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林彪的尖峰對壘

來源：《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撰文：顧保孜

攝影：杜修賢

1970年，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中期階段。“文革”初期的狂熱與混亂，在“祖國山河一片紅”，各地相繼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形勢下有所降溫。然而“左傾”思潮依然是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主旋律。毛澤東所希望的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理想模式能否實現?

一場廬山之爭，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由分歧演變為對峙……

▋1970年春天，毛澤東提議籌備召開四屆人大，在是否設立“國家主席”之職的問題上，他與林彪分歧凸現。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風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個桃紅柳綠，迷人而清新的季節。

不過那時候的北京城遠沒有今天繁華和喧鬧，大馬路上很少出現塞車與擁擠，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們視線里已習以為常。雖然“文革”的高溫已經在“祖國山河一片紅”中降下許多，可馬路邊那些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大幅宣傳畫依然給人炫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藥味濃烈的大標語讓這個古老都市充滿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揚的氣息。

人們駐足天安門城樓前，漫步天安門廣場上，或者擠身在長安街自行車的滾滾洪流之中，沒有誰會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會堂里正在發生的事情，也不會估量到它們會給明天的中國政壇帶來什么影響……

人民大會堂，這個象征中國政權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氣勢恢宏、莊重威嚴的建筑風格一樣，一系列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孕育于此、誕生于此，也終結于此。

1970年開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會議。他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開始進行修改憲法和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政治局會議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事宜的工作小組；再一個是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的負責修改憲法的工作小組。

毛澤東從1969年底外出到武漢、長沙等地視察，至今未歸。但他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絕對權威決定著中央的決策。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

“九大”以后，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已進入“掃尾”階段，政府工作和經濟工作都應恢復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進行必要的轉變。那么在適當的時候就需要召開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1964年底召開的，相距已有六個年頭……于是，1970年3月8日，遠在長沙的毛澤東將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派回北京，傳達他提議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

毛澤東此時提議召開四屆人大，是他繼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采取的又一個大的動作，也是他“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驟之一。

這一年，毛澤東77歲，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齡一樣成正比上升，身體狀況卻與年齡成反比下降,許多老年人的疾病開始顯露,老年人的思維模式也開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盡管這些還是老人體征的初級階段，但已在許多政要事務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的發動和推進……

籌備召開四屆人大遇到了第一個問題。如果按照我國憲法規定，國家要設國家主席一職。而國家主席劉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風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開封含冤離世。

那么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擔任國家主席，還是由他人來擔任國家主席，此事令毛澤東頗為躊躇。也許是對先前他和劉少奇“兩個主席”的不愉快往事揮之不去，他自己既沒有重新擔任這個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這個職位交給其他人——包括他“欽定”的接班人林彪。

當然，這個問題沒有難倒毛澤東。這位與眾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為歷史留下了別樣的一筆。

汪東興飛抵北京，將毛澤東的意思帶到了人民大會堂，帶到了政治局委員面前。汪東興如是傳達：要開四屆人大、選舉國家領導人、修改憲法，政治局要立即著手做準備工作。國家機構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現在看來要設主席只有林彪來當，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

汪東興傳達完后不等大家討論，便散會了。

如此簡單的幾句話，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過味來。“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這句至關重要也是最貼近毛澤東真實想法的一句話，沒有引起政治局委員們的足夠重視。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很快修憲小組成員陳伯達與張春橋在起草憲法修改方案中，產生了分歧與爭論。陳伯達主張應當放入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張春橋則主張刪去原有的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

毛澤東委托汪東興帶回北京的意見，卻讓遠在蘇州休養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是毛澤東。1959年4月，當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會議舉行時，毛澤東聲言為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決定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劉少奇當選為第二任國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又一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劉少奇1969年11月死開封，意味著國家主席就處于了空缺的狀態。

誰繼任國家主席呢？

按照當時的政治形勢，只有兩人可擔此任：要么毛澤東，要么就是林彪。

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當國家主席，如今年歲更大了，難道還會重新擔任此職？如果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則非他林彪莫屬了！

