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一名軍人轉業，同事意外發現他和偉人合影，軍人：請替我保密

1974年10月，北京的梧桐葉剛剛轉黃，撫順市政公司黨委書記毛萬才收到一封來自中南海的電報：若身體允許，請即刻來京。電報極短，他卻讀了許久，因為電報的落款不是別人，正是“三哥”。這個稱呼他從不在人前提，連夫人龐淑宜也只在自家小屋輕聲叫過。

時鐘撥回到1916年6月，韶山沖一聲脆亮的啼哭宣告了毛家的第十個孩子降生。老一輩說，最小的兒子往往要擔起照顧父母的責任，可命運顯然另有安排。9歲那年，小澤青跟著鄉親扛起兒童團的旗幟；15歲時，依照母親的意思，他與8歲的龐淑宜結成童養媳。窮孩子的婚姻少有浪漫，但少年人的善良能撫平艱難，那雙大手總是搶著干臟活重活，讓小媳婦免了繭疤。

家里篝火搖曳，母親常提起“三伢子”：這孩子讀書聰明，見誰苦就幫誰。母親絮叨得多，小澤青記得牢。1937年夏夜，山風夾著戰火的味道，他毅然離家奔赴延安，口口聲聲說去外地做生意，實際上是一頭扎進了抗大。

“干革命不是為了升官發財。”深夜窯洞里，兄長語氣緩慢卻清晰。毛澤青點頭，聲音悶悶：“三哥放心，我若存貪念，槍栓銹死。”那晚除了一句對話，更多的是沉默，兄弟倆借著昏黃的油燈，為犧牲的家人各自擦去淚痕。

延安歲月緊張又新鮮。白天，他搬運紙張、學算盤；晚上，把《論持久戰》抄了又抄。1938年春，他正式入黨，化名“毛萬才”，隔三岔五往西安倒騰貨物，賺來的銀元成箱送回邊區。炮火襲來，他被震破耳膜，左耳從此只剩嗡鳴。有人笑他命苦，他卻擺擺手：“留半只耳朵也夠聽命令。”

抗戰結束，部隊調他在晉綏、華北多個供給處任職。信件難得，寫來的永遠是幾句話：學習、工作、保重。每逢夜深，他在煤油燈下默背“三哥”的叮囑，字少卻重。

1949年8月，一位解放軍通信員把湘潭老家的消息帶到前線：家鄉解放了。毛萬才心里一熱，給龐淑宜回了第一封信，只寫了兩件事——革命即將勝利，快來長沙城外相見。兩人重逢時，龐淑宜哭得厲害，他一句“革命沒完”堵住了她所有委屈。

1951年，他升任佳木斯軍需股長。東北的冬天冷到裂口，可每逢搬糧，他第一個跳進倉庫。有人勸他別爭那口氣，他笑道：“手腳不動，腦子也遲鈍。”那年軍需倉庫考評，他帶的班組損耗率最低，戰士們悄悄在墻上寫下“毛股長猛得很”。

1953年秋，佳木斯小站來了一封匯款單和短短四字：努力學習。兵們一看寄件人，愣了半晌。毛萬才把信折好，放進軍裝內袋，自此再沒拿給誰看。

精簡整編很快開始。1954年，他脫下軍裝，調到阜新發電廠財務科。離開部隊那天，下了一場冷雨，他踩著泥水走進廠區宿舍，握住妻子的手說：“咱們換崗不換心。”同年深秋，一位同事要借算盤，誤開了他的抽屜，驚見一張泛黃合影：最中間那位正是全國人民都熟悉的領袖。

“這……照片是真的嗎？”同事聲音顫了。毛萬才低聲：“是家相冊，別往外說。”同事愣在原地，只聽到一句再三重申——“請替我保密。”

廠里消息畢竟難捂，零星的猜測像爐火旁飛出的火星，偶爾蹦一下，卻被他一句“沒影的事”壓下去。有人勸他寫信求調北京，“親兄難拒，總比在廠里抄賬本強。”他拍桌站起：“不改名，不走后門！”罕見的怒氣讓勸說者閉了嘴。

1956年，他調赴沈陽，又很快被派到撫順市政公司做黨委書記。那間60平米的小樓房成了全家落腳處，門口種兩株丁香，屋里一張桌子、一架算盤。每到晚上，龐淑宜就教孩子識字：“讀書，別給你們爸爸抹黑。”

1958年8月，毛主席視察撫順。市委電話通知毛萬才“明早來機關”。恰好那晚小女兒發燒抽風，夫妻倆守到天亮，不得不往醫院跑。等抱著退燒的孩子回家，才知道“三哥”已登車離開。龐淑宜一坐下就掉淚，他沉默很久，只說一句：“緣分欠一面，也得先把娃救好。”

此后的歲月里，合影依舊鎖在抽屜最底層，偶爾擦拭，也只是夫妻倆對視一笑。外人問起身世，他習慣揮手：“老百姓的事，哪來那些講究？”

1974年那封電報，他終究沒能兌現赴京的愿望。數日后，電報員再次敲門，帶來新的口信：領導身體有恙，暫不接見。那一刻，偌大的屋子靜得只剩掛鐘嘀嗒。龐淑宜握住丈夫的手，輕聲卻篤定：“三哥要緊張，全國更要緊。”

合上電報，他把那張老合影取出，折成郵票大小，放進筆記本夾層。抽屜鎖好，鑰匙輕響，他自言自語：“秘密，就讓它安穩陪著我干完本職，再說其他。”