢被忽視。

李顯龍在發言末尾回到現實訴求。“競爭不可避免，但別忘了把‘護欄’裝上。”他用英文說了一句俏皮話：“Better compete than collide.”（競爭，總好過相撞。）隨即會場爆出掌聲。掌聲背后，是多國代表對“大國相持”可能外溢的憂慮，更是對“不走老路”的期待。

蘇聯的解體提供了諸多歷史教訓，卻不構成針對中國的可復制腳本。時代背景、內部結構、外部環境都已大相徑庭。美國若執意以冷戰思維套用舊方程，只會落得“方程無解”的困局。事實證明，復制粘貼從來不是處理復雜國際關系的正確姿勢。李顯龍那句“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看似平靜，卻擲地有聲，給自詡戰略高手者潑了一盆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