1962年2月27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盡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唯一的黨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載入黨章，不過，這個副主席之職，還填不滿林彪的權欲。他早就不滿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職位只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這種與“接班人”地位不相稱的狀況。出任黨的主席肯定是不現實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擔任國家主席卻不是不可能的。這里不僅有劉少奇的先例，此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打算更換接班人的意圖弄得林彪內心惶惶，對自己現有的第二把交椅沒有安全感。

據說，毛澤東在與林彪的一次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他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慮，然后話鋒一轉，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后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澤東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么樣？”弄得林彪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會兒林彪才反應過來，通過回答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轉彎抹角地表示：“還是要靠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從小就跟著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

林彪此時覺得只有通過設立國家主席，進而當上國家主席，才有可能進一步鞏固和捍衛自己已經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讓葉群對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

此話傳進毛澤東耳朵里，但他沒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讓秘書給毛澤東秘書打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答非所問。讓秘書回電蘇州：“問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種不受信任、大權旁落的感覺油然而生。此時夫人葉群給他提了一個醒：“怕是這次又和‘九大’一樣，要試探一下你吧？”

“九大”開幕式上，曾發生過這樣一幕：推選大會主席時，坐在主席臺上的毛澤東突然對著麥克風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邊，一聽此話，馬上反應過來，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

毛澤東搖搖頭，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連連搖頭說：“不好，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

全場代表的情緒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謙讓”調動起來，興高采烈地一致舉起手來擁護毛澤東擔任黨中央主席。

這一次是不是試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證明這一次不是試探。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寫出《關于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送呈毛澤東。毛澤東閱批了這一報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

4月初，毛澤東在審閱“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時，寫下一段意味深長的批語：“關于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澤東所指“無用”的東西和“引起別人反感”的話幾乎全是林彪提出來“頌揚”毛澤東的原話。

周恩來批示將毛澤東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圍內傳閱。林彪當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諳“善用兵者隱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與設立國家主席的關系，又要試探毛澤東的真實想法。毛澤東這個帶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沒打亂林彪的陣腳，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驟“進軍”——這一回他要來一次反試探！

因為他斷定，毛澤東既然早在1959年66歲時便辭去國家主席之職，絕不會在1970年77歲時重任國家主席！他這個時候拼命推崇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那么就意味著推薦自己擔任這一職務。

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揮手送別客人

▋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提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仍一意孤行敬請毛澤東“兼任”此職。

4月11日夜十一時半，林彪突然在蘇州讓秘書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掛電話。電話的記錄全文如下：

一、關于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于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林彪這三條意見，第一條是假話，第三條是真話，第二條是無所謂的話，他確實是不愿意擔任國家副主席！

就在接到林彪電話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給毛澤東遞交請示報告。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算上上次汪東興帶回的大體意見，這次應該是毛澤東第二次否定關于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如果上次有些含糊其詞，那么這一次應該是毫不含糊的。

可是，毛澤東沒有想到，林彪這一提議隨即得到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贊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則寥寥無幾。毛澤東越發不安，因為這種情勢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林彪此舉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時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漸豐，具有了呼風喚雨的能量。

恰在此時，國際風云四起，美國入侵越南的戰火不斷擴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態勢，中國外交斡旋在即，毛澤東在接到林彪建議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從武漢趕回了北京。

毛澤東一回北京就召開政治局會議，就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重申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他還引用了歷史上三國時期“勸進”的典故來敲打林彪及其黨羽：“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毛澤東談笑風生，而他的笑聲中飽含著尖刻的諷喻。

