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私德瑕疵否定專業價值，給醫者“戴罪立功”的空間

日前，銅仁市中醫醫院邀請有生活作風問題前科的祖某某教授坐診，消息發布后引發輿論嘩然，醫院最終緊急撤下通知并取消其坐診安排。這一事件的發酵，折射出公眾對醫者道德與專業能力關系的認知分歧。

在這場輿論風波中，一種“一棍子打死”的傾向值得警惕——如果沒有觸及違法犯罪，僅因生活作風問題就全盤否定一名醫師的專業價值，既不符合人才評價的客觀規律，也可能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正如有網友留言：“只是下半身犯了錯誤，如果沒有涉及違法犯罪，不能否定其上半身的能力。”

醫者的核心使命是救死扶傷，其價值核心在于專業技術能力與職業操守對生命健康的守護。生活作風問題屬于私德范疇，與醫療專業能力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負相關。

祖教授能被冠以“全國知名泌尿外科專家”的頭銜，必然在臨床診療、病癥研究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具備解決疑難病癥的專業素養。這種專業能力的形成，需要數十年的理論鉆研與臨床實踐沉淀，是醫療行業稀缺的寶貴財富。將私德領域的瑕疵無限放大，進而剝奪其發揮專業價值的機會，本質上是將私德與專業能力混為一談，陷入了“道德完美主義”的誤區。

從行業規范與法律邊界來看，對醫者的評價與懲戒本就有著明確的區分標準。《醫療機構工作人員廉潔從業九項標準》中，對收受回扣、過度診療、欺詐騙保等直接損害患者利益和醫療公平的職業違法行為，制定了嚴厲的懲戒措施，直至吊銷執業證書；而對于生活作風這類私德問題，更多屬于紀律約束和道德譴責的范疇，并非必然導致執業資格的剝奪。

這一規范設計的背后，正是基于“區分私德與職業行為、懲戒與救贖并重”的理性考量。若脫離法律與規范框架，僅憑公眾情緒就將有私德瑕疵但無違法行為的醫者“打入冷宮”，顯然違背了制度設計的初衷。

“戴罪立功”并非對私德問題的縱容，而是給予改過自新機會、實現資源合理利用的務實選擇。對于祖某某這樣的醫療專家，應建立“懲戒+監管+激勵”的機制：一方面，其生活作風問題應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與道德監督，形成明確的行為警示。

另一方面，應在合規監管的前提下，為其提供發揮專業特長的平臺，比如前往西部醫療欠發達地區工作，讓其以專業貢獻彌補私德瑕疵。這種方式既能彰顯對錯誤的零容忍，也能最大化發揮專業人才的社會價值。另據了解，此前作風事件的“女主角”，已經自行前往香港發展。

公眾對醫者道德的高期待無可厚非，畢竟醫者的職業特殊性決定了其必須承擔更高的道德責任。但這種期待不應異化為“道德綁架”，更不能成為否定專業價值的唯一標尺。

銅仁市中醫醫院的緊急撤回，或許是出于規避輿論風險的考量，但這種“一刀切”的處理方式，不僅浪費了優質醫療資源，也傳遞出“一有瑕疵即全盤否定”的消極信號。相比之下，更合理的做法是主動回應公眾關切，明確祖某某的整改情況與監管措施，讓公眾看到“懲戒到位、監管有效、價值利用”的完整邏輯。

醫療行業的健康發展，需要專業能力與道德素養的雙重支撐。對于有私德瑕疵但無違法犯罪以及醫風醫德問題的醫者，我們應摒棄“非黑即白”的極端思維，在堅守道德底線與法律紅線的前提下，給予其“戴罪立功”的機會。

這樣做既是對專業人才的尊重，也是對醫療資源的珍惜。畢竟，我們最終需要的，是能切實守護生命健康的醫者，而非完美無缺卻無法發揮實際價值的“道德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