這是他第三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

不僅如此，他還特意做了周恩來的工作，幾次和周單獨談話，坦明自己的態度。毛澤東認為說服了他，就能帶動其他人。

周恩來馬上明白，原來他也忽略了“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這句話的深意。

“不設”——這才是毛澤東最根本最真實的思想和意圖！

最后，毛澤東干脆挑明，建議在修改憲法時，直接刪去在原憲法中的第二章第二節。讓新的憲法中沒有設國家主席的章節。

沒有了設國家主席的章節，“設”與“不設”就無從談起。按理，設不設國家主席之爭應該休矣。然而林彪，不服輸不放棄。權欲在心中作祟，他不愿死心，仍然一意孤行，再三提議懇請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他固執地認為，毛澤東最后一定會謙讓，會說：“請林彪同志任國家主席。”一旦有了這樣“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當然就達到了目的。

對于林彪的內心，毛澤東看得一清二楚。特別是這幾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黨內軍中拉幫結派，積極擴充勢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就連軍委辦事組成員幾乎也是他戰爭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馬。武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開他們的履歷表就不難發現，“四大金剛”都是跟隨林彪南征北戰，一路沖殺過來的生死至交。文有黨內著名的理論家陳伯達。理論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書葉群更像開了一個夫妻店。葉總是喜歡放大林彪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個屁她馬上能演繹成“急性腸炎”。林彪并不是一個喜歡出頭露面的人，而她卻能掌握好林彪必須出面的時刻。她和林彪的心腹們更是親密無間、周旋盡至。因為有了葉群這個“潤滑油”，林彪團伙越發顯得緊密團結，他們鑄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團……毛澤東不能坐視不管！

恰好這時，江青團伙開始對林彪權勢膨脹表示出明顯的不滿。特別是張春橋，每次討論修改憲法，都和陳伯達吵得不可開交。

而張春橋又被大家認為真正能體會毛澤東思想的人。

應該說，毛澤東的種種舉措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讓他明顯感到毛澤東對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說，以前高調提出讓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還有由衷的成分，那么從毛澤東第三次表明不設國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議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就是放的煙幕彈，言不由衷的背后是為捍衛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開的保衛戰。

攝影記者第一次走進毛澤東書房，他想起了拍攝標準像的往事。如今游泳池再也不見毛澤東游動的身影，那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可以供人休息的大廳。

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自從4月在人民大會堂拍攝毛澤東外事活動之后，不到一個月，再次接受拍攝毛澤東會見外賓的任務。

5月中旬，越南領導人秘密來華，先拜會周恩來，接著就要拜見毛澤東。

中央辦公廳決定拍攝此次活動的攝影記者還是杜修賢。

杜修賢秉承了陜北人的直性子，他一接到通知，馬上向辦公廳汪東興告急：“總理一個人的活動就夠我忙的，又加個主席……這怎么忙得過來呀！”

汪東興可不管這些，直言相告：“忙不過來也要忙，你是中央新聞外事攝影小組的組長，主席的外事新聞攝影你必須管起來！”

“那……我只是管主席一人？還是連同總理兩人一起都管？”

“當然兩人都管！”領導的口氣十分干脆，沒有商量的余地。

杜修賢不說話了，與其猶猶豫豫還不如干脆答應。以前有過幾位攝影記者先后負責毛澤東的專職攝影，現在他們都離開了。看來他已無退路，必須“真槍實彈”上場了。

進入中南海從事新聞攝影已經十余年的他，為領導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瞬間，那些傳神畫面早被億萬人民熟爛于心，呼之欲出，這其中也包括毛澤東早些時候的珍貴照片。

杜修賢對毛澤東的了解，更多是從取景器里獲得的。在他的記憶里，毛澤東很風趣，一舉一動都帶有詼諧的成分，特別是濃郁的湖南話，使得本詩意的語言更加悅耳同時也更加難懂，為此工作人員沒少鬧笑話，待毛主席明白他的原話已被別人理解得牛頭不對馬嘴時，他自己也會跟著大家一起大笑，絲毫沒有一絲責備之意。

他記得有一次，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天安門前的毛主席大幅畫像要更換，需要拍攝新的標準相片供畫家們臨摹，重繪一張巨幅畫像。

他們中央新聞組幾個記者就趁主席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之際，為他照一些正面像。那天大家早早地來到毛主席開會的東大廳外架好和照相館一樣的大座機，也用黑色蓋布遮擋著光線。中午，散會了，毛主席走了出來，用他特有的那種大步流星的步伐朝杜修賢他們走了過來。估計辦公廳主任已經通知主席要給他拍攝正面像。毛主席看看大家，看看那張空著的凳子，凳子后面的背景是三合板上蒙著一塊白布。

毛澤東沒有說話，徑直走到為他擺放的凳子前坐下。他表情嚴肅，好像在舉行什么重要儀式似的。

杜修賢知道主席不喜歡面對鏡頭，就趕緊對焦距，想早點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卻傻了眼：明明正面對著鏡頭的毛澤東，怎么眨眼工夫就轉了向，側著臉對著鏡頭。這是怎么回事？他還以為是椅子沒有放正，可是探出腦袋一看，椅子是正的，是主席自己側過了身子。不僅頭部側著，連整個身子都側著。

主席為什么要側著臉照相？是不是不喜歡面對鏡頭？猜來猜去杜修賢也猜不透主席的心思。一般標準照都是正面像，誰也不敢擅自做主給主席照側面像。大家在一邊直著急，可沒有哪個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杜修賢急中生智，干脆將大相機連架子端起來，順著主席的姿勢移了半個圈，直到又一次將鏡頭對準他。

不喜歡正對鏡頭的毛主席

毛澤東一聲不吭，滿臉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鏡頭，幸好沒有再側身子。他們趕緊利索地搶拍了幾張就關了機子，好讓主席早一點“解放”。誰知關了相機，毛主席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煙點燃，不緊不慢地吸了起來。

大家見到主席輕松的表情，也松了口氣。

這時有幾位年輕的服務員你拉我搡的，紅著臉磨蹭到毛澤東跟前，想和主席合個影。大家覺得她們非得碰一鼻子灰不可？結果令人意外，毛主席竟然樂呵呵地答應了，杜修賢趕緊抓起相機為他們照了起來。

這個時候毛澤東像換了個人似的，不僅正面而且笑容滿面地對著鏡頭，非常有耐心地和一個又一個服務員合影留念。

后來杜修賢老是琢磨這事，主席為什么要側著臉照相？

有一天，他在人民大會堂的墻上抬眼看見懸掛的馬恩列斯巨幅肖像，頓時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四人都是側著臉的相片！他使勁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腦勺，懊惱不已。為什么自己就沒有猜透主席的心思，為什么就沒有給主席照一張側臉的相片，哪怕就一張也好啊。

這以后，為了彌補自己的粗心。他有意識地多給主席照了些側面照片，但那都不會再是標準照。

很快，毛主席的正面像懸掛在了天安門城樓上。也許正是他們攝影者的保守僵化，給毛澤東留下了一個永久的遺憾，

1970年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與服務員合影

漸漸地，杜修賢也發現，只要不將照相機鏡頭筆直地對著毛主席，即使燈光忽閃忽閃的，主席也會談笑風生，神情自若。看來他并不是拒絕所有的鏡頭，而是喜歡記者在輕松快捷中拍攝他的政務活動。

毛主席住所位于中海湖畔，是一幢普通平房，面積也不大。卻有個十分響亮也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原來這里曾經是毛澤東經常游泳的地方。1966年“文革”爆發后，他和江青先后離開了老房子——豐澤園。江青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的10號樓，而毛澤東住進了游泳池。

杜修賢走到這幢普通卻不尋常的平房前，絕然料不到這是毛澤東一生最后十年的住所，也是他最后用鏡頭為領袖送行的地方。

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住地

毛澤東會見外賓的客廳也兼作書房。杜修賢第一次走進時，不禁好奇地環顧四周。書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腦海里所想象的那樣富麗堂皇、明光閃亮，甚至有點灰暗、陳舊，厚厚的紫色窗簾擋住了戶外的陽光，屋里亮著燈，使得本來就很簡單的陳設愈加簡樸。構成灰色主調的是那貼滿墻壁的線裝書，一排排一層層一摞摞磚頭似的書擺滿了環屋的書架，許多書里還夾著白色的紙條，這是讀書人留下思考和閱讀的記號，乍一看還真像商店貨架上的價碼標簽呢。

除了驚人的書“海”外，醒目的陳設要算客廳中間擺成月牙形的沙發和擠在沙發之間的三角茶幾。沙發旁擺著落地臺燈，茶幾上整齊地放著一摞紙巾、中華香煙、青瓷煙缸和青瓷茶具，茶幾下面有幾個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親切。

毛澤東從隔壁房間走了進來，杜修賢正背對著門測光，沒有看見，待轉過身時，主席已坐進了沙發里，他急忙放下相機，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動作……毛澤東似乎也沒有注意到他，正捧著一本厚書，目光透過手里的放大鏡，細細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動。

杜修賢和拍電影電視的兩位記者怕驚動主席看書，就悄悄地出來，到外面的過廳里等著。

過廳不大，一扇門通向外面，人們進進出出都從這扇門里走。過廳靠窗有排椅子和沙發，杜修賢和同事們一般就在這里等候活動開始。

毛主席的機要秘書這時走過來告訴杜修賢：“主席常夸你呢！”

“夸我？”杜修賢不相信地反問。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說過你手快……真的，你是主席點名要的將。”秘書的神情很認真，不像是開玩笑。

杜修賢笑笑，手快倒是他的一個特點，別人還在找角度時，他已經摁下快門了。

過了一會兒，外賓來了，毛澤東馬上放下書，十分利落地站起身，彎腰將煙頭按在煙缸里，大步向門口走去。

▋毛澤東以他永不服輸的姿態迎擊美國霸權勢力的挑戰。他秘密會見越南領導人的講話，就是后來著名的“5·20”聲明。

1970年，毛澤東看上去身板子還硬朗，臉色也紅潤，常從眉宇間流露出人們最熟悉的睿智與慈祥。

毛澤東這次秘密會見的是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黎筍。他們一見面就顯得格外親切，黎筍挽著毛澤東的手，一同走進客廳。

毛澤東隨客人一同落座。

杜修賢看見毛澤東興致勃勃，神采奕奕，心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幸福感覺。他一個勁地咔嚓、咔嚓，快門不住地響動……

會談氣氛顯得和諧而輕松，毛主席與黎筍就當時形勢下雙方關心的重大問題交換了看法。

1973年6月5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黎筍、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范文同。

看得出來，黎筍非常急切需要得到中國政府從政治、人道乃至經濟上的支持。為什么黎筍要來中國尋求幫助？這還要追溯到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發生的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政變。

政變是柬右派集團乘西哈努克出訪蘇聯之機在美國策動和支持下發動的。美國策動這場政變，目的是為了控制柬埔寨，但更主要的目的是通過在柬埔寨建立親美政權，摧毀柬越邊境地區的“越共庇護所”，實現其從西部包抄越南南方人民武裝，以改變他們在越南南方的敗局。

周恩來抓住西哈努克3月19日由莫斯科抵北京訪問的時機，鼓勵和支持他下決心同柬埔寨右派集團及美帝國主義進行斗爭。

西哈努克在中國政府和周恩來的鼓勵支持下，重新振作起來。5月4日，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宣告成立，號召一切愛國力量團結起來在柬埔寨開展武裝斗爭。

5月5日，周總理即致信柬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首相賓努親王表示祝賀。大概美國沒有想到，它這一做法非但沒有摧毀“庇護所”，反而將堅持民族獨立，主張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推向了反對美國侵略的前沿。

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救國戰爭很快在柬埔寨全面展開了。

這年發生的兩個重要事件，加快了戰爭的進程和規模。

一是4月24日，越南、老撾、柬埔寨以及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最高領導人舉行了印度支那三國四方會議。會議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三國人民在反對美國侵略，保衛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的正義斗爭中要互相團結、互相支持、互相合作。4月28日，我國政府就此發表聲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撾三國四方最高領導人會議。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并且把這種支持看作是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再就是4月30日，美國現任總統尼克松宣布向柬埔寨出兵，企圖通過發動直接戰爭，鎮壓柬埔寨人民武裝和“清除”在柬越邊境地區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裝力量的“庇護所”，并將戰火燒到老撾境內。

美國自從1961年入侵越南，扶植起南越傀儡政權，派出軍隊達五十萬人之多，對越南北方狂轟濫炸六年，所支出的巨大軍費已造成國內龐大的財政赤字，戰爭烽火燃燒了十年。新任總統尼克松原想通過擴大戰爭來解救美國的困境，誰料，美國將戰火擴大到了整個印度支那之后，不僅激起了印支三國人民同仇敵愾地開展抗美救國的決心，自己國內民眾反戰情緒也日益高漲。美國非但沒有走出困境，反而陷入了更大更深不能自拔的“戰爭泥潭”中。

黎筍就以上兩件事向毛澤東詳細介紹了目前印度支那抗美救國的形勢。

對于越南和印度支那形勢及國際形勢的發展，毛主席成竹在胸，他將自己精辟的論點和英明的預見交給來尋求幫助的越南客人。

1970年夏天，毛澤東、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身邊工作人員合影（后排中間站立者為杜修賢）

毛澤東充滿了自信。他說：“從當前的總體形勢看，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高潮已經出現。提出‘反對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號更加符合實際，更易為國際朋友所接受，也更能動員世界人民掀起反對霸權主義斗爭的新高潮。”

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很深刻地講了一段話，概括起來，主要是表明一個態度，兩個論斷。

一個態度是：堅決反對美國擴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戰爭，熱烈支持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斗爭精神，支持印度支那三國聯合聲明，支持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領導下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成立，支持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

這是繼我國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西哈努克親王的正義立場及其斗爭之后，我國最高領導人再次出面表明立場和態度。

兩個論斷：一是關于國際形勢的總體看法，他認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關于國際形勢總體發展趨勢，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

這個論點是毛澤東戰略思維中一個重要觀察思考的問題。他以戰略家的眼光預見性地感到世界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也在發展。通過世界人民的斗爭，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被制止。

再一個論斷就是著名的“誰怕誰”的理論。

毛澤東認為：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就驚慌失措。世界上許多事實都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毛主席這個論斷之后被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國戰爭勝利實踐所證明。

杜修賢作為在場的攝影記者，不僅親眼目睹了毛澤東面對國際風云變幻所表現出來的從容和自信，而且從他的鏡頭中感受到，這個聚集著偉人思想的小小書房，此時此刻就是影響全球政治風云的一個支點。毛澤東是以他不服輸的姿態在迎擊國際強大霸權勢力的挑戰和進攻。

1971年11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和由他率領的黨政代表團全體成員。

▋1970年5月20日，天安門再次迎來了一個震撼世界的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場支持印度支那抗美救國戰爭運動很快在中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對此，周恩來功不可沒！

為了配合印度支那人民的斗爭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反戰運動，周恩來親自部署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盛大群眾集會，請中央領導同志發表講話，會后再舉行群眾游行的大型聲援活動。

至于誰講話，周恩來一直在考慮。恰好毛澤東同黎筍的談話讓陪同在場的周恩來很受啟發。會見一結束，他馬上將談話記錄整理打印成文，交給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文稿大多出自副部長喬冠華之手，這次任務也交給了他。喬冠華接受起草“毛澤東聲明”的任務后，很快理出一個思路，將毛主席談話的有關內容加以集中，加個開頭、結尾，個別語句之間加點銜接詞，就是一篇渾然一體、氣勢磅礴的聲明。

一瓶茅臺酒再加一宿不睡覺，伴隨著窗外的曙光，喬冠華在聲明稿上畫上了最后一個句號。

周恩來馬上將聲明稿送毛主席處，由他親自審閱。毛澤東對喬冠華一蹴而就完成的聲明也十分滿意，簽上了“同意”的字樣。

后來有人將毛主席同黎筍的談話記錄與“5·20聲明”作了對照，感到毛主席的談話不僅思想深邃，哲理豐富，而且出口成章，語言生動，富有感染力、號召力；喬冠華筆墨雖然不多，但他的文采使毛主席的內部談話變成一篇公開的聲明，聲明稿中不僅完整地保留了毛主席談話的原意和原句，甚至原來的語氣(例如毛主席在談話時問的“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等，聲明中都原話照用)；而且使得莊嚴的文件中溢出清新的文風；周總理則以高深的戰略眼光和銳利的政治敏感準確理解和把握住了毛主席談話的精華，并且及時決策選擇適當時機向全世界公布。

周恩來“聲明”在握，決定于5月20日正式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公開發表。

1970年5月20日，這一天下午天安門廣場迎來了重大國事活動的時刻。首都各界群眾五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擁護毛澤東發表的“5·20”聲明。毛澤東率政治局常委和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西哈努克及夫人，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面對城樓下五十多萬集會的人群發表了這個著名的聲明。

1965年，毛澤東與首都人民一道聲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正義斗爭。

下午兩點，和煦的太陽照射在天安門廣場上，毛澤東、林彪等人出現在城樓上……頓時天安門廣場成了群情激昂的浩大海洋，極目遠望，廣場上人山人海，彩旗飛舞、反美、反戰的大幅標語鋪天蓋地，人們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聲驚天動地……這樣的場面，凡是經歷過“文革”初期的人并不感陌生，幾乎每個北京人都親臨過這樣聲勢浩大的集會，而且為此不斷地熱血沸騰。

此時城樓上的“正副統帥”全然沒有設不設國家主席之爭的不快表情，畢竟那是暗中使勁的事，在公開場合他們還是要表現出并肩作戰、親密無間的模樣來。但他們內心究竟是怎樣，恐怕旁人是很難猜測的。

大會由周恩來主持，宣布林彪宣讀經毛澤東親自審閱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

林彪喜歡拖著長長的有些病態的湖北腔，那聲音已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飄了好幾年……這次他的聲音經過麥克風的傳遞，在整個廣場上空回蕩：

“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帝及其追隨者不斷地發動侵略戰爭，各國人民不斷地用革命戰爭打敗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

聲明的標題《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人感到空前的強硬。讓全世界都看見，站立起來的中國人不是用交涉、要求、抗議的字眼對待美國，而是指名道姓地要“打敗”它！

眼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國活動讓杜修賢想起了1965年2月10日那個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爭的集會。那次集會人數有一百五十萬人之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與北京軍民一道聲討美國侵略罪行，堅決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爭。當時，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上，吼聲震天動地，紅旗高高飄揚，標語處處林立，十多個巨大的紅色氣球在廣場兩側騰空而起，上面懸掛著醒目的巨幅標語。天安門城樓前還有一幅長達幾十米的標語牌，上面寫著：“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美帝國主義從越南南方滾出去！從印度支那滾出去！從亞洲滾出去！從非洲滾出去！從拉丁美洲滾出去！從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滾出去！”

所不同的那次是“美帝國主義滾出去”，而這次是“打敗美帝國主義”。

從“滾出去”到“打敗”，表達了毛澤東對美國越發強硬的態度。蔑視強權，不畏強勢，渴望挑戰，這是毛澤東鮮明的性格特點。

宣讀聲明后，群眾開始游行，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興奮地看著沸騰的人群……

此時此刻的他可能沒有去想象對美國說“不”將怎樣地震撼世界！

這次集會之后，印度支那國家把中國看成最可靠的大后方，他們得到了極大的安慰和支持。原來懼怕霸權大國的中小國家也受到鼓舞，在他們心目中，毛澤東正邁著巨人般的步伐走向世界。

“5.20聲明”是毛澤東晚年發表的一篇著名講話，盡管今日國際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再次重溫這篇重要的文獻，仍然會感到強烈